當我站在墓碑前，聽同行人介紹，僅僅是這片墓地就埋葬著2200個紅軍，加上周圍山頭的幾個墓地，不到方圓十裏的地方，就安葬著7800名紅軍戰士時，心裏壹陣悸動。我想他們都是誰？他們都是怎樣的人？他們就這樣長眠於青山之中了嗎？
我不知道張崇魚是否和我壹樣產生過這樣的悸動。
1932年，紅軍從鄂豫皖進入大巴山區，幾場惡仗下來，紅軍傷亡很大，受傷的紅軍就被送到這個叫王坪的大山裏，住進紅軍總醫院。我從圖片山看到，所謂的住院部，就是農家的土房子。當時紅軍藥物奇缺，糧食稀少，傷員住進醫院，不過是來到壹個安靜的地方躺著，幾乎沒有治愈的可能，除了那些命大的，大多數人，或者說絕大多數人，他們就在這裏靜靜地死去。真是靜靜的，70年後仍然是那麽靜。
這段歷史，張崇魚太熟悉了，他可以倒背如流。
在他們中間留下名字的，或者說名字被刻上墓碑的，只有40位團以上的軍官。我們壹壹走過他們的墓碑，看他們的名字，他們真年輕啊，只有二三十歲的年紀。那些沒有留下名字的士兵也許只有十幾歲。
當然，紅軍也為他們建立碑，那是壹座高約十米的墓碑，碑體通紅，上面刻著黃色大字：萬事光榮，紅四方面軍英勇烈士之幕。
我想，張崇魚即使不是在這裏產生最初那個念頭，至少也在這裏堅定了他的念頭。十年前，1992年，剛剛退休的張崇魚從紀念紅軍入川60周年大會上得知，巴中地區有12萬人參加紅軍，4萬人犧牲，他壹下子被震動了，當即就產生壹個讓人吃驚的念頭：要用自己的晚年建壹座紅軍碑林。也就是說，他把剩余的生命，全部用來尋找那些無名烈士和流落紅軍的姓名，然後鐫刻在石碑上。
談何容易！
畢竟是光已經流失了半個多世紀。
但張崇魚說幹就幹。除了找有關部門查閱資料檔案，他還壹個個地尋訪那些尚健在的老紅軍，請他們回憶自己失去的戰友，說出那些名字。在成都某幹休所老紅軍 劉祺的家裏，張崇魚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劉祺當天夜裏就失眠了。往事如青山不老。劉祺曾經是壹名紅軍醫生，他腦子裏走馬燈似地冒出壹個又壹個戰友的面容，還有那些他救治的傷員。他們親切的笑容，栩栩如生。他生怕自己忘了，索性坐起來寫在紙上，想壹個寫壹個，壹直追憶到淩晨兩點，壹***回憶起42個名字。他莊重地將這些名字交給張崇魚，張崇魚莊重地將這些名字帶回巴中。不想沒過兩天，劉祺的信又跟著來到巴中，原來張崇魚走後，他又回憶起12個紅軍戰士的名字。
張崇魚就用這種方式尋找那些丟失的名字。他和他的同事先後60次探訪紅軍走過的路線，途經29個省、市、自治區，行程將近30萬公裏。拜訪了1800多名老紅軍將士及親屬，查詢了600多個與之有關的單位，壹個個的，十個二十個的，壹天天的，壹年兩年的，大海撈針般的，搜集到了10萬個紅軍將士的名字！準確的數字是101068名。這中間，他和同事十上北京，坐火車、住地下室。路途上被車撞過，被小偷光顧過，甚至被當騙子抓過，忍饑受凍風餐露宿更是家常便飯，但他們堅持了10年！
張崇魚他們將找到的這10萬個姓名，鐫刻在了巴中城內南龕山頂上，他們在那裏建了壹個川陜蘇區將士碑林，壹***用了3388塊石碑，每塊石碑高1米2，寬60厘米，他們壹排排地站立著，站成立碑林，上面那些整齊的名字，也像壹片森林，壹片生命之林。
細雨蒙蒙，石碑上濕漉漉的，但壹個個名字清晰無比。我看見了黃二毛、廖狗兒、張二牛、張四娃、劉幺娃，我還看見了女紅軍鄭呂氏、呂宋氏。我發現在陜西籍的紅軍戰士名字裏，叫“娃”的特別多。
在最後壹塊墓碑上，我看見了新的痕跡，有5個新添上的名字，他們是王世雲、羅元洲、南存貴、李敬忠、王天甲。張崇魚告訴我，這是今年春節後剛剛刻上去的，是內蒙古軍區原副參謀長李子金（81歲）寫信提供的。張崇魚還說，有的老紅軍為了回憶這些戰友的名字，給他寫的信有三四十封之多。他們在回憶戰友時也回望了自己的壹生。
張崇魚站在這些碑林中，就像站在自己家裏。
他和他們就像親人。
張崇魚，1939年生，曾當過中學教師，區辦公室主任，副區長，區委書記。身高1米60，體重不足50公斤。他現在成了這十萬姓名的守護者，或者說，他做了這10萬紅軍戰士的戶籍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