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推算，按照如今的嬰幼兒性別比例，到2020年，中國處於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3000萬到4000萬，這意味著平均5個男性中將有壹個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說，20年後將有數千萬男子面臨光棍兒困局。
如果說“單身”壹詞代表著瀟灑的話，那麽“光棍”壹詞就有更多無奈的味道。
剛過完25歲生日的佟飛宇，將自己的博客命名為“光棍”。這位“80後”壹代的陜西小夥並不想過早談婚論嫁，但父母卻已樂此不疲地給他介紹女朋友。
在父母的督促下，“找老婆”成為了佟飛宇生活中壹個必然選項。然而讓他苦惱的是：找老婆越來越難。
“難”來自女方提出的要求越來越高，除了身高、相貌這些先天條件外，收入、經濟基礎等後天條件也更加苛刻。但“80後”的佟飛宇工作還不到5年，“有車有房”的擇偶條件讓他自尊心受挫，同齡女孩更傾向於選擇年長的、有壹定經濟基礎的男士，而“80後”的佟飛宇只能面對這種尷尬的現實。
這種女孩子不容易與同齡男孩婚配的現象，被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專家稱為“男性過剩的婚姻擠壓”，歸根結底是由男女性別比例失調造成。
20年後，中國將有3000萬光棍兒？
就在佟飛宇寫博客敘述自己苦惱的同時，陜西省社科院社會學所“陜西省人口戰略研究”課題組，正在分析眾多與佟飛宇處境相同的青年人的情況。陜西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江波說：“隨著‘80後’壹代進入婚配年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問題凸顯出來，表現就是男多女少。適齡男青年不容易找到結婚對象，這是20多年前嬰幼兒性別比例失衡的反映。而對現在0—4歲嬰幼兒的性別比例調查的結果，反映出的問題比現在更嚴重。這就意味著，從現在起的數十年，我國將面臨性別比例失衡的嚴峻形勢。”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喬曉春教授告訴《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出生人口性別比，是反映嬰兒出生時性別結構狀況的統計指標，即在出生100個女嬰時，男嬰有多少個。在不受人為幹擾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出生嬰兒性別比是基本壹致的，壹般在104－107範圍內，即每出生100個女嬰時，男嬰為104個－107個。也就是說，出生人口性別比在102-107之間為正常範圍。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的出生性別比開始出現失調，進入90年代之後越來越嚴重。90年代以來，我國人口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特別是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升高。
根據陜西省計生委《2006年人口與計劃生育統計報表》顯示，陜西省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是125.15（正常值103—107），2005年全國1％人口普查數據為130.7。陜西省計生委副主任張東武說，出生人口性別比居高不下，給社會穩定、和諧帶來了嚴重負面影響。再加上生育旺盛期婦女（20—29歲）的增加，人口老齡化等問題，人口計生工作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復雜時期。
人口比例失調並不是陜西省壹個省的問題。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目前全國男女出生性別比為116.9：100。陜西省是出生人口性別比高於120的全國11個省份之壹，全國有5個省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甚至高達130以上。海南省出生嬰兒男女性別比為135．64：100，居全國最高水平，出生人口性別比壹直居高不下，已經成為海南計生工作的“老大難”。
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還表明，不僅農業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別比較高，非農業人口的出生性別比也呈升高趨勢。壹些省份不但二胎、多胎的性別比升高，壹胎性別比也出現偏高的態勢。
有人做過這樣的計算，按照如今的嬰幼兒性別比例，到2020年，中國處於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3000萬到4000萬，這意味著平均5個男性中將有壹個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說，20年後將有數千萬男子成為光棍兒。
這種測算並不是危言聳聽。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張維慶主任在接受訪問時談到：“我們也在進行測算。我們覺得如果現在采取措施，遏制住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勢頭，到2020年，中國的男性可能比女性多2400多萬人。”
我國人口比例的問題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註。不久前美國出版了壹本書《光棍》，書中稱人口性別比例不平衡問題將是今後中國可能面臨的巨大挑戰。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喬曉春教授說，雖然我國學者對於書中的觀點不認同，予以了反駁，但無疑，性別比失衡問題已經嚴重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
光棍兒不僅僅是婚姻問題
“光棍兒，不僅僅是個人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不僅僅是婚姻問題，也是社會再生產問題。”這是陜西省社科院人口戰略研究課題組的主要觀點之壹。江波副所長說：“男女性別比例失衡，首先表現在婚配問題上，受到沖擊的當然是社會穩定狀態。”
課題組認為，人口比例失衡首先帶來婚姻性別擠壓問題。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別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過剩的婚姻擠壓會越來越嚴重。這可能產生的壹個表征就是“老夫少妻”增加。
廣東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李若建教授認為，再過15到20年，某壹性別比失衡的年齡組中，壹部分男青年由於找不到對象，只能到下壹年齡組的女青年中找。如此循環下去，形成男性初婚年齡推遲，女性初婚年齡提前，夫妻年齡差異可能在五六歲之間，甚至更大，“老夫少妻”現象將不再是個別現象。
李若建教授說，原來有壹種說法，認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過婚齡差的拉大來解決未來婚齡年齡段人口的婚配問題。但在嬰幼兒人口性別比持續上揚的情況下，這種結構性和累積性的失衡，就很難想象“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齡小的女性人口中尋找配偶”這種解決辦法的可行性。因為“大哥哥同期群”與“小弟弟同期群”之間為爭奪配偶而發生的人口沖突，會愈演愈烈。
第二個沖擊表征就是，由於“女少男多”，同齡女青年無形中提高了與同齡男青年的適婚條件，這不利於遏制社會上“拜金”等不正之風。第三個表征是容易滋生買賣婚姻、拐賣婦女等不道德和醜惡的社會現象，家庭和社會不穩定風險系數便會不斷增大。
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田雪原認為，除了婚姻性別擠壓問題本身，出生性別比失衡還會產生就業擠壓問題。未來壹二十年裏，男性勞動力過剩，男性勞動就業將變得更為困難，隨之產生就業性別擠壓，又會產生壹定量的無法就業男性群體，這將給社會穩定帶來很大沖擊。
另外，如果出生性別比升高得不到糾正，還會帶來養老保障結構問題。我國目前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而鑒於目前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實際，田雪原副會長預測，40年以後過低的老年性別比將會升高。
據課題組研究，陜西省乃至全國出現性別比例失衡的具體原因雖有不同，但深層原因都與“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相關。從某種角度上可以說，壹個地區的出生性別比越高，表明這個地區選擇性流產掉女胎的程度越嚴重，也表明這個地區重男輕女的程度越嚴重。
據調查，陜西省出生人口性別比略高全國水平，但地區差異也比較明顯，其中陜北最高，關中次之，陜南最低。男女比例失衡主要發生在縣以下的農村地區，如陜西省岐山縣計劃內二胎新生兒男女性別比高達253.5：100，這個縣內青化鎮南陽村、焦六村、孫家村，蒲村鎮魯家莊村，鳳鳴鎮陵頭村，雍川鎮脫家原村、小營村等7個村自2001年起連續3年間出生的計劃內二胎竟沒有壹個女孩。
陜西省人口戰略研究課題組發現，造成出生人口比例失調加劇的直接原因來自“二胎出生性別比高”，而這壹現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將會愈演愈烈。因為上世紀70年代以來形成的數百萬獨生子女群體將進入婚育高峰期，這些人按政策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形成政策性生育回潮，必然導致出生人口結構性的回升。現在所使用的非法胎兒性別鑒定將市場普遍鎖定在二胎生育上。
課題組的研究也與海南省的情況吻合。據海南省計生委調查，海南出生嬰兒男女比例失衡呈現三大特征：壹是政策規定可生子女越少，夫婦們獲得生男孩的機會越小，他們想生壹個男孩的意願就越強烈；二是政策允許生育的數量越少的人口群體，生育男孩的意願越強烈，出生嬰兒性別比就越高；三是社會地位、經濟收入高的人口群體，在對胎兒性別進行鑒定選擇時，用權力或金錢與生物學技術進行了交換，導致出生嬰兒性別比高。
喬曉春教授分析，海南出生人口性別比居高不下，其原因也比較有代表性。部分城鎮和農村的家庭，因為沒生男孩導致夫妻反目、家庭破裂。因此，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鑒定大行其道。
在出生人口比失調的深層原因上，張維慶主任分析了三個原因。他說：“第壹個原因就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奉行儒家道德為主的傳統文化，男尊女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另外農村有家族觀念，男孩子可以傳宗接代，女孩子嫁出去就是潑出去的水。這個問題的解決絕不是壹朝壹夕的事情。第二個原因，我認為是我們社會保障體系滯後。比方說，壹個農村家庭生了女孩子，女孩子出嫁以後，老人怎麽辦？農村生產力又低下，他老了以後誰來管他？第三個原因，我們整個國家在倡導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方面缺乏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比如，就業歧視等問題仍比較嚴重。”
從醫療技術角度上，B超的應用為性別選擇提供了可能性，而使用B超進行非法性別選擇的法律成本甚至比醫學成本更加低廉。廣東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李若建教授說，自從B超在80年代中期傳入中國之後，預先知道胎兒的性別成為很容易的事情，而我國人工引產不受限制，因此選擇胎兒性別成為可能。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鑒定，是男性就生下來，是女性就終止妊娠。B超的費用和引產手術費用不過千元，相對來說，性別選擇的醫療成本比較低。
“事實上，我國法律規定了禁止進行胎兒性別鑒定條款、很多專項法律涉及母嬰保護，但我國目前的現實是，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鑒定的違法成本很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飛宇說。
劉飛宇教授說，法律上牽涉到處罰規則的有《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35條和第36條規定。違法所得壹萬元以上的，處違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壹萬元的，處壹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款。但相比巨大的經濟效益，這種經濟處罰仍不能有效遏制非法胎兒性別鑒定的進行。
此外，劉飛宇教授說，法律規定“情節嚴重的，由原發證機關吊銷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然而刑法中對打擊實施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的行為沒有規定。刑法有關條款的規定，只適用於無執業資格的人。但實際上，壹些具有執業資格的醫生或單位正是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主體。
多管齊下扭轉男多女少
如何有效解決這個問題，也是國家人口戰略研究課題組的項目之壹。據調查，針對“低成本的性別選擇”現狀，各地在性別選擇的各個環節采取了諸多嘗試。張維慶主任談道，現在國家人口計生委和財政部***同搞了壹個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輔助制度，對農村獨生子女和雙女戶家庭，父母年滿60周歲，每人每年不低於600塊錢的獎勵輔助，平均下來每月50塊錢，夫婦兩個可以拿到1200塊錢。這樣通過社會保障的措施來抑制性別偏好。
海南省的做法是，從2003年6月起統壹實行憑證引產制度。沒有持縣級以上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或縣級以上醫療保健機構出具的手術許可證明的，任何機構壹律不得實施中期以上人工終止妊娠手術。
來自深圳市衛生局的信息，深圳市為貫徹禁止胎兒性別鑒定的規定，出臺了管理辦法，規定凡配有“B超”及染色體專用設備的醫療或計生技術服務機構，均要簽訂不得從事胎兒性別鑒定的責任狀，壹旦違規，將嚴厲追究當事人及法人的責任。並且增加舉報環節，對舉報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經查證屬實的，給予舉報人物質獎勵。
陜西省為“標本兼治”，招標進行課題專項研究，提出三階段的系統規劃。2006年至2010年為治理工作的第壹階段，這個階段以行為約束機制為主，努力消除侵害女嬰和女孩生存權利的行為，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勢頭；2011年至2015年為第二階段，2016年至2020年為第三階段，重點進行制度的完善，形成多部門有效合作機制，並將“關愛女孩”活動擴展、深化。
除此之外，社會上對於制定“非法胎兒性別鑒定的刑事責任”條款的呼聲日益高漲。張維慶主任曾在工作會議上說：“我們將爭取在《刑法》修訂中，增設有關條款，加大依法打擊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行為的力度。”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郁美蘭向全國“兩會”提出《盡快制定禁止選擇性別終止妊娠法規》議案，呼籲必須盡快對此專項立法、完善刑事責任條款。
據了解，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分組審議刑法修正案（五）草案時建議，盡快對刑法有關條款作出修改。目前法學界對刑法有關條款修改意見傾向於兩點：第壹，明確規定懲處實施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等違法行為；第二，明確不論是否具有執業醫生資格，只要是違反了相關法律，都可以成為犯罪的主體。
專家還特別提出建議，新的條款要有前瞻性。因為現在已經有分離X、Y染色體的技術。如果這種技術被用於人類，就可能使母親直接懷上男性胎兒，因此法規不僅要禁止采用B超進行胎兒性別鑒定，還要嚴禁運用各種生物技術手段來破壞胎兒性別平衡。
張維慶主任說，面對20年後，中國將有數千萬光棍兒的問題，主管計劃生育工作多年的他無法輕松，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來說，這都不是壹個輕松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