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歲這壹年，她在電影《我和我的父輩》中初執導筒，導演其中的《詩》篇章，講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航天人的故事。
| 作者：許曉迪
公元14世紀，壹個叫陶成道的明朝人，決定實現自己的飛翔夢。他坐在壹張捆綁著47支火箭的椅子上，手持兩個大風箏，用生命向天空發射了人類的第壹次火光，硝煙散盡後，粉身碎骨。
中國人對“飛天”的熱望刻在 歷史 的長河裏，從木鳥到竹雀，從紙鳶浮遊到硝煙騰空。哪怕在壹窮二白的年代——零下30攝氏度的呼嘯北風、漫天飛揚的黃沙，窩頭和鹽水是三餐，破舊的土坯房是居所，也不忘向天空和星宇傾訴衷腸。這樣的歲月，被中國航天界元老戚發軔院士評價為：壹種艱苦而幸福的生活。
在即將公映的電影《我和我的父輩》中，《詩》這壹單元講的就是這群航天人的故事。
中秋節那天，主創團隊在北京航天城舉行了壹場放映活動，88歲的戚發軔含淚看完了片子。他想起那壹天在酒泉基地，“東方紅壹號”點火後芯箭分離，搞火箭的同誌興奮得跳了起來，他卻不敢高興。等衛星繞了半圈到達喀什站，他才跳了起來，那是終身難忘的幸福。
導演是壹位“新人”——章子怡，從影22年，合作過張藝謀、李安、王家衛、馮小剛、吳宇森等各大名導，拿過金雞獎、百花獎、華表獎、金像獎、金馬獎五大“影後”，在42歲這壹年，初執導筒。在《詩》中，她展現的是黃沙漫天與星空蔚藍下，壹個四口之家普通而悲壯的故事。而在他們背後，是壹群啃著窩窩頭、與炸藥為伍，卻夢想“在天上寫詩”的航天人。
對章子怡來說，第壹個難點是找到故事的原點——航天人的事跡浩如煙海，哪壹個更打動人心？
她做了大量人物采訪，8個月的時間，底稿素材生成了十幾版：義無反顧投身科研的夫婦、發射基地小學裏默默教書的校長、科研家屬院裏做風箏想讓八音盒飛上天的孩子……每壹個都通向無數的可能。
直到“火藥雕刻工”徐立平的故事進入她的視野。固體火箭發動機是運載火箭和導彈裝備的“心臟”，裏面裝滿橡膠壹樣的燃料，徐立平的工作就是用刀具為燃料整形。這是壹道極為精細、危險的工序，幾克的燃料就能劇烈燃燒，徐立平卻要在幾百公斤燃料的包圍下，雕刻出誤差不超過0.2毫米的火藥藥面。如此30多年，他的身體因長時間保持壹個姿勢而畸形地扭曲，頭發也因頻繁接觸火藥而越發稀少。
“每壹次落刀，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跳。”這是2015年《感動中國》授予徐立平的頒獎詞。章子怡被這個工作所吸引，繼而發現了壹群為發射“中國第壹星”篳路藍縷卻隱於幕後的航天人。
“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見、聽得著。”這是中央對發射第壹顆人造衛星提出的要求。上不上得去，要看長征壹號運載火箭能不能把衛星送上去。壹級、二級是液體發動機，已試驗成功；難的是第三級固體發動機，國際上嚴密封鎖技術，壹切靠自力更生，摸著石頭過河。
1965年，當烈風拂過內蒙古的戈壁草灘，壹群外省青年來到這裏安營紮寨，秘密開展壹項代號為651的工程——研制第三級固體火箭發動機。這裏常年風沙彌漫，每跨壹步都會被流沙阻滯著後退半步，腿肚子不久就酸疼僵硬。全體幹部職工，壹邊搞科研生產，壹邊自己動手脫土坯，在荒坡野嶺上蓋起“幹打壘”，壹年四季，基本靠窩頭、土豆和白菜果腹。
50多年後，章子怡帶著劇組來到這裏拍攝，將已成為斷壁殘垣的“幹打壘”和小學校，復原成原來的模樣。當年在內蒙古工作的第壹代航天人、76歲的高崇武來片場觀摩時，壹下“好像穿越了時空”。攝影機架在他和同事們住過的房子裏，演員們忙碌在真實的發動機試車臺。防爆墻鋼筋裸露、斑駁陸離，是當年被上千度烈火煆燒留下的累累傷痕。
高崇武為章子怡講了很多發生在這裏的故事。他最難忘的人是總工程師楊南生。1950年，楊南生放棄英國的高薪聘請，輾轉回國，紮根荒漠。他的壹條腿患上嚴重的坐骨神經痛，就用另壹條好腿蹬著破自行車，每天頂著大風“沙漠走單騎”。那時沒有高速攝影機，為了弄清發動機失敗的爆炸點，楊南生常站在壹墻之隔的觀察窗後仔細看。透明的有機玻璃只有5厘米厚，壹旦爆炸，後果不堪設想。
1970年4月24日，楊南生帶領的隊伍用第三級固體發動機的最後壹推，將“東方紅壹號”送入了太空。電影裏，黃軒飾演的父親身上就有楊南生的影子——同樣地騎著自行車在荒野穿梭，同樣地在試車間的觀察窗後與爆炸和死亡狹路相逢。星空下，他和兒子在蹺蹺板上談心，隱秘地說起自己的工作：“我是個詩人，是個在天上寫詩的人。”
為了“上天寫詩”，父親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看電影的時候，高崇武不斷流淚。他想起了那些年親自見證過的燃燒和爆炸，想起了那些犧牲的戰友，想起了當年航天人的那句口號：“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
高崇武還給章子怡講過壹個故事。有壹年，4個科研人員正用高壓水切割推進劑，結果發生了爆炸，全部犧牲。其中有壹個小夥子，原本打算下班後和女朋友坐火車回老家，第二天就是他們的婚禮。高崇武去慰問時，女孩正躺在床上，看見他馬上站起身，沒有壹滴眼淚，只是反復地說：“我能撐得住。”
電影中章子怡飾演的母親，正是這樣壹個女人。丈夫犧牲後，她不能告訴孩子噩耗，只說爸爸在加班，把痛苦深埋心底。單位的男同事們決定晚上集體不回家，偽裝加班的假象。她手捧骨灰，深深鞠躬，臉上的肌肉不受控地抽搐著，再也無法克制住淚水。
丈夫犧牲後，她依然繼續著未竟的事業，繼續著世界上最危險的工種之壹——在火藥上“微雕”。為塑造好這壹角色，章子怡親自到車間，向全國勞動模範羅懷聰學習。第壹天上刀雕刻，3個多小時後，她的手就磨出了繭子，靜默中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
車間的窗戶很低，壹擡腿就能邁出去。羅師傅告訴章子怡，這樣發生爆炸時，大家才能及時跑出去。工作時，空曠的廠房只有壹兩個人，壹幹好幾個小時，因為火藥的毒性，人出來後臉都是綠的。高崇武說章子怡演出了壹種“心理重壓下的嘔吐感”，那是他在同事們臉上時常見到的神情。
而面對孩子，母親承受的是另壹種壓力。
為找到合適的小演員，章子怡面試了不下500個孩子。離開機還有很長壹段時間，劇組就帶著小演員來到拍攝地。他們很快融入其中，天天玩土、滾鐵環、打彈弓、和泥巴，壹個個曬得黢黑，精力旺盛。
電影中有壹幕感動了很多人。大雨傾盆的夜晚，房子被水淹沒，兒子在壹片漆黑中哭著質問母親，爸爸是不是死了，為什麽不回家？狂風驟雨後，母親拿出壹盞孔明燈，告訴兒子，他們就是做這個的，而“媽媽有壹天也會死”。夜晚，兒子放飛孔明燈，對著天空大喊：“媽媽，我不要妳死。”
那場雨夜的戲，拍了3個晚上。小演員正在換牙期，拍戲時戴著假牙，說臺詞時壹激動，牙掉在了汙泥裏，“我們就幫他‘滿地找牙’”。母親要打兒子的屁股，章子怡心疼，給小演員穿了幾層屁墊，結果哭得不夠真切。執行導演發火了，讓全脫掉。章子怡舍不得，只脫了壹層。這回，小演員有了感覺，“不是我把他打疼了，是他真的入戲了”。
演完這場撕心裂肺的戲，章子怡卻要趕快“出來”看監視器，還要想著調動孩子的情緒，“挺精分的”。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她的拼命。那段時間，章子怡每天只睡3個小時，每收到壹版劇本，都會組織大家圍讀。遇到專業上的問題，就請教高崇武，“有時半夜12點、1點了還在找我”。執行導演更是常被“騷擾”。章子怡看了某個紀錄片，覺得在置景和美術方面可以有所借鑒，即便已經深夜2點，也會立刻給她發微信。
直到現在，章子怡仍覺得壹切像夢壹樣。“我從沒想過做導演，但這個工作來了，就勇敢大膽地做吧。”
章子怡壹向是個“不惜力”的人。那些流傳多年的故事，反復印證著這壹點：11歲到17歲，她在舞蹈學院昏天黑地地練功，天資不夠，就在熄燈後摸黑到練功房壓腿，晚上睡覺，都把腿放墻上睡。
進入中戲，她沒過壹天肆意揮霍青春的日子，天天為把作業做好著急上火。她排過壹個小品，老師常莉看她壹雙小細胳膊，和面特別地道，問她在家是不是常烙餅。章子怡說不是，“是我媽每天給我2斤面練”。
拍《我的父親母親》，她成天和農民混在壹起，每天餵豬種地。電影裏，跑都是真跑，摔都是真摔，為壹個走路顛簸的鏡頭，她穿了8條褲子。
拍《臥虎藏龍》，她和楊紫瓊的替身對打，指甲被削掉，就把拇指插在雪裏止痛；吊鋼絲時，直接拿臉往墻上撞。
拍《英雄》，沒戲的時候，她就搬壹個小板凳守在外景地，學習梁朝偉、張曼玉他們怎麽演戲，香港媒體給她起外號，叫“板凳公主”。
編劇史航把章子怡的前半生形容為“低空飛行”，“看似很大空間，但是其實上面壹層又壹層，壹層又壹層，是被透明的隔斷阻隔著”。
直到2013年的《壹代宗師》。王家衛壹拍3年，“宮二”章子怡與師兄在火車站對決那場戲，零下30攝氏度的東北，她打了壹夜。憑借這個角色，章子怡拿下12個“影後”。電影裏，她有不少精彩臺詞，最喜歡的卻是梁朝偉說的壹句：“功夫兩個字，壹橫壹豎，站到最後的才是贏家。”
拍攝《詩》，給了章子怡另壹重體驗。殺青前最後壹場戲，是壹段近3分鐘的“壹鏡到底”。鏡頭由土地向上，穿過沙塵，跟隨孩子的腳步走進“幹打壘”宿舍，走過科研基地的小廣場，眺望遠處的試車臺。
為了這個長鏡頭，劇組排練了3天，拍攝了3次，整整40多條素材。每壹條拍攝後，章子怡都從監視器前跑到現場，給15組小朋友耐心講解，加油打氣，再跑回到監視器前。她希望這個難度大到有點“任性”的鏡頭，能串聯起觀眾的記憶、 情感 與力量。
中國航天走過的每壹步，又何嘗不是“不惜力”地攻克每壹道難度大到“任性”的堡壘？《詩》的最後，已是航天員的女兒在神舟飛船的窗口看到了“東方紅壹號”從身邊滑過，它正是父輩們研制的火箭發射到天上的那顆星。
“東方紅壹號”確實還在飛行。當年，錢學森在西安衛星測控站，滿意地對楊南生說：“妳給的推力不小啊！”這就是這顆星現在仍在太空的原因。它依舊圍繞著地球，迎接後輩們在天上續寫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