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唐代的日本學中國與近代的中國學日本
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許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從大的方面說，有兩個時期的情形特別引人註目。壹是在中國唐代，壹是在近代。
在唐代，是日本貪婪地向中國學習，甚至是在與中國文化接觸後，大和民族才首次與文字遭遇，從此才學會了書寫。日語的“假名”（字母）不過是漢字的變體。
而在近代，則是中國拼命地向日本學習。別的方面且不論，僅就語言文字方面說，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漢語的輸出國。日本“漢語”，沖擊著東亞各國的語言系統，當然也大量進入中國的漢語中，成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先生學生與學生先生
從時序上說，中國接觸西方文化遠比日本早。早在7世紀的時候，就有基督教僧侶來中國傳教。此後，13世紀的馬可·波羅， 16世紀的利瑪竇，是廣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瑪竇的時候，西方漢譯的工作已開始。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歐幾裏德的《幾何原本》，這是人所***知的。1870年，新教傳教士莫裏遜來到中國。他把《新約》譯成漢語，全版《新約》於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還編了壹本漢英詞典，詞典第壹卷於1817年印行，整部詞典四開本，***六卷，4595頁，於1823年出齊。
1898年秋，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梁啟超，潛入日本軍艦大島號，亡命東瀛。這個時候，大量的西方名詞、術語已進入日語中，被稱作“政治小說”的《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中，自然也不乏這類譯語。他很輕易地就把諸如民主、科學、政治、經濟、自由、法律、哲學、美學壹類詞匯介紹給了中國讀者。梁啟超向國內譯介日本政治小說的同時，也就開始了雷頤先生《“黃金十年”》壹文中所說的近代中日關系史上的“黃金十年”，舉國上下掀起了壹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已被譯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這時期被轉譯成漢語，甚至日本的中級教科書都被翻譯過來，用作教材。
這也就意味著，日語“外來語”被引進中國，是在壹種不得已的情形下開始的。
三、求真求易與壹手二手
本來，洋務運動是要向西方學習，懂得西方，翻譯西方著作便顯得很必要。但壹轉向以日本為師，人們學習西文的勢頭也就頓減。向日本學習，無非是希望通過學習日本間接地學習西方。那時朝野普遍認為，這樣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對這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中國近代第壹譯家嚴復卻持堅決的反對態度。在發表於《外交報》上的《與（外交報）主人書》中，他寫道:
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於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今夫科學術藝，吾國之所嘗譯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為吾鄰諱也。彼之去故就新，為時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學術，於三十年勤苦僅得之日本，雖其盛有譯著，其名義可決其未安也，其考訂可蔔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學者群而趨之，世有無誌而不好學如此者乎？侏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為，何以異此。
嚴復強調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學術，須直接 讀原著。借助翻譯已是萬不得已，借助翻譯的翻譯，就隔塵更多，去真更遠他認為日本對西方概念的翻譯，多不準確，因此也不能無條件地借用。例如，他反對“經濟”這個日本譯語，而代之以“計學”，並在《原富》卷首的“譯事例言”中說明了理由：“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於治家。引而申之，為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為邦國天下生食為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眾，放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求必吻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為過愜，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
他認為“經濟”壹語，原意比西文“economy”寬泛，因此不宜作譯語。再例如，他拒絕借用日文譯語“社會”，而堅持把西文的“society”譯作“群”，將“社會學”譯作“群學”。此外，“capital”日譯“資本”，嚴譯“母財”；“evolution”日譯“進化” ，嚴譯“天演”；“philosophy”日譯“哲學”，嚴譯“理學”；“metaphysics”日譯“形而上學”，嚴譯“玄學”……
四、看得見的數量與看不見的影響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數量是很驚人的。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 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
實際上，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這個問題近幾年也不時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壹書的《“黃金十年”》壹文中，便寫道：
這些幾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詞匯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匯，並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壹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壹些基本術語、詞匯，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每當我想到我們用以思考、演說、寫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營造時，我就尋思起這樣的問題：這壹事實100年來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可以說，日語“外來語”的大量湧入，對100年來中國人的思維，對100年來的中國文化，對100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肯定產生了影響。但用現代漢語在整體上思考這種影響，卻又很困難。因為在思考日語“外來語”的影響時，必須運用日語“外來語”，這便像是壹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這應該是擺在西方漢學家面前的壹個極好的課題。
雖然不能在整體上談論日語“外來語”的影響，但在具體的例子還是可以舉出壹些的。
關於中國古代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史學界數十年間爭論不休。但爭來爭去，實質都是概念之爭，分歧在對“資本主義”這壹概念的理解上。同樣的歷史事實，有人認為能說明“資本主義”的萌芽，有人則認為不能。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之爭，也就歸結為什麽是“資本主義”之爭，而“資本”和“主義”這兩個詞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資本主義來譯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為。倘若“capitalism”被譯成另壹個漢語詞，這場爭議是否還會發生？即使發生了，是否在表現方式上也會有所不同？
80年代以來，中國美學界有所謂“醜學”壹說。“醜學”是相對“美學”而言的。“美學”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對西文“aesthetics”的翻譯。但“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學”，倘若壹開始就沒有“美學”這種譯法，而譯成別種模樣，例如譯成“感性學”，那所謂“醜學”是否還能成立？
我們今天將短至數百字長至數百萬字的虛構性作品都稱為小說，只是有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之分。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這種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別，此外什麽也沒有說明。於是，有所謂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在審美的意義上是否有本質性差異的研究和爭論，有人說二者意味著不同的審美方式，有人則說二者的差別僅僅在字數上。其實，我們今天使用的“小說”這壹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內逍遙在《小說神髓》中對英文“novel”的翻譯，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較長篇幅的作品，至於短小的作品，則用“short story”來表示。兩種不同的命名，就已經強調了二者並非壹類。應該說，用“小說”來譯“novel”，未能全面地傳達出原意。如果我們不是將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稱作“小說”，而是分別有不同的稱謂，那我們對二者的認識是否會壹開始就有所不同？而關於長篇與短篇的爭議，是否還會發生？
五、舊的不去與新的在來
例子還可舉出許多。最後我想說：由於我們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們翻譯的，在中國與西方之間，也就永遠地隔著壹個日本。
不知這說法，是否能成立？
六、日語外來語分為以下幾類:
[壹]修飾詞+被修飾詞
(1) 形容詞+名詞
例:人權、金庫、特權、哲學、表象、美學、背景、化石、戰線、環境、藝術、醫學、入場券、下水道、公證人、分類表、低能兒
(2) 副詞+動詞
例:互惠、獨占、交流、高壓、特許、否定、肯定、表決、歡送、仲裁、妄想、見習、假釋、假死、假設
[二]同義詞復例:
解放、供給、說明、方法、***同、主義、階級、公開、***和、希望、法律、活動、命令、知識、綜合、說教、教授、解剖、鬥爭
[三]動詞+賓語
例:斷交、脫黨、動員、失蹤、投票、休戰、作戰、投資、投機、抗議、規範、動議、處刑
[四]由上述單詞組成的復合詞
例: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治外法權、土木工程、工藝美術、自然科學、自然淘汰、攻守同盟、防空演習、政治經濟學、唯物史觀、動脈硬化、神經衰弱、財團法人、國際公法、最後通牒、經濟恐慌
其他還有:
[動詞]
服從、復習、支持、分配、克服、支配、配給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
哲學、心理學、論理學、民族學、經濟學、財政學、物理學、衛生學、解剖學、病理學、下水工學、土木工學、河川工學、電氣通信學、建築學、機械學、簿記、冶金、園藝、和聲學、工藝美術
[結尾詞]
(1) 化:壹元化、多元化、壹般化、自動化、現代化等 (2) 式:流動式、簡易式、方程式、日本式、新式等
(3) 炎:肺炎、胃炎、關節炎、氣管炎、皮膚炎等 (4) 力:生產力、原動力、想像力、勞動力、記憶力等(5) 性: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周期性、習慣性等 (6) 的:大眾的、民族的、科學的、絕對的、公開的等(7) 界:文學界、藝術界、思想界、學術界、新聞界等 (8) 型:新型、大型、流線型、標準型、經驗型等 (9) 感:美感、好感、優越感、敏感、讀後感等 (10) 點:重點、要點、焦點、觀點、出發點、盲點等 (11) 觀:主觀、客觀、悲觀、樂觀、人生觀、世界觀、宏觀、微觀等 (12) 線:直線、曲線、拋物線、生命線、戰線、警戒線等 (13) 率:效率、生產率、增長率、利率、頻率等 (14) 法:辨證法、歸納法、演繹法、分析法、方法、憲法、民法、刑法等 (15) 度:進度、深度、廣度、強度、力度等 (16) 品:作品、食品、藝術品、成品、展品、廢品、紀念品等 (17) 者:作者、讀者、譯者、勞動者、締造者、先進工作者等 (18) 作用:同化作用、異化作用、光合作用、心理作用、副作用等 (19) 問題:人口問題、社會問題、民族問題、教育問題、國際問題等 (20) 時代: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新時代、舊時代等 (21)社會: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國際社會等 (22) 主義:人文主義、人道主義、浪慢主義、現實主義、帝國主義、排外主義等 (23) 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無產階級等
作者：新物理學 回復日期：2004-9-20 20:22:16
真的嗎
大開眼界
@_@
作者：鴻村 回復日期：2004-9-20 21:28:19
那時
人家確實是文化上的先進呀
魯迅說過要拿來主義
果然如此
作者：豬蹄兒 回復日期：2004-9-21 2:20:25
這不是王彬彬的文章節選嗎？
ZT 隔在中西之間的日本——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問題
作者：王彬彬
壹
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許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從大的方面說， 有兩個時期的情形特別引人註目。壹是在中國唐代，壹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貪婪地向中國學習，甚至是在與中國文化接觸後，大和民族才首次與文字遭遇，從此才學會了書寫。日語的“假名”（字母）不過是漢字的變體。而在近代，則是中國拼命地向日本學習。別的方面且不論，僅就語言文字方面說，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漢語的輸出國。日本“漢語”，沖擊著東亞各國的語言系統，當然也大量進入中國的漢語中，成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輸入的漢語詞，被稱作日語“外來語”，這裏也借用這種稱謂。在“外來語”上加上引號，是為了與直接來自西方的外來語（如沙發、咖啡、邏輯等）相區別。因為這二者畢竟有些不同。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數量是很驚人的。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 —想到這壹層，我的頭皮就有些發麻。
實際上，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 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這個問題近幾年也不時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頤先生在介紹 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壹書的《“黃金十年”》壹文中，便寫道：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壹大批日語詞匯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有意思的是，這些詞匯甚至迅速取代了“嚴譯”（按：指嚴復的翻譯）的大部分術語。這些幾 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詞匯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匯，並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壹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壹些基本術語、詞匯，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雷頤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氣談到日語對漢語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漢字的圈套》壹文，則在與雷頤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紹後，不無遺憾地寫道：這真是個值得思索的問題，同樣壹個西方科學術語，到了中國和日本，就被譯成兩種味道相去甚遠的詞，最後卻是以中譯失敗，日譯勝利而告終，這是為什麽？或者換壹種不太合理的問法：嚴復、梁啟超們為什麽沒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學者那種比較自由和通俗的意譯法？同樣，明治初期的日本學者為什麽沒有像二十年之後的大陸學者那樣，采用那種引經據典式的譯法？這裏把梁啟超與嚴復相提並論有些不妥，但提出的問題確實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經濟”原考》壹文，是對“經濟”二字的漢語原意進行追溯，實際上也同樣涉及到日語“外來語”問題，因為“經濟”也是眾多日語“外來語”中的壹個。而考古學家陳星燦先生的《考古學就在我們身邊》壹文，倡議中國的考古學“建立自己的話語系統”，因為“所謂的國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從國外輸入的”，它們用來說明中國古代的情形或許並不很合適。陳先生所說的這些概念，雖然源自西方，但畢竟是日本人把它們譯成現在這樣的漢語詞的。對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發對翻譯過程的追問。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見到的涉及到日語“外來語”的文章中的幾篇。這些文章，也引發我對這壹問題的興趣。
20年前，當我開始學習日語時，我發現日語中有那樣多的漢語詞，這令我有過短暫的驚奇；而後來，當我知道漢語中有那樣多的日語詞時，我卻不得不有持久的驚訝。
先是漢字和漢語詞匯進入日本，並造就了日本的書面語；當日本在近代與西方相遇後，便大量使用漢字和漢語詞去譯相應的西方名詞、術語；出自日本學人之手的這些譯語，在清末又潮水般湧入中國。——這個過程很復雜，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觸的資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強說出壹個大概。
二
語言中的詞匯，有名詞、 動詞、形容詞等數種區分。現代漢語中的所謂日語“外來語”，基本屬名詞類。但名詞本身也可分為兩類。壹類是對可見可感可觸的很具體的事物、場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壹類則表示壹種抽象的意義，也就是所謂術語、概念，如政治、經濟、民主、自由、科學、文化等等。前者可稱之為具象名詞，後者可稱之為抽象名詞。
在日語“外來語”中，具象和抽象兩類名詞都有。具象名詞今天仍在使用的，可舉“電話”和“俱樂部”兩詞為例。“電話”是日本人生造的漢語詞，用來意譯英文的telephone。當初中國人對這個英文詞采取了音譯，譯作“德律風”。在壹段時期內，“電話”和“德律風”兩種叫法通用。但後來，“德律風”這種叫法終於湮滅。關於這個譯名，我發現過壹點有趣的資料。本世紀初年，壹群在日本的紹興籍留學生曾聯名給家鄉寫回壹封長信，其中詳細介紹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魯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說到“電話” 時，特意註釋道：“以電氣傳達言語，中國人譯為‘德律風’，不如電話之切。”於此亦可見日語輸入中國的途徑之壹種。而“俱樂部”則是日本人對英文Club的音譯。這幾個漢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絕佳的選擇，所以在中國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譯具象名詞進入中國後，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國曾被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如今卻被“霍亂”取代。
具象名詞本身也許並不值得多談，我感興趣的是抽象名詞。但具象名詞與抽 象名詞之間，有時並無明確的界限。有些名詞，在古漢語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義，傳入日本後，則被抽象化。
在與漢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卻有自己的語言系統。在原有的日語中，具象名詞很豐富，對種種具體事物都有很精確的命名，但抽象名詞卻極不發達。這也並不奇怪。當壹個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時，是不可能有發達的抽象思維的，因而也就不會有大量的概念產生。只是在與漢語接觸後，漢語中眾多的抽象名詞才進入日本原有的語言中。漢語中的種種具象名詞，例如山、川、草、木、日、月、雲、霧，等等，雖也傳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發音來讀這些漢字，但像漢語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經濟、風流、文學這類抽象名詞，因日語中原本就沒有相應的詞與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漢語的發音來讀這些詞。在大和民族與漢語相遇時，漢語中的抽象名詞，在音、形、意三方面對他們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當日本與西方語言遭遇後，大量采用漢語抽象名詞去譯西方概念，例如，用“經濟”譯“economy”，用“自然”譯“nature”，用“文學”釋“literaure”。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知道這些被日本人用來譯西方的詞匯，原本是從中國輸入的，但我們更應該知道，這些漢語詞在傳入日本後，其中不少意義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抽象名詞從壹個民族傳入另壹個民族，不可能始終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發展階段相等的兩個民族間，也可能發生誤讀和誤解，何況當時的日本在文化發展階段上與中國如此懸殊。那壹大批植根於中國文化中的抽象名詞被日本移植過去後，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紮根生長，就必然要與漢語原意發生某種程序的分離。日本現代學術界對這些漢語詞在古漢語中的原意以及傳入日本後的意義變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經濟”壹詞，在古漢語中指“經世濟俗”、“治國平天下”，但傳入日本後，則意義變得狹窄起來，被專用來指財務經營、財政措施。再如“自然”這個詞，在古漢語中指不依賴人力，或人對之無能為力的現象，但在傳入日本後，卻具有了“偶然”、“萬壹”、“意外”這幾種意思。
還有的詞，在漢語中原本只被用於壹種很具象的場合，並不具有明顯的抽象意義，但在傳入日本後，詞義則漸漸向抽象的方向發展。例如，現代漢語中的“社會”這個詞，已是壹個抽象名詞， 是日語“外來語”中的壹個。這是日本學人對西方“society”的翻譯。但“社會”在古漢語中，基本上是壹個具象名詞，特指每年春秋兩季鄉村學塾舉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會。《辭海》上舉《東京夢華錄·秋社》中的壹段話來說明這個詞：“八月秋社……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祗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這個詞傳入日本後，漸漸別有所指。據日本學者鈴木修次考證，在江戶末期，日本已將以教會為中心的教團、教派稱作“社會”，這就已經使這個詞具有壹定程度的抽象意義。
三
對日本近代學人用漢語詞譯西文概念的過程，我壹直很感興趣。在這個過程中，壹定有種種權衡、取舍，有遲遲找不到壹個合適譯語的苦惱，也有絞盡腦汁後終於“吟安”壹個譯話的欣喜，當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壹個並不很合適的譯語時的遺憾。由於資料的限制，對這個過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斷定的是，日本近代學人在譯西文概念時，大體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壹種方式，仍是向中國學習。從時序上說，中國接觸西方文化遠比日本早。早在7世紀的時候，就有基督教僧侶來中國傳教。此後，13世紀的馬可·波羅，16世紀的利瑪竇，是廣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瑪竇的時候，西方漢譯的工作已開始。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歐幾裏德的《幾何原本》，這是人所***知的。1870年，新教傳教士莫裏遜來到中國。他把《新約》譯成漢語，全版《新約》於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還編了壹本漢英詞典，詞典第壹卷於1817年印行，整部詞典四開本，***六卷，4595頁，於1823年出齊。傳教士與中國合作者所從事的西方漢譯的工作，尤其是漢英詞典的編纂，為近代日本學人翻譯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鑒。他們也許並沒有過多地襲用傳教士和中國合作者的譯法，但他們無疑會從這類西文東譯的先行者那裏得到不少啟發。日本現代學者在論及本國近代的翻譯工作時，往往不忘提及利瑪竇、徐光啟。莫裏遜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參考。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詞、術語，正是當初在中國的傳教士和中國的合作者***同創造的譯法。對這類譯語進行全面的列舉是壹件難事，但據日本學者考證，至少“數學”、“理論”、“銀行”、“保險”、“批評”、“電氣”這數例，屬日本近代學人對中國已有譯法的襲用。在人們談到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時，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內，這是不正確的。
第二種方式，是對漢語詞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適合於作西文概念的譯語。通過這種方式產生的譯語很多。例如革命、藝術、文化、文明、文學、封建、階級、國家、演說、民主、自由、經濟、社會，等等，都屬這壹類。上文說到，有些漢語詞輸入日本後，意義已自然而然地發生了變化，例如“經濟”、“社會”等。日本學人在選定這種漢語詞來譯“economy”、“society”等相應的西文概念時，該不會有過多的猶豫。而更多的時候，日本學人必須對漢語詞的原意進行有意識的加工，才能為某個西文概念選定壹個大體合適的譯語。將漢語詞的語意抽象化，是日本學人改造漢語詞意的壹種途徑。例如“階級”壹詞，漢語原意指臺階和官位俸給的等級，不具多少抽象的意義，當日本學人把“階級”作為西文“class”的譯語後，便將這個詞大大抽象化 另壹種途徑則是將漢語詞的原意縮小，即取其原意中的壹部分，來譯西文概念。例如“文學”這個詞，漢語原意十分寬泛，壹切文字形態的書籍文獻，都屬“文學”之列，在漢唐，“文學”還是壹種官職。而當日本學人用“文學”來譯西文的“literature”時，只取了其中的壹部分含義。還有壹種途徑，便是對漢語詞僅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義，甚至賦予壹種與漢語原意完全相反的意義。例如“民主”這個詞，漢語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當日本學人用以譯西文的“democracy”時，便令其表達了壹種與漢語原意截然對立的意義。
第三種方式，是新造漢語詞。面對西文概念，在現有漢語詞匯中實在找不到相應的詞可作譯語時，日本學人便利用漢字組成新的詞。以這種方式產生的西文譯語也頗不少。在具象名詞中，上文所說的“電話”便屬這種類型。在抽象名詞中，個人、民族、宗教、科學、技術、哲學、美學等等，都屬日本學人生造的漢語詞。例如“哲學”壹詞，為在西文東譯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西周所造，用以譯西文的“philosophy”；“美學”則為有“東洋盧梭”之譽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譯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幾種方式，日本現代學者都曾提到。但我還發現另壹種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學人從漢籍中選取用作西文譯語的詞，在漢語中原本並不構成壹個詞。例如“主義” 這個詞，在古漢語中並不存在。日本現代學者在考證“主義”語源時，卻說“主義”壹詞原為漢籍中所有，並舉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顏色以達主義”壹語為證，意謂日本近代學人仍是從漢籍中找到“主義”這個現存的同去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