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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道《魯迅是誰》這本書,麻煩給我這本書的簡介

魯迅是誰?

寫在魯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圖書館講演

陳 丹青

大家好:

這是我第三次談論魯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點緊張。昨天特地剃了頭,換雙新皮鞋。我不會當場講演,講到魯迅的話題,尤其鄭重,總要事先寫點稿子才能自以為講得清楚壹些。下面我按著稿子念,再作些發揮,請諸位原諒。

(壹)

魯迅先生的紀念會,七十年來不知開過多少次了。在中國,魯迅至今是個大話題。

粗略說來,從魯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魯迅話題為民族革命問題所纏繞;從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魯迅話題則成為準官方意識形態,在大陸無人敢於冒犯,在臺灣被長期封殺。總之,“魯迅話題”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話題”。

八十年代中期,魯迅話題逐漸被移出政治祭壇,挪進學術領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對魯迅話題開始了沈默、回避、冷淡的戲劇性過程。二十多年來,舉凡重要的國家話題和政府語言,不再能夠,也不再打算從魯迅那裏盤剝搜尋任何說法,魯迅話題的龐大利用價值似乎走到盡頭,由“在朝”轉向“在野”,隨即在學界與民間展開“魯迅爭議”,王朔,是這場爭議的發難者。

到了新世紀,“魯迅爭議”衍生了“還原魯迅”的願望。就我所知,不論是魯迅的“捍衛派”還是“質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魯迅專著大幅度拋棄官方意識形態尺度,試圖描述真實的魯迅。舊史料出現新的解讀,壹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註意的聲音來自魯迅後代:先有2002年周海嬰回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後有2006年海嬰先生大公子周令飛同誌在交通大學的壹場講演,這位魯迅的長孫直截了當問道:“魯迅是誰?”

這可能是迄今為止關於魯迅最為激烈而諷刺的發問。這壹問,宣告七十年來我們被告知的那位魯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們可能都會同意,幾十年來,中國歷史遠遠近近的大人物幾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魯迅的被扭曲,是現代中國壹樁超級公案。從五十年“政治話題”到近二十年的“魯迅爭議”,中國畢竟有所進步了,今天,魯迅的讀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魯迅生前的語境。

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的“還原”。

魯迅先生的壽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後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魯迅著作是壹份遺產,被極端政治化的魯迅是另壹份遺產。魯迅的幽靈、魯迅的讀者,七十年來始終在兩個魯迅、兩份遺產之間遊蕩。

這是魯迅公案的壹面。另壹面,我們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亞、歌德、黑格爾、托爾斯泰、尼采、馬克思……都是巨大的歷史公案、文化公案,他們在身後被不斷解讀、塑造、發掘、延伸。他們屬於不同的國族和時代,但不屬於政權;他們對文化與政治發生深遠影響,但從未被現實政治吞沒;他們的主張階段性過時了,因為後人接續了他們的文脈;他們歷久常新,因為他們早經熔鑄為文化之鏈與歷史坐標。

魯迅身後的命運正相反: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頭牌,但始終抵押在政權手裏;他對現實政治其實毫無影響,卻淪為政權的超級打手;他被懸置,但難以過時,因為他身後既不曾出現、也不可能出現等量齊觀的人物;因此他歷久長在,不完全由於他著作的影響,而是最高規格的孤立狀態;他的全集壹版再版,但與當今文化難以建立活的關系——相比被封殺、被遺忘,魯迅身後的命運與處境更其詭譎,更其悲哀。

七十年來,魯迅墓前曾有無數革命者或權勢者的鮮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罷,發乎內心也好,官方與民間不再主動拜祭。魯迅清靜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這種曖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熱的“魯迅政治”壹樣,都是反常與變態,是歷史的凍結。目前這份已告冷卻的魯迅遺產,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後的官方遺產。

九十多年前,魯迅的大願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們的命題可能是:“救救魯迅”!

(三)

魯迅身後的所有話題,是魯迅先生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問題?如果是魯迅的問題,他的遺作俱在,要爭議就爭議,不願讀就不去讀,無所謂還原不還原;如果這是我們的問題,那麽,我們為什麽要還原魯迅?怎樣還原?有沒有可能還原?

我想來想去,答案是:壹,問題出在我們;二,魯迅很難還原。三,要還原魯迅和無數歷史人物,有待於“我們”發生根本的變化;四,不論是良性的、惡性的、還是中性的,不論與魯迅有關系還是沒關系,這種變化的過程會很長——可能需要另壹個七十年——但眼下這變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魯迅,不是還原,而是“我們”的變化。

以下試著扼要談論魯迅為什麽難以還原,為什麽這“難以還原”是我們的問題。最近,香港鳳凰臺就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來訪,給我壹組關於魯迅的質疑。有的早就聽過,有的聞所未聞。記憶所及,僅舉如下數端:

1,魯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嗎?2,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3,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致人們在文革中互相攻擊鬥爭的惡習?4,怎麽看待魯迅認同“無產階級專政”?5,魯迅的名句:“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是否助長了中國人的惡?

在半小時訪答中,我無能展開談論,現在順著問題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見,問題在我們,在那份魯迅政治的遺產。

其壹,魯迅可以商榷嗎?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極權文化才會提出的問題——所有人物與思想都可以“商榷”,理應“商榷”,但我不用“商榷”這個詞,那是中國式偽爭論的代用詞,吞吞吐吐,躲躲閃閃。當“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殺批評,禁止懷疑的年代,我們是思想被封鎖被掐滅的幾代人證。

其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魯迅精神指的是懷疑、批評和抗爭,那麽,這種精神不但絲毫沒有被繼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鏟除了。我不主張繼承這種精神,因為誰也繼承不了、繼承不起,除非妳有兩條以上性命,或者,除非妳是魯迅同時代的人。最穩妥的辦法是取魯迅精神的反面:沈默、歸順、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圓玉潤。

其三,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致文革期間人們互相攻訐鬥爭的惡習?阿彌陀佛!這樣的問題需要回答麽?有趣的倒是看看別的國家、別的時代,文學家思想家怎樣罵人——我不認為這是罵人,反而指為罵人者,真是壹種罵。但既是誰都用這個詞,姑且從眾吧——太遠的例子不去說,僅看比魯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問福婁拜最近在幹什麽,他說,我在繼續詛咒我的同胞,向他們頭上倒糞便;托爾斯泰壹輩子罵人,誰都罵,罵皇帝和教主,罵莎士比亞和尼采,罵前輩赫爾岑,罵老朋友屠格涅夫,當然,也罵他自己;尼采的咒罵則指向整個基督教世界,他說,天下只有壹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穌,而“耶穌教”是兩千年來歐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國,應該為溫柔敦厚的良人們編壹冊世界文豪罵人史,雖然全世界沒有壹個國家發生過文革,那樣人整人。

這種人整人的惡習、模式、話語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內部已經發難,成為五四百家爭鳴的異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魯迅論敵罵魯迅的大部頭史料,九十年代有壹部書叫做《魯迅:最被汙蔑的人》,歷歷舉證魯迅被謾罵被圍攻的史實。這裏僅舉壹例,即在新中國文藝牌坊中僅次於魯迅的郭沫若同誌,即曾公然宣判魯迅為“雙重的封建余孽”。當郭同誌出口定罪前,他自稱幾乎不讀魯迅的書。

其四,怎樣看待魯迅認同“無產階級專政”?是的,我們這代人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錯:從六七十年代的《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通欄標題讀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書刊以及文人寫作中讀到同壹句話,是兩種讀法,兩種後果,兩回事。是的,魯迅曾是左翼陣營的大將——在他的時代,世界範圍激進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十之七八選擇左翼立場,譬如法國人文人阿拉貢、西班牙畫家畢加索、意大利導演帕索裏尼、彼德魯齊等等,不僅左傾,而且是準***產黨員——當“雙重封建余孽”魯迅先生晚期靠攏左翼,模寫“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不是出於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擊“無產階級”青年肝腦塗地,被槍斃。但及早道破左翼內部的虛偽、狡詐、霸道、淺薄,同樣也是魯迅。為什麽呢?

因為其五,魯迅“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這句話居然“助長了中國人的惡”,且不說此話通不通,這是什麽邏輯?莫非此後至今遍中國滔滔不絕的惡人們在作惡之前,都曾請教過魯迅的著作麽——惡意,分兩種,壹種是自知其惡,壹種竟出於所謂“善意”,若是今天還有中國人以這樣的“善意”去責難魯迅,這善意,在我看來就是十足的惡意。

不過以上的問,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壹筆現代中國是非觀的糊塗帳,是不值壹談的常識問題。可資詳實對照的是魯迅時代與我們時代的差異,這差異,才是還原魯迅真正的難處。

(四)

以下粗略排列壹組時代背景、社會指標與文化形態,借以提醒我們為什麽難以還原魯迅。

魯迅青少年時期,中國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亂黨,有孫中山革命集團,有無數民間集社,有列國的殖民地。魯迅壯年時期,北方是軍閥政府,南方是國民政府,江西是蘇維埃政府;而軍閥在各省據有勢力,國民政府曾分為寧漢政府,許多省份還設有蘇維埃地下政府。到了魯迅的中期與晚期,中國粗粗統壹,但仍有南京政府與延安政府,抗戰時期還有南京偽政府與重慶國民政府;而在魯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與法租界。

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時期,學界有前清遺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這些海龜派與今日的海龜派不可同日而語,各有真正的學派、主張和勢力。政治流派,則先後出現過君主立憲派,***和派,保皇派,三民主義,***產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還有無政府主義——在座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筆名,就是取兩位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中文譯名:巴庫寧和克魯泡特金,他比魯迅談論“無產階級專政”還激進,居然公開頂著無政府主義者的名,活了壹百多歲——最近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壹擋節目還公布了史料:雖然曇花壹現,形同兒戲,但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中國的政黨出現過上百個。

魯迅的同學、戰友、論敵,有的是國民黨要人,如蔡元培和陳儀;有的是***產黨要人,如陳獨秀與瞿秋白;有的既是國民黨員又是***產黨員,如郭沫若與田漢,有的既是學者教授又是黨國重臣,如胡適之;當然,自也有許多無黨無派的文人。教科書總是凸顯魯迅年輕朋友中的左翼人士與***產黨人,察看魯迅通信的朋友,卻有國民黨軍人如他格外溺愛的李秉中;有魯迅為之謀職,解放後被鎮壓的國民政府縣官如荊有驎;也有先左後右的青年,如選擇臺灣的臺靜農。魯迅與好幾位左翼小青年從親昵到絕交,但與國民黨軍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鬧翻的記載。魯迅的外國友人,則有俄國沒落詩人愛羅先珂,有美國左翼小子史沫萊特與斯諾,而內山完造與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並沒有政治色彩。

說到魯迅與他同代人的交友範圍,今天即便人脈最廣,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與社會身份雜異、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的人群維持朋友關系或彼此為敵的關系。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黨,胡風集團、二流堂圈子,均曾獲罪,關押自殺多人,株連千百。政治集團的類似案例更是不可勝數。八十年代迄今,則朋友關系大致是權利關系,或以升官,或以發財。相對純粹的私人友誼勉強恢復常態,然而眾人的出身、職業、觀點或有差異,但我們全是國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體人格,都是壹樣的。

總之,魯迅與他同代人的政治與文化版圖,魯迅與他敵友置身其間的言行空間,以我們這幾代人同出於壹個模子的生存經驗,絕對不可能想象,不可能親歷,不可能分享魯迅那代人具體而微的日常經驗——當然,我們幾代人***享齊天洪福,免於三座大山的壓迫,免於亂世之苦。其代價,是我們對相對紛雜的社會形態,相對異樣的生存選擇,相對自主的成長經歷,跡近生理上的無知。

至於魯迅的言論與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來。他的時代,是中國現代史國家禍亂與歷史機會最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來唯壹壹次短暫的“百家爭鳴”時代。倘若他被認為高於其他人,因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認同他,便說明那是群雄並起的年代。他身後被高懸、孤立,使我們只能仰望他壹個。近二十年,那個時代與他對立的學說大約出齊了,然而最初的閱讀形同烙印:我們讀魯迅在先,讀其他人在後,聽他罵人在先,得知罵他的文章在後。這種先後差異,不可低估。

但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們幾代人早已被塑造為另壹群物種。我們的思維模式、話語習慣、價值判斷及無數生存細節,幾乎無法與魯迅及他的同代人銜接對應。我們的困難不是不認識魯迅,而是不認識我們自己。要還原魯迅,恐怕先得借助魯迅的生存經驗,做壹番自我還原。

譬如,魯迅在中國數度遷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辦戶口或暫住證;他與好幾所大學有受聘解聘的關系,但從來沒有壹份人事檔案尾隨其後;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從未受制於任何單位領導;他被特務監視,但弄堂隔壁沒有居民委員會;他的文章常被封殺禁止,但從未寫過壹紙思想匯報與書面檢討;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傷,但並非出於卑怯的檢舉揭發;他被不同陣營汙蔑圍攻,但從未被國民政府“打倒”並發動全國性批判;他活在戰禍頻仍的時代,但從未領教過舉國民眾的武鬥;他擅逃亡,但不是為了逃避隔離審查、監督勞動或遣送下鄉;他活畫出舊文人孔已己的淒慘末路,但對學者教授淪為囚犯或賤人的經歷毫無感知;他為我們留下永恒的阿Q,但絕不會料到到阿Q同誌後來可能當上役使鄉民的村長,甚至縣長;他私通亂黨,名列通緝,但從未被戴上壹頂右派或現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麽叫做被平反的狂喜與委屈。許多人譏嘲他是位“紹興師爺”,可他從未經手壹件我們時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錯案”;兄弟失和誠然是他最難釋懷的內傷,此外,要論無可申說的個人委屈和無妄之災,他身後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閱歷深厚;晚期,魯迅主動閱讀馬克思學說,但從未被命令以唯物主義檢討、修改、以至公開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說,他從未申請入黨,從未聽說全國文聯與作家協會,從未被阻止或恩準閱讀“內部文件”,從未由於行政級別分到或分不到壹間住房,從未接受過哪位人事處科員的威脅或奉承;他的葬禮與為他擡棺的巴金同誌的葬禮完全不同,不是國家操辦;他被覆蓋《民族魂》大旗的殊榮不是根據國務院或中宣部的指令;當國母宋慶齡與國師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禮時,夥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勢力,而葬禮的秘密策劃與公開策動,是當時的青年亂黨如馮雪峰與大批左翼青年。這些人的政治身份與社會地位完全不同,卻堂而皇之站在魯迅的靈柩旁輪番演說,慷慨激昂,公然咒罵政府的無能與不抵抗。

對不起,還有:魯迅生前從未見過糧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飛動問“魯迅是誰”,魯迅怕也弄不清“令飛是誰?”——令飛與我同歲同屆,我壹見他,除了頭十秒鐘驚喜,旋即發現他是我的哪位中學同學。我在他臉上搜尋魯迅,結果讀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與生理密碼:十六歲我下鄉落戶,在贛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歲當兵,在東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站崗;八十年代我去了紐約,他去了東京;在臺灣,我有壹位爺爺,他有壹位太太,當初他倆在東京向中國大使館與臺灣辦事處申報婚姻,兩邊的官員均不敢作主成全這對政治鴛鴦……反正令飛同誌的成長與他祖父沒有任何相似之點,卻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見到令飛的爸爸。多麽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憶錄中,許廣平先生晚年經歷了所有國家高幹的悲喜劇,那是由人事處、房管所、中央領導、以及歷屆運動編寫的曲折劇情。假如魯迅先生半夜敲門回家,海嬰母子必須花費無數口舌才能使魯迅聽明白——只有壹部分故事早已為魯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綱上線、弄權整人。但他絕對想不到當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日後竟擴大為神州大地數十年鬥爭生活,其中,單是“氣宇軒昂”的左聯“元帥”周楊同誌當了文化部長,六十年代又遭報應的個案,就會使他大開眼界。

這就是魯迅決定拯救的孩子們。調動他平生所有經驗,他也弄不清這些孩子玩得是什麽把戲。

七十年歷史,是我們與魯迅成為彼此的異類的歷史。今天不論怎樣談論魯迅、閱讀魯迅,我們的感知系統或研究手段,其實都很難真的奏效。在我們的上下周圍,魯迅那樣的物種滅絕了——豈止是他,偉大的早期國民黨人,偉大的早期***產黨人,偉大的革命者與啟蒙者壹代,在今天的人群與人格類型中,消失凈盡——而在魯迅的時代,這些人不論為敵為友、為官為匪,但他們的倫理道德血脈教養,個個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時,他們是中國第壹代世界主義者,第壹代現代民族主義者,第壹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難道時代沒有進步嗎?大大進步了。“革命前輩的鮮血豈能白流!”我相信諸位不會誤解我在誇大過去,貶低今天。事物與人物需要比較,至少,壹個物質的現代化中國足使魯迅目瞪口呆——魯迅早年在北平穿著單褲過冬,無緣享受空調;魯迅坐車有感於道路顛簸,無緣馳騁高速公路;他主張拋棄毛筆,可未曾夢見電腦;他晚歲收藏不少《世界裸體美術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壹個價值迷失的中國也足使魯迅與他的敵友啞口無言。不過他早經預先絕望過了,好像知道將要認不出未來的中國,他說過,未來是墳,墳的未來,無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後命運怎樣呢?譬如,啟蒙運動確實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標舉了新型知識精英的立場,馬克思大大顛覆了資本主義。然後,啟蒙先賢、尼采學說、馬克思主義不斷被後代展開、追問,並持續超越。當李維·斯特勞斯懷疑晚輩福柯或德裏達的學說時,他知道審慎而準確地用詞;巴特爾出道之書《寫作的零度》旨在與長輩薩特辯難,而他最後著作《明室》的扉頁,題寫“向薩特的想象致敬”……十倍百倍於魯迅耗盡心智的文化論戰,在西方從未停止,那種激烈、深度、不茍同,尤其是豐富的建樹,遠遠超過魯迅與他的敵友。在西方,文人從未被打倒,而是被質疑;從未被神化,而是被紀念;從未被架空,而是實實在在地被試圖理解、被持續研究。我所親見的西方人談起先賢與哲人,並不大驚小怪,只是平靜而誠懇的尊敬。

我們只有壹位魯迅。當我們這代人被縱容閱讀魯迅及不準閱讀胡適,乃出於同壹的原由和性質。而魯迅死後,他的價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繼續傳遞、提升、展開。他的大半命題在今日中國遠未過時,卻被迫停在過去時。同時,那份政治化的魯迅遺產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輸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跡象——在中國,魯迅和馬克思各有分工:魯迅專門負責詛咒萬惡的舊中國,馬克思專門負責證明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而今“與時俱進”的國情又將魯迅和馬克思的臉塗得又紅又白,他們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國現代史上空,既當聖人,又做惡人:不是嗎?今日千千萬萬中學生大學生對馬克思或魯迅敬而遠之,又不得不與之周旋:他們年年必須背誦馬克思教條(俗稱“馬概”)以便通過政治考試,又年年被迫閱讀魯迅並書寫讀後感。什麽是馬克思主義?魯迅有哪些價值?孩子們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識譜系中,馬克思與魯迅被重視的程度是半世紀以來最低點,除了屈就而厭煩,年輕人對他們沒有尊敬,沒有愛。

這也是為什麽維護或質疑魯迅的種種絮叨,均難發生真的影響和說服力。我們既難消除魯迅,也難以挽救他,他在我們夠不著的某處,他甚至不屬於自己的血親:當周令飛問道“魯迅是誰?”我猜想,他願意強調的身份並非僅僅因為他是魯迅的孫兒。他與父親在家裏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稱之為“爸爸”、“爺爺”,而是直呼“魯迅”,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著自己媽媽說:“這是魯迅的母親。”

說來不僅是令飛的祖父,五四前後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廢了:梁啟超、孫中山、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梁漱溟、馬寅初……這份名單頂多進入學術研究,不再發生溫熱,投射光芒。他們的命運模式是這樣的:先是失敗的歷史英雄,接著,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歷史性失敗。

“魯迅話題”不能只談魯迅。只談魯迅,將會加深他的孤立,使這孤立更精致,更難以把握,“魯迅研究”本該是文化研究,然而我們時代貨真價實的文化在哪裏,拿什麽去研究魯迅——當海涅對哥德微妙地不敬、龐德改動艾略特的詩章、巴特評析紀德的文體、紀德發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爾赫斯偏愛叔本華的哲學、昆德拉分析貝多芬的樂譜,他們不必顧慮種族與時空的阻隔,因為他們當然地屬於同壹的、有效的歐洲人文大統,不曾迷失於歷史謊言,更不會在歷史斷層的深隙中,坐井觀天;當以賽亞·柏林大範圍質疑啟蒙遺產,並居然從康德的線索中清理出民族主義信號時,他是在挽救並豐富前輩的學說,而他縱橫撿視古希臘迄今的思想遺產,乃基於對西方文化版圖足夠的資格與確信。

我們有這樣牢靠的資格與確信嗎?

十月以來,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為媒體與社會壹組相對自發的話題,看過去顯然不是官方紀念的老花樣。可喜的是,當今中國莫可名狀的文化形態,其表層,稍微有壹丁點接近魯迅時代的意思了:知識景觀逐漸鋪展,言論空間有限豁裂,開放的國策不容逆轉,舊有意識形態在年輕壹代相對失效。總之,這都是好消息——不是對魯迅的好消息,而是對於我們。

最近我收到幾家媒體關於魯迅的問題,重復道:我們為什麽還要閱讀魯迅?我的回答是:壹,不必勉強。當年《吶喊》《仿徨》再版時,魯迅就不願意,說不要用他陰暗的念頭影響小孩子;二,七十年來的歷史劇情是我們解讀魯迅的珍貴資源,因為他的光焰需要我們世代作有效的映襯。換句話說,第三,魯迅早將自己燒毀了,他的價值可能照亮的,應該是我們——我們願意被照亮嗎?

回到這篇講稿的題目:“魯迅是誰?”我願去掉“魯迅”兩個字,改成“我們”。

2006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