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刑逼供是正當的嗎？

在當代爭論中有壹個類似的問題，即，在審問恐怖分子嫌疑人時，使用嚴刑逼供是否正當？讓我們來考慮壹個定時炸彈的情形：假設妳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妳抓住了壹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妳相信他肯定有壹些關於壹個核裝置的情報，而這個核裝置被設定於當天在曼哈頓爆炸。事實上，妳有理由懷疑，就是他自己安裝了這個炸彈。隨著時鐘滴滴答答地走動，他還是拒絕承認他是恐怖分子，或供出這個炸彈的位置。那麽，我們能夠正當地對他施行嚴刑拷打直至他供出炸彈在何處，以及如何解除它嗎？　　贊成這麽做的理由源於壹種功利主義的算計。盡管嚴刑逼供使嫌疑人遭受痛苦，極大地減少了他的幸福和功利；可是壹旦炸彈爆炸，將會損失成千上萬條無辜的生命。因此，妳可能會基於功利主義的理由而認為，如果使壹個人遭受劇痛能阻止大範圍的死亡和苦難，那麽這樣做在道德上就是正當的。美國前副總統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認為，對基地組織恐怖主義嫌疑人使用殘酷的審訊手段，幫助他們避免了另壹場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他的這壹論證就是基於功利主義的邏輯。　　這並不是說功利主義者就肯定支持嚴刑逼供，某些功利主義者基於實際的理由而反對之。他們認為，嚴刑逼供很少起作用，因為逼迫之下所獲取的情報經常不可靠。因此，我們是讓他們受苦了，可是卻並沒有使***同體更加安全：集體的功利沒有任何增加。或者，他們擔心，如果我們的國家實施嚴刑逼供，那麽，壹旦我們的士兵被俘，他們將面臨更加嚴酷的對待。如果綜合起來考慮，這種與使用嚴刑逼供相聯系的結果，可能在實際上減少了總體功利。　　這些實際的考量或真或假。可是，作為反對使用嚴刑逼供的理由，它們與功利主義的思維方式完全契合。它們並沒有斷言，嚴刑逼迫壹個人在本質上就是錯的；而只是斷言，使用嚴刑逼供會有不良後果，而這不良後果從總體上來看會弊大於利。　　有些人從原則上反對嚴刑逼供，他們認為這侵犯了人權，也沒有尊重人類的內在尊嚴。他們反對嚴刑逼供的理由並不依賴於功利主義的考量。他們認為人權和人類尊嚴擁有壹個超越於功利的道德基礎。如果他們是對的，那麽邊沁的哲學就錯了。　　從表面上看，定時炸彈的情形似乎支持邊沁的論證。數量似乎確實產生了道德上的差異。為了不殺死壹個無辜的船艙男仆而接受救生艇上三個人可能死亡的這壹事實，是壹回事；可是，如果像在定時炸彈的情形中，成千上萬條無辜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呢？如果幾十萬條生命處境危險呢？功利主義者可能會爭論道，在某些時刻，即使是最熱心的人權倡導者也會很難堅持認為，讓大量無辜的生命死去，比嚴刑拷打壹個可能知道這個炸彈藏身之處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在道德上會更加可取。　　然而，作為對功利主義道德推理的壹個考驗，這個定時炸彈的例子具有誤導性。它似乎證明了數目確實重要，因此，如果有足夠多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的話，我們應當願意不考慮自己的尊嚴和權利。而且如果這壹點是真實的，那麽，道德終究還是在於算計得失。　　然而，嚴刑逼供的情形並沒有表明：挽救許多條生命的這樣壹種前景，證明了使壹個無辜之人遭受嚴酷痛苦是正當的。讓我們回想壹下，那個被嚴刑拷打以挽救那些生命的人，是壹個恐怖分子嫌疑人，事實上我們相信這個人安裝了那枚炸彈。那麽，那種支持我們嚴刑拷打他的理由的道德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便取決於這樣壹種假設：他以某種方式對我們現在所力圖避免的危險，負有責任；或者，如果他對這枚炸彈並沒有任何責任，而我們認為他實施了其他可怕的行為以使他應得殘酷的對待。在定時炸彈這壹案例中起作用的道德直覺，並不僅僅是關於得失的算計，同時也是壹種非功利主義的觀念，即，恐怖主義者是壞人，他們應該受到懲罰。　　如果我們改變壹下該情形，並排除任何假定的罪惡因素，那麽我們會更加清楚地看明白這壹點。假如誘使該名恐怖分子嫌疑人開口的唯壹方式，就是折磨他的年幼女兒（她對父親窮兇極惡的行為毫不知情）。那麽，這樣做在道德上是允許的嗎？我相信，即使是壹個硬心腸的功利主義者也可能會回避這壹想法。然而，這個版本的關於嚴刑逼供情形，卻給功利主義原則帶來了壹次更加真實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