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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挽歌——江右商幫的落寞淒潦

明清 300余年,十大商幫稱雄,逐鹿於我國商界。有的輝煌,隨著歷史的變遷,轉換角色,融入近代經濟甚至現代經濟,仍然在我國經濟中發揮作用;有的沒落,只留在歷史的過程中。

江右商幫曾經輝煌過,縱橫華夏,在全國各地都曾留下過深深地足跡。在湖廣,有“無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說法;在雲貴川“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明代各地在北京的會館見於文獻者有 41 所,其中江西有 14所,占 34%. ,居各省之首。”清初江西籍大學士朱軾也說 “前朝惟吾鄉會館最多。可見其榮,可見其威!

但是,江右商幫沒落了,隨著清代社會的發展,在鴉片戰爭以後,活躍了近 500年的江右商幫沒能向近代經濟轉變和發展,最終沒落了。時間不等人,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而江右商幫也終究沒有趕上這壹洪流。

接下來,讓我們縷清江右商幫從崛起到落寞的脈絡。

“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蓋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江西商人也就被稱為“江右商人”。

江右商幫的崛起可追溯到元末明初,元末,由於元朝統治者殘暴的統治,使得南方漢族百姓苦不堪言,於是揭竿而起,爆發了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紅巾軍”農民起義。在不到幾年的時間裏,起義如燎原之火,燒遍了整個南中國大地。戰略的矛盾迅速轉化為起義軍內部的矛盾,以陳友諒和朱元璋的對峙最為劇烈,經過了鄱陽湖大戰,最終朱元璋取得了勝利。

隨著明朝對全國的統壹,明軍不斷進兵兩湖、兩廣、雲貴,都以江西為基地。明軍北伐中原,進軍西南,戰爭連綿不斷。相對而言,東南地區則戰事緩和,生活較為太平。明朝統壹中國的軍力雖從南京出發,而軍需給養卻多依賴於江西供給。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為此出現了贛商。

跟隨著明軍推進,江西也開始了有史以來第壹次大規模的向外擴張。浩浩蕩蕩的江右商幫便在這個時期逐漸地形成並迅速流向全國各地,占領了廣闊的市場,贛商的隊伍和經商範圍也隨之不斷地擴大。

後來,明朝建立後,為防倭寇的侵擾,實行了長時期的禁海政策。國內貿易,甚至對外貿易,都依靠水上通道。運河--長江--贛江--北江這壹通道就成了全國貿易的黃金水道。這條通道,長達3000多公裏,在江西境內就有1000余公裏。這使得江西在國內、國際貿易中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為江西經濟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此為江右商幫的崛起!

我國明清時代主要有十大商幫: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陜西商幫、寧波商幫、山東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江右商幫、龍遊商幫。贛商(江右商幫)興起於元末明初,並迅速進入鼎盛時期。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遍布全國的江西會館,明代各地在北京的會館見於文獻者有 41 所,其中江西有 14所,占 34%. ,居各省之首,並且江右商幫深入湖廣雲貴等地,遍布大城小鎮,即使是偏遠的苗壯山區也有江西商人的身影,他們甚至深入土管轄區,代官府“征輸裏役”。

還有的江西商人定居於山寨少數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為當地民族的酋長或首領。

他們沖擊著封建閉塞的舊貌,給落後的農村和封閉的山寨帶來了新的生機。

贛商之所以能在歷史上稱雄,並躋身於明清十大商幫,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的。

(1)吃苦耐勞,艱苦創業。 贛商多系家境貧寒的農家子弟,自幼養成了吃苦耐勞的品格。在從商的過程中,他們吃苦耐勞,艱苦創業,勤儉持家,蔚然成風。東鄉商人,“牽車者遍都大邑,遠逾黔滇不憚”;豐城商人,“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苦比鄰”;臨川商人“行旅達四裔,有棄妻子老不歸者”。許多贛商由於親身體驗到從商的艱難和經營的勞苦,往往能夠疏遠紛華聲色,粗食布衣,潔身自好。玉山商人吳士發兄弟八人,商賈農藝各執壹業,家道殷富,就“不趨遊蕩,凡聲色犬馬樗蒲之戲,從不入其內”。清江商人楊福圓,經商多年後,“良田,夏屋渠渠,而藏獲之備,指使者甚眾”,其妻張氏卻仍是“裙布荊釵,操作猶昔”。

(2)科舉盛行,官宦支撐。 明清兩朝,科舉盛行。江西人歷來尊師重教,崇尚學習,每年中舉者絡繹不絕,朝中官宦江西人居多。元朝有程鉅夫、吳澄、虞集;明朝有黃文澄、楊士奇、楊溥、解縉、胡廣、費宏、夏言、嚴嵩、譚綸、況鐘、周沈、徐貞明、歐陽德、鄒守益、羅欽順;清朝有朱軾、裘日修、甘如來、戴衢亨等。明代,朝廷上有“朝仕半江西”的說法,政治影響很大。這些官宦故鄉情深,非常註重對家鄉的關心和獎掖,他們不僅在京城和各地保護了贛商的地位與權益,還提供了不少的市場信息和商業機遇,在壹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人外出經商做工的積極性。

(3)物產豐富,技藝精湛。 江西素有“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之美譽。江西物產豐富,有瓷器、茶葉、紙張、夏布、大米、藥材、木竹、煙草、藍靛、煤炭、鎢砂等等,不僅豐富了商業興隆的物質基礎,也增加了經商的渠道和門路。翦伯贊在《中國通史綱要》中指出:“明代中葉,棉紡織業的松江,絲織業的蘇杭,漿染業的蕪湖,制瓷業的景德鎮和造紙業的鉛山,為江南五大手工業區”全國五大手工業區,江西就有兩個,可見手工業之發達。據明《鉛書食貨》記載,鉛山縣僅石塘鎮壹地,每年產紙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購作為奏本紙。當時鉛山生產的紙有連史、毛邊、關山、京川、貢川、大表、表心、荊川、書策、白綿等十多種。鉛山的紙其實早在元代就已名播天下了。

贛商中不乏技藝精湛者,他們不僅以技謀生,而且為中國傳統建築和文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建昌(今永修)工匠雷發達及其後人,擅長建築設計制造,自康熙年間至北京任工部樣式房掌案(號稱樣式雷)以後的200余年間,清廷主要建築,如故宮三大殿、圓明園、頤和園等皇家宮殿、苑圃和清東、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設計建築,在中國建築史乃至世界建築史上濃墨重彩地寫上了壹筆。

(4)講究“賈德”,註重誠信。 贛商誠實守信,講究職業道德。他們不賣假貨、劣貨,不擡高物價、欺行霸市,而且還遵守儒家的道德規範,提出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並由此形成了“以誠待客,以義制利”,“和氣生財,公平守信”,“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等壹系列道德要求,為“江右商幫”***同遵守。浮梁商人朱文熾在經營茶葉時,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後,他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均註明了“陳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楊俊之,“貿易吳越閩粵諸地二十余年,雖童叟不欺,遇急難不異捐貲排解。”不僅如此,有的家族還將商業道德作為家規、族規的重要內容,要求全家庭的人員予以遵守。

(5)水運發達,交通便利。 早在秦朝,秦始皇為了開拓南疆,派軍隊修建了江西與廣東相連的大庾嶺驛道,開通了“南野之界”,使糧餉物資順贛江南運,抵贛州入章水達大庾嶺下,經驛道翻嶺陸運,

再沿湞水進北江而達番禺(今廣州)。贛江以北,經鄱陽湖,與長江相連,使江西物資銷往長江下遊兩岸各大城市。隋唐兩宋以來,江西木材外銷是商業貿易中的壹個大項目。明成祖擴建北京,於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派待郎古樸到江西采購木材,就是通過贛江經吳城過鄱陽湖進入長江由運河北上的。不僅建設古都的木材是江西的,設計、主持建設北京主要宮廷建築的“樣式雷”(雷發達)也是江西人。交通便利為江西商人外出經商和運輸貨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也是贛商發展的地域優勢。所以“九江據上流,人趨市利;南、饒、廣信阜裕,優於建、袁,以多利賈;而瑞、臨、吉安尤稱富足;南、贛谷林深邃,實商賈入粵之要區。”

(6)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余波。 明初為填補兩湖省人口的不足,將江西省的大量人口遷往湖南湖北,少部遷往雲貴,傳統鄉緣關系的影響使得江西商人在這些地方特別好做生意,而思鄉之情又使得遷出的人對故鄉之物更加思念,更催生了這種貿易的需求。

片戰爭以後,江右商幫在活躍了 500年後,逐漸沒落,經歷了群體萎縮、棄商返農、官商化、商業資本萎縮、經營區域日漸縮小、聲譽下降多重打擊後,江右商幫沒落了,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三又壹、江右商幫沒落的原因

江右商幫的沒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進步,市場競爭加劇,官府抑商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江右商幫內部的因素:

1、全國經濟格局變化,江西經濟地位轉弱。 隨著明清政府的壹系列政策的調整,昔日的物流“黃金通道”已不復存在,沿海地區和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經濟區域逐漸加快經濟發展,各省的經濟實力紛紛超過江西。江西的經濟地位轉弱。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以後,沿海地區經濟更是加速發展,超過江西者益眾。江西由於歷史原因,仍然沿著封建經濟的軌道緩慢爬行。從而,江右商幫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動搖,其結果,江右商幫輝煌不再。鬥轉星移,江右商幫的結構更逐漸趨於松散,到後來,在全國性的經濟貿易中竟難尋其蹤。

2、在外省的江右商人在當地落籍,削弱了江右商幫的實力。 江右商幫興起於江西的流民運動,在初期,外地的江右商人仍然“鄉音未改,鄉情深重”;隨著時間的推移,江右商幫中的流民落籍已久,他們接受當地的傳統文化,被當地同化,逐漸與江右商幫失去聯系,甚至為數不少的江右商人的後裔與江西經濟斷絕聯系,成為當地居民,融入當地社會經濟生活。由於地緣關系,他們中絕大部分商人加入了當地商幫。這直接壯大了其他商幫的實力,削弱了江右商幫的競爭力。

3、江右商人的經營觀念未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轉變 。江右商幫應時而興起和發展,但其的經營觀念仍然沒有完全跳出 “以商補農,以末養本”的思維方式。當時,江西和全國壹樣仍然處於小農經濟的包圍之中,農民以小本經營方式,暫時脫離農事,而從事貿易活動的。由此可見,人數眾多的江右商人仍然受到農本商末的觀念的深遠影響,把經商作為農業的壹種補充。在鄉裏,大家尊崇的是官員和讀書人,認為他們可以光宗耀祖;而輕視商賈。

4、江右商人的經營資本未能擴大和轉化 。“江右多貧者”,江右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下賈眾多的特點,本來個體經營資本就小。在人的生衍繁殖的過程中,由於家大要分,家產的分析就不可避免。江右商人在分析家產後,小資本被分成更小,逐漸失去了作為商業資本的資格。江右商幫又是江西流民運動的產物。小本經營,原始資本沒有得到充分的積累。在江右商幫輝煌之時,江右商人賺取了壹定的利潤,“以小買賣而致大開張”。但是,江右商人並沒有把賺取的利潤返投入到貿易中來,用於擴大經營資本。江右商人的投資方向多為生活性投資、社會性投資,而產業性投資極少;據統計,其中,生活性投資占兩成,社會性投資占近八成,產業性投資僅占不足 。

5、不遵守市場規則,違背誠信原則,受到懲罰。 江右商人不象晉幫商人,供奉財神和關羽,以義團結同鄉商人,講究“賈德”,積累“賈道”。雖然絕大多數江右商人註意信譽,但少數江右商人不道德經營,視市場規則如兒戲,更談不上公平交易,童叟無欺。這種行為給江右商幫帶來的災難是毀滅性的。市傳“南人多詐”,不良江右商人的行徑受到譴責,引得群起而攻之。到後來,有的商人為避免傷害,幹脆拒絕與江右商人做生意。官府也有禁止江右商人進入某些地方進行交易的舉措,對江右商人的經營活動加以限制。江右商幫因少數不法商人違背市場規律的行為,而受到集體懲罰,江右商幫的市場空間受到壓抑。

6、經營方式和經營行業固守不變 。江右商人人數眾多,“以小買賣而致大開張”。在500 余年中,絕大多數的江右商人采取的經營方式是個體經營。“男人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老弱務農。”是大多數江右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這種結構從封建商品經濟的角度來看,在封建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當時還是可以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江右商人的經營方式仍然停滯於個體小本經營,“南人多詐”又使江右商人互相不能信任,資本無法集聚。小本生意也就難做。長期以往,惡性循環,小本經營成本不能有效地降下來,甚至虧損出現,在市場中江右商人逐漸失去競爭力。

8、市場競爭加劇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國門被迫打開,隨著外國列強的侵入,國內市場的競爭加劇。江西居於中國腹地,封閉性較強,對新事物接受較慢。江右商人未能象寧波商幫那樣,接受新觀念,轉變投資理念,積極開拓市場,參與競爭。江右商人還是沿用原有的經營老套,未能接受新的觀念,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因此在市場競爭中屢屢受挫。

總之、江右商幫經歷過輝煌,500年的風雨中保持繁榮而不衰敗本身就是壹件了不起的事情。雖然最後沒有經受住近代化的沖擊,最終衰敗下來,但是江右商那種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和合***贏的協作精神,以義制利的儒商精神、潛心學藝的鉆研精神、童叟無欺的和諧精神、勇於排難的戰爭精神、穩紮穩打的務實精神、胸懷大誌的進取精神,值得所有後世的商人學習。

但同時500年的歷史過程中,因為未能尊重市場規律,追隨社會的進步,跟上歷史的前進步伐,在多方的壓抑和競爭下,最終沒落這對於後世的江西商人本身就是值得吸取經驗和教訓。

江西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其中也包含著江右商幫創造中華最活躍的創業文化。比如瓷都、藥都的地名,記載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工商業文明,江右商幫稱雄於明清兩朝也反映了江右商人的創業精神和顯著業績。壹個國家和地區企業家的數量多少,素質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壹個國家和地區的創業水平和經濟競爭力。應該說,現在的江西人和過去的江西人沒有太大的變化,當年江右商所有的特點,現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備。現代的江西商人,有著比先輩們更開放的思想、更先進的理念、更開闊的眼界、更豐富的知識,更卓越的膽識、更無畏的氣概,而先輩們的勤勞和節儉、誠信和務實將成為溶入現代江西商人血液中的優秀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