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於直言的魏征》講了幾件事

洪武年間的文字獄 文字獄的出現源於洪武朝的文武之爭。自立國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的名言，開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儀、典章、刑法、軍制、戶籍、學校等等規程，使得明初氣象具備，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水漲船高。如此壹來，那些早期追隨於他的淮西武將集團頓生不滿之心，認為天下是我們拼命打出來的，憑什麽讓那些身無尺寸戰功的文人來當家？於是想出了壹個壓制文人的計策來。 某日，他們推選出幾個能說會道的跑去向太祖告文人的狀。起初，太祖拿出“平亂用武，治世以文”的道理來勸他們。這些人表明唯唯，待太祖壹番宏論之後才小心說道：陛下之言誠然不錯，但是對文人們也不能完全相信。這些人仗著自己有才學，往往會因壹點點不滿意就會用隱諱的言詞進行挖苦誹謗。陛下雖然對他們很好，可是能夠保證讓他們人人滿意嗎？ 這麽壹說，太祖心裏也是有些吃不準了，就問他們是否可以拿出例子來。這壹問正中進言者的下懷，於是立刻說道：您知道張九四（元末群雄之壹張士誠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對文人的寵愛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祿，寶馬香車，供奉無缺。可是在他自立稱王的時候，讓文人們給他起官名，就得了士誠這麽個名字。 太祖想了想說：這名字不錯，待士以誠，正好符合他的做為。 進言者壹笑道：看來陛下也被這些壞心腸的文人給蒙敝了。您可知道，《孟子》裏有這麽壹句話叫“士，誠小人也”。連讀出來就是“士誠小人也”。您看，這不是變著法罵人家是小人嗎？可憐張士誠給人家叫了半輩子小人，至死還被蒙在鼓裏。 太祖立刻命人拿來《孟子》壹查，果然找到了這句話，從此就開始留意文臣們的奏章之中有沒有什麽可疑詞句，以後又擴展到詩文書稿。 以上這個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黃溥所著的《閑中古今錄》。雖然不能就此確定這就是洪武年間文字獄的起因，但卻可以證明當時確實存在著文字獄。其實，真正構成文字獄的原因還是出在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興起文字獄的目的無非兩條： 1.打擊不順從於明朝的文人； 2.個人心理上的極度自卑與自尊。 前壹條從維護統治的觀點來看，也還算有壹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條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現了。說白了，就是變態。 先看第壹條。明太祖作為歷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難免受到那些以門第論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輕視和憎恨，因此許多人是不屑與之合作，更不肯稱臣。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壹個叫做夏伯啟的人和他的侄子。他們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決心，甚至不惜斬斷手指。後來被捉到南京後，太祖問他們：亂世的時候，妳們躲到哪裏去了？伯啟答：紅寇（對紅巾軍的篾稱）作亂的時候，我避禍於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裏。太祖本人出身紅巾軍，最忌諱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紅寇”、“紅賊”什麽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妳心懷怨恨，對朕的天下不滿意。所以，妳說“紅寇”分明是別有所指，借題發揮地辱罵朕。好啊，妳不是寧斬手指也不肯歸順嗎？那就不用歸順了！朕要將妳們叔侄梟首示眾，來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處死。此後，又有蘇州人姚潤、王謨等因拒絕出仕而被抄家處死。這些都是《明史·刑法誌》上記載的。 經過這樣壹場腥風血雨，文人們膽怯了。許多人不得已應征來到南京，但還是不肯做官。在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學大家楊維楨的經歷最具典型性。 據《明史·楊維楨傳》記載，其人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紀元1327年）進士。仕元為建德路總管推官，紅巾亂起後避難於富春江。其人文名播於天下，尤擅詩文，時稱“鐵崖體”。洪武三年（紀元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時，已是74歲的高齡。對著前來催促的地方官，他寫下了《老婦客謠》壹詩來婉言拒絕，自比詩中那位行將就木的老婦人不能再嫁，並明確告訴太祖，如果逼迫我仕兩朝，只能跳海自盡以全名節。太祖見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嚇唬不住的，再則名氣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傷自己的“聖德”，因此只得作罷。 對明朝不肯妥協的除了象楊維楨那樣的故元遺民之外，還有壹些則是曾經仕奉於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陰人王逢，做過張士誠的幕僚，士誠敗亡後他隱居在烏涇（在今蘇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紀元1383年）被征，抵死不從。幸好他有個在南京做官的兒子，苦苦哀求之後才得以放歸。事見《明史·戴良傳》附《王逢傳》。 這些或為故元遺臣，或為群雄舊部的文人，如楊維楨、王逢這樣自恃氣節而不仕兩朝的還有許多。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以自家世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樂年間方死；長樂人陳亮自以元之儒士，終身不仕；盧陵人張昱自以為元臣，先後拒絕了張士誠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見其老邁，說了壹句“可閑矣”就放歸了，他遂自號“可閑老人”，小心翼翼地過日子；楊維楨的同鄉兼學生張憲仕張士誠，士誠滅，張憲隱姓埋名，晚年死於杭州報國寺。這些人的事跡，除張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傳。張昱事，則可見其本人的《可閑老人集》。 由於看到這些文人都不肯歸附自己，明太祖對於文人的厭惡也就可想而知。而這種厭惡壹旦與內心之中的隱疾發生作用，則勢必爆發出乖戾的行徑。這就是我們即將提及的第二條。 怎樣給壹個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為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從其寫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壹旦這些文字不小心觸動了敏感神經，立刻會按照自己的個人思維來加以曲解，無限上綱的去引申原意，達到入人於罪的目的。這就是文字獄的通常特點。 明太祖基於其出身經歷，內心之中自然也劃定了壹塊不可冒犯的禁區。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做過和尚，所以但凡所見文字之中沾上“光”、“禿”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即使是個“僧”字也同樣很刺眼。到後來，又向外推廣至於諧音的“生”字也被納入忌諱的範疇。再有，他是從紅巾軍之中起家的。前面說過，在元廷看來，紅巾軍是“紅賊”、“紅寇”，因此太祖也討厭有人在他面前提“賊”和“寇”，後來，連“則”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明太祖基於低賤出身而產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當自卑走入極端之後，自尊心就會膨脹起來，達到另壹種變態的頂峰。這種變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現出清晰的脈絡。 中國歷代開國帝王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會想方設法地為自己尋找壹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統，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書中講了這樣壹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們討論修玉堞宗譜的時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時，有壹個從徽州來的朱姓地方官來陛見，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這個人拉成本家，那麽對於證明自己的出身無疑是個很有力的證明。於是，他滿懷希冀地問對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稱）的後裔。那人不知聖意，只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據實回答說不是。這下，太祖不免大為沮喪，再想到就連壹介小官兒都不肯冒認祖先，何況自己貴為天子呢？再說，自家上溯幾代也和江南徽州沒有半點關系，硬攀親的話，若是被明眼人看出，豈非惹人恥笑。於是認親之意遂寢。 不能認親，但並不代表太祖就此放棄了對自身尊嚴的渴望，因此他的目光又轉到徽北大同鄉漢高祖劉邦的身上。靈機壹動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諱地說自己出身寒微，與漢高祖壹樣都是不籍祖蔭，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漢。此後舉凡聖旨、言論無不特意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畝”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稱號，凸現自己完全是憑借個人能力打天下，從底層壹步壹步走上龍位的。但是，這種話只能他自己來說，如果哪個人敢於多言，那麽等待他的將是嚴厲的懲罰和悲慘的結局。 明太祖對文字是否犯禁的評判，完全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水平做準繩，並不會去設身處地地為作文者考慮什麽。這壹點也是完全符合文字獄的特性的。下面，列舉壹些在洪武朝較為著名的文字獄案例來加以說明。 壹、因字諱而取禍者： （1）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代海門衛官做《謝增俸表》，這篇官樣謝恩文章之中有“做則垂憲”之語；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做《賀萬壽表》，這是賀皇帝壽辰的表章，其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句；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案察使做《賀冬至表》，這是慶典祝賀表，而其中出現了“儀則天下”語；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政使和案察使做《正旦賀表》內有“建中則做”；澧州學正孟清做《賀冬至表》，內有“聖德作則”語。以上這些本來都是壹些“頌聖”性質的馬屁文章，但只因沾了壹個與“賊”諧音的“則”字，就入了罪過。 （2）常州府學訓導蔣祺為本府做《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因“生”與“僧”近而入罪。 二、因詞音而取禍者： （1）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做《謝賜馬表》內有“遙瞻帝扉”語，本義是遙望帝王宮闕的門扉，表達心懷皇帝之心。卻被理解為“帝非”，帝王怎麽可能有不對的事情呢？誹謗聖君，殺。 （2）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做《賀正旦表》內有“取法象巍”，“取法”被解做“去發”，去發為禿，這不就是變著法影射太祖做過和尚麽？不死待何？ （3）亳州府學訓導林雲為本州做《謝東宮賜宴箋》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句，“式君父”被理解為“弒君父”，弒殺君父，豈非謀反？ （4）尉氏縣學教諭許元為本縣做《賀萬壽表》，其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句，“藻飾太平”被曲解為“早失太平”，盼著國家早早失去太平，這是多麽惡毒的詛咒啊！ （5）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做《賀立太孫表》，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紀元1393年）立長孫朱允文為皇太孫時的祝賀表，只因其中有壹句“天下有道，望拜青門”之中，“有道”被解做“有盜”，青門則被認為是佛寺，這下就變成了諷刺太祖做和尚的經歷和加入紅巾軍是做盜賊。 （6）以上這些人死得固然很冤，但卻冤枉不過陳州州學的訓導，他為本州代作的《賀萬壽表》內，壹句“壽域千秋”被疑似犯忌，但左右挑剔過來又找不到什麽問題。然而，太祖還是不肯放過他，最終還是與前面那些人壹起上了枉死城。 以上兩大類遭到殺身之禍者，都記載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引《朝野異聞錄》。至於因句意而取禍者，在徐貞卿《翦勝野聞》中記載如下： 杭州府學教授徐壹夔為本府做《萬壽賀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句，大概經過以上介紹後，各位讀者也可以看出這句犯了多大的忌諱。“光”、“生”和“則”都是犯了太祖大忌，這壹連讀，本來壹句老生常談式的頌聖句子就變成了“當著和尚罵禿子”，外帶諷刺太祖入紅巾為賊的過去。太祖這壹怒，作者本人自然不必客氣，脖子上哢嚓壹刀是逃不掉了，就連禮部官員也被遷怒，遭到嚴厲訓斥。嚇得他們連忙上表請罪，並求太祖降詔，申明忌諱，以警臣民。 於是，在洪武二十九年（紀元1397年），由翰林學士劉三吾、左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擬定了壹個《慶賀謝恩表式》，也就是壹個教大家如何給皇帝寫表章的規範格式。壹切賀表都按照這個內容抄錄，然後寫上自己的官職和姓名即可。是所謂：天下文章壹大抄，只求保命不求文。這又是太祖變態心理所造成的壹大笑話了。然而，這樣的笑話背後隱藏著太多的冤魂，任誰也笑不起來了。 除了在自己可以看到的表章裏挑毛病之外，洪武文字獄也漸漸擴展到文人們的日常生活言行與文字之中。 劉辰的《國初事跡》記載了僉事陳養浩有“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的詩句。這種和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壹樣寫征人怨的普通詩句落在太祖眼中，卻變成了動搖軍心士氣的不軌之心，遂將陳養浩貶竄至湖北，卻還覺得不解氣，又下令將他丟入水中淹死（就像殺韓林兒壹樣）。 同類事件又見於《蓬窗類記》、《消夏閑記摘抄》、《古穰雜錄》、《靜致居詩話》和《明史·高啟傳》等多書記載蘇州知府魏觀案，因其將府衙建在以前張士誠王府的遺址之上，遭到太祖忌恨，接下來又得到密報，說在為新府衙上梁的時候所寫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龍蟠”四字，於是下令將魏觀腰斬棄市。 殺了魏觀，太祖還覺不足，又將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項上。據《明史》本傳載，青丘是他的號，名啟，字季迪，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其詩風雄健，才情高遠，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傑”。洪武元年（紀元1368年）應召入仕，參與編修《元史》，為魏觀寫“上梁文”的時候，已經致仕居於蘇州。按理說，他是與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即使是比照楊維楨，也不該被陷入文字獄中。然而，正所謂此壹時、彼壹時，何況太祖對他也不是第壹次不滿了。早在高啟為翰林院編修的時候，就因他所寫下的《題宮女圖詩》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句被太祖疑為諷刺而暗記在心。如今，舊欠未清，新帳復生，太祖也就顧不得是否擔上“害賢”之名，幹脆腰斬了事。高啟死後，其詩集也遭到毀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來刊行。高啟壹案，被後世稱為“國初冤獄”。 如果說，這些被太祖找茬殺掉的人令人可嘆，那麽壹個自動將脖子送到太祖刀口下的來復和尚的死除了令人嗤笑之外，也實在無話可說了。這個和尚不好好參禪念經，卻為了討好太祖，非要“知難而進”，寫了壹首“頌聖詩”獻給了太祖。當太祖看到其中兩句“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的時候，立刻下令殺了這個不長眼的和尚。因為在太祖看來，“殊”字拆開就是“歹”和“朱”，這不是在指責我朱家不好嗎？那“無德頌陶唐”簡直就是赤裸裸的罵我“無德”。陶唐就是古代傳說之中的賢君堯，用堯來影射我的帝王之位，卻又言我“無德”，其心可誅了。從《二十二史劄記》上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只覺哭笑不得，不知各位讀者又是怎樣壹副心情呢？ 再後來，文字獄的範圍又擴大到地方官對朝廷的事務性表章之中的錯字上來。兗州知州盧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兗”字被誤刻為“袞”字，請求改正。結果，太祖把“袞”字認成了“滾”字，就恨上了盧熊，認為他是要自己“滾”。巧言令色的辱罵聖君，這怎麽能容？結果不久之後，太祖就借胡惟庸的“黨案”把盧熊給殺了。自己不認識字，卻把人家給殺了，這樣壹個黑色幽默被記入《水東日記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覺臉面無光呢？ 帝王之忌，往往很快就會演變為舉國之忌，因此在洪武三年時，明朝頒布了壹系列的忌字，禁止平民在名字之中使用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秦、漢、晉等字。二十六年，又加上了太祖、聖孫、龍孫、皇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郎中和太醫是針對民間醫生，待詔則是針對從事梳頭理法的行業的人。因此，在明代的醫生只能稱醫者、醫士、醫人，如果誰看到壹部明代背景的影視作品裏出現郎中的稱謂，那麽盡可笑其無知了。至於理法師們，在那時則改稱“整容”，也不知是不是現代整容業的始祖了。這些，也是來自《水東日記摘抄》的記載。 在後世史家看來，正式可稱為文字獄的時代，是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這十三年的時間，其間因各種與文字有關的事件而被殺者達十幾萬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其牽連之廣、死者之多、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洪武文字獄，十三年間，只有壹人得了活命。 其實，洪武三十年還有南北榜案，也是文字獄的延伸。 倒黴的就是那個在二十九年擬定賀表格式的劉三吾和另壹位主考白信蹈。 發榜之日，自狀元江西人宋琮以下中第者皆為南方人，北方人盡名落孫山。 北方考生大嘩，引發禦案，朱元璋命侍讀張信查閱試卷，結果北方人依舊無壹錄取。朱元璋對張信也不滿意了。後來，有人告張信是受了劉、白二人的托請，故意取不合格的卷子來披閱。太祖大怒，殺白信蹈和張信等考官，劉三吾因年事過高，免死，充軍。狀元宋琮也同樣被充軍。 之後，太祖親自出題監考，錄61人，都是北方人。 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又稱春夏榜案。 劉白張等對北方人的歧視固然不對，但太祖之後又矯枉過正了。 其實，他對此案之所以態度嚴厲，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對準的是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排斥異己行為的不滿。也是為日後所發生的李善長大案做壹預演。 朱元璋的自卑使得文字獄空前慘烈 文字獄發展到明朝已經是高潮了還有賊、寇等等，後來推廣到諧音字“則”、“生”等等。 竇娥死的時候，真的會下雪嗎？ 從14世紀全球氣候大異常的背景分析，也並非沒有可能。有小說說,那是人死後,怨氣沖天,引起的氣候突變而已.嘎嘎,還好竇蛾沒有修成元嬰. 不過，元朝能夠允許這種諷刺時弊的作品流傳下來，而作者本人也沒遭到逮捕、關押，可見元朝是沒有文字獄的。蒙古貴族也並非沒有精通漢文化的，元文宗本人就精漢文，通書畫，還親手繪制了壹幅相當出色的城市規劃圖。元朝大詩人忽都剌的學問就更不必說了。元代雜劇之中早有24本連臺的《西遊記》，從玄奘之父陳光蕊趕落水到師徒四人取經歸唐，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唐僧的形象早已完備。明人吳承恩之同名小說雖然不能算抄襲，但至少是脫胎於該雜劇。許多故事根本無需原創。這比明朝可強多了。元朝海外貿易基於蒙古征服的威力，達到了宋朝所不能達到的地域，交易國超過100個（宋朝不足80）。所以，元朝是壹個空前開放的時代，中國科技在元代的成就絕不在唐宋之下。如果元朝能夠維持得更久些，那麽這個朝代的建樹當更盛唐宋。 宋朝到了，這個朝代的文字獄在逐步升級，已不是以前那些時代的小打小敲，而是大張旗鼓，搞得熱火朝天，人嚎馬嘯。北宋南宋兩個王朝的文字獄，壹個出於黨爭，壹個出於權奸。前呼後應，愈演愈烈。 北宋的朋黨爭鬥將政治這口鐵鍋燒得通紅，並且也將皇帝烤得大汗淋漓，加上國家多事，戰爭不斷，士大夫們爭權奪利的聲浪壹浪高似壹浪。皇帝既運籌無術也駕馭不力，他沒有足夠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來應付這些雜事了，那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們在等著他去治療性饑，那壹雙雙渴望的眼睛似發紅的燈籠在招引他去雲雨巫山。國事？權利？妳們去爭好了。以儒文立國的北宋，科舉有著較大的發展，科舉這個舉賢卓才的措施從隋朝開始到這裏已是第三個朝代了，北宋政府自然是十分重視科舉，文人們在這個時代也是春風得意，意氣風發之態，他們性子硬，意氣盛，議論也就多了起來，這樣朋黨產生了，派性林立了，壹改太祖太宗時期正廉之風。到了真宗時期，腐朽奢侈之風有如遍街的垃圾臭不可聞，也就是這片土壤上滋長了兩派，壹派以宰相寇準為首，壹派以右諫議大夫丁謂為首。這場爭鬥，是壹場關系著北宋安危的爭鬥。面對契丹的犯邊，參知政事王欽若主張護帝往江南躲避，寇準極大阻止，可丁謂極為贊成，趙恒這個不算英明的皇帝自然是贊成。結果是好人鬥不過壞人，寇準被擠出相位，丁謂小人得勢登上相位，並被封為晉國公，勾結宦官雷允恭，獨攬朝政，實在可惡。又值得可賀的是，仁宗即位後，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可嘆只可嘆寇準被罷相後被貶到雷州半島。許多時候，好人總是鬥不過壞人，這不是定律，但幾乎就是規則。 仁宗趙禎登位，他的智慧雖比趙恒豐富，但他無法壓制大興而起的朋黨，朋黨之險朋黨之弊朋黨之利，文章大師歐陽修的《朋黨論》可謂切透肺腑，提出君子是以同道為朋，小人是以同利為朋，指出治理國家必須要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此文的氣勢和戰鬥力倍受當時文人和後代文人的褒揚。此文在黨爭中推波助瀾，波及後世，後世的黨爭都有人用它作思想武器，直到清代雍正皇帝還鄭重其事地作新的《朋黨論》以反駁歐陽修的論點。朋黨有小人集結的朋黨也有君子組織的朋黨。前者害國，無惡不作；後者利國，懲奸壓邪。那麽作為壹國的君主，他是重用小人朋黨還是君子朋黨呢？君主老爺就要看他自己的利益了。我要看朋黨們哪個的話語順耳，哪個更加忠君（他當然只看得出表面的壹套）。兩派的鬥爭自然是邪正的火拼，正黨借用文字作品制造輿論攻擊邪黨，邪黨就用對方的攻擊文字制造文字獄回擊，並且還要掇拾對方的私下文字采取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等卑鄙手段。 歐陽修的《與高司諫書》和範仲淹的力諫仁宗廢後事件，至使二人被貶，成了北宋邪黨興文字獄的第壹階段，發刃者乃是奸邪宰相呂夷簡和惡毒權奸樞密使夏竦，他們制造的文字獄成了壹種厲害的武器，用來對付正直的大臣，真是蒼天無眼，這等惡毒的手段居然時時得成。文人們幹起事來就有滿腹的豪情，他們的滿腹文章有如陣陣蒸氣要沖動政治這臺笨重的機器，他們熱衷政治，便有意識地寫詩作文為政治鬥爭，為剛烈的正黨效忠。從某個角度講，文人們用文學作品來獻身政治對文學本身是壹種傷害，對文學的發展制造了壹定程度的阻礙，對文人自己也是壹種無情的摧殘。仁宗時太子中允石介的《太歷聖德詩》事件就為後來的蘇軾、黃庭堅的文字冤獄開了路。 說來也是傷心，文字獄總是伴著文人的安危，也伴著國運的盛衰。範仲淹被貶，緣於慶歷新政之禍，慶歷新政的流產主要是北宋王朝沒有力佑而致，又正因為沒有廣施慶歷新政，北宋王朝就得了個貧弱交加的疲軟癥。人們都在尋找出路，都在茫茫黑夜中追尋黎明的曙光，於是，天地間踏步而來壹個巨人。王安石的名字便以驕傲的姿態登臺亮像，變法的號角在皇朝浩蕩，呂惠卿、曾布、章dun（此人我最不願與他交往，因他害過蘇軾）、鄧綰等都成了變法派沖鋒陷陣的槍手。有沖擊派就有保守派，這壹支兵團在太皇太後的支持下向變法派強攻。歷史潮流也確實了得，這不？鄭俠使這股潮流沖出來了，他確實也是厲害，壹記獻圖上書事件，就追使王安石退出了相位。 鄭俠原來緊跟王安石，後由於不滿新法，就逐漸疏遠了他。中原百姓倍受旱災之苦，鄭俠把目睹的慘象繪成了壹幅《流民圖》，另寫壹份秦疏呈奏神宗，勸神宗開倉濟貧，神宗得圖與疏，反復觀讀，倍受感動，很快開倉救災，並廢除了新法中的十八項規定。神宗變法的決心發生了動搖，王安石見新法難以施行，便請求罷相。變法派沒有了主子，呂惠卿、鄧綰等人驚惶失措，跑到神宗面前哀嚎痛哭，終於神宗回心轉意，沒有廢掉新法。這下輪到鄭俠倒黴，禦史臺判他為擅發馬遞之罪。鄭俠不甘心失敗，又畫了兩幅圖，壹幅畫魏征、姚崇、宋（jing）三人事跡，另壹幅畫李林甫、盧杞，總題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圖跡》呈現朝廷，占了上風的呂惠安見鄭俠以李林甫、盧杞影射他，即劾奏鄭俠謗訕時政，交禦史中丞鄧綰、知制浩鄧潤甫等新法派審判，結果是鄭俠被除名編管汀州。宋代刑法官員流放，“編管”是第二等級的處分，最輕的是 “安置”，最重的是“羈管”。盡管鄭俠被“編管”，但他們的壹方毫不畏懼，禦史臺吏員楊忠信把抄好的《名臣奏疏》送給鄭俠，以表示敬仰，呂惠卿知道自然惱火，即唆使禦史知雜事張（zao）上疏誣鄭俠謾罵神宗，這樣鄭俠的罪更重加重處分，被“羈管”英州。呂安國本想置鄭俠於死地，他沒被處死，我們就得感謝宋太祖趙匡胤，是他立下了不殺死文人士大夫的規矩，並有誓約藏於太廟。後哲宗趙煦繼位，由高太後聽政保守派得勢，鄭俠被召回朝廷。哲宗親政，變法派得勢，鄭俠又被流放。徽宗趙佶初立，想調和兩派，鄭俠被召回。蔡京專權，保守派失勢，鄭俠又流放。為君主服務的文字獄將壹位正直的大臣折磨得死去活來，鄭俠的生涯充滿戲劇性，顛三倒四，榮辱等身使他壹生不得安寧，而他又恰恰成了鬥爭的犧牲品，最後窮光而死，真是可嘆可哀。 中國古代的文字獄不得不提起“烏臺詩案”，它的興起，為蘇軾的貶謫生涯作了開路先鋒。 熙寧四年（1071），蘇軾坐任開封府判官，他針對初興的變法風潮，便為救世方針提出九個字： “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其實這九字言不管在哪個朝代都會深得人民，可作為宰相的王安石極其不滿。使王安石更加惱怒的事又發生了，那是在開封考進士之時，是蘇軾主考，他發策問：“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的原因，蘇軾是借此事來影射王安石鼓勵神宗獨斷專任，吃虧的自然是百姓，敗壞的自然是國事。王安石見蘇軾這樣待他，就唆使禦史謝景溫搜集材料劾奏蘇軾，想盡辦法打擊。壹個人存心要揭別人的鬼找出他的錯處，不是壹件難事，蘇軾成了惡勢力的眾矢之的，要在他身上找出“劣跡”也就不是難事。禦史中丞李定受王安石暗使，從蘇軾的數十篇詩文中搜集了謗訕皇上和朝廷的詞句有六十多處，並且涉及了蘇澈、司馬光、曾鞏、黃庭堅等人。蘇軾的《山村絕句》有壹首反映了鹽法之弊：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山中食無鹽。 反映青苗法之弊的有：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壹年強半在城中。 有了這麽多“生動的劣跡”，惡勢力們已是大有收獲了，大文豪在獄吏的威逼下，只好作出解釋。於是惡勢力欣喜若狂，穩操勝券。在 “犯上證據確鑿”的情況下，神宗下詔逮問蘇軾。在獄中，他只承認那被搜集的六十多處只有《山村絕句》是詠時事的，其它的詩句根本沒有什麽譏諷，更談不上什麽謗訕皇上。可惡勢力哪裏顧得他申辯？不承認就加倍折磨，在無奈的情況下，只好屈認，並甘願服法。他感到重見天日的希望已經沒有了，面臨人生的極限，想起了胞弟蘇澈，手足就要永別了，這是何等的苦楚，身囚寒獄昏暗的光線，和著淚水向胞弟寫詩遺情： 聖主如天呵呵~~祝妳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