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歸”之說出處甚多，依迄今所考據的典籍問世順序，戰國《論語》《韓非子》《晏子春秋》，秦漢《戰國策》，西漢《史記》《說苑》《禮記》，東漢《論衡》《風俗通義》，武億《群經義證》則在清朝了。晏嬰卒於前500年，孔子是年52歲，為同時代之晚輩，韓非子再晚出兩百余年，故較為可信。
古時所謂國家，諸侯封疆而有國，大夫封邑而有家。三歸，當指齊桓公饋賞三處家產。
《晏子春秋·雜(下)》：晏子老，請“辭邑”，齊景公“不許”，擬參照先君桓公“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之法進行“恤勞”。以《晏子春秋》觀之，“歸”，有去處之意，也有饋賞之意。“三歸”，即饋賞三處家產也。
《韓非子》則引為管仲索要“相齊”條件。即齊桓請管仲出任宰相，管仲索要“貴、富、尊（親）”之地位。顯然，《晏子春秋》是晚年的“恤勞”之賞，《韓非子》則成了壹開始的“逼上”之索。按常理，晏嬰之說更合乎情理。撇開枝末，《韓非子》載記索“富”，而有“三歸之家”，既可映證《晏子春秋》，“三歸”指田產而能“澤及子孫”。又可驗證《論語》孔子之言，“三歸”可為管仲奢富之標識。因為其奢富，孔子才發感慨：“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才有結論：“管仲之器小哉！”
以晏嬰說，管仲因“恤勞齊國”而得桓公“賞之以三歸”。以韓非子說，管仲因“相齊”而言己“卑”“貧”“疏”，桓公則貴之“立高、國[二卿]之上”；富之“有三歸之家”；尊之“立為仲父”（《外儲說左》《難壹》）。兩說分歧，壹是賞，壹是要。
劉向《說苑》顯然清楚此前這兩說，他選擇了為管仲辯誣：因為世道是“賤不能臨貴”，“貧不能使富”，“疏不能制親”，所以需要齊桓賞賜，“以為上卿”“賜之齊國市租壹年”“以為仲父”。為增加說服力，其《尊賢》還載孔子曰以證說“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其《善說》則曰“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三代之史料，後儒多以《春秋》《國語》《戰國策》《史記》等為正說之史，其中之言多被采信。當然也有舛誤，尤其是《史記》，這是另外的話題。
《論語》是語錄集，且弟子以聖師聖言相待，故較為客觀。歷代而下，後學從未懷疑也未曾挑出舛誤。論語載子曰“三歸”，並未作任何解釋，可見其時孔門師徒對此並無疑問，即都很清楚“三歸”之意。
諸子之書，則不盡然。老孔之後，諸子用史料，多有隨性，甚至順手編撰寓言故事，《莊子》最為代表。故用此類諸子之言，其史料需要佐證。《韓非子》雖然不可與《莊子》同日而語，但引證資料有很鮮明的用意，即為其法家觀點張本，故其張本的說法需慎重對待。《韓非子》的“三歸”之載，疑有此風。
晏子雖在早期，但《晏子春秋》未後人編撰，壹說為李斯同時代的淳於越所編，也未能考實。更何況，有諸多內證表明還有再編輯痕跡。通覽全書，編者並未認真考據，信史、野史、傳聞，壹並順手拈來，有很強的小小說色彩，很多故事有編寫痕跡，舛誤隨處可見。讀史於《晏子春秋》，必須參驗其它正史史料。
《史記》《漢書》，盡管其中舛誤包括失誤和偏誤，《漢書更甚》，但其正史地位和引據作用，不可撼動。然而，《史記》《漢書》記載“三歸”，語焉不詳，諸如“管仲之家兼備三歸”，“身在陪臣而取三歸”等。或許，二公以為前人說清楚了，不必贅述。或許前人之說那壹實考，幹脆回避。以後儒研考反觀，更似後者。正因為《史記》《漢書》語焉不詳，後世猜考、正說甚多，縱觀“娶三姓女”，“藏錢府庫”，“市租常例”等等，粗略言之，猜考成分更多些。 此說始見於何晏《論語集解》。《集解》引包鹹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包鹹是東漢經學家，東漢建武年間入朝教皇太子《論語》，有《論語章句》傳世，故多為後代註家引用，且不妄自更易。後儒僅以為“三姓”不妥，而改為“娶三國女”。
宋邢昺《論語註疏》：“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壹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唐初顏師古註《漢書》，皆沿用此說。鮑彪註《戰國策》亦用此說，謂“蓋三取女”，是質疑“姓”字。皇侃《論語義疏》以為“姓”字不當，遂改為“娶三國女”，又說“管仲是齊大夫，而壹娶三國九人，故雲有‘三歸’也”。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其父劉履殉《秋槎雜記》，作詳盡說解：“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為九女”，“其本國歸女為壹次，二國各壹次，故曰三歸”。俞正燮《癸巳類稿》稍事修正，即改“三正夫人”說，古時天子、諸侯皆有三宮（三正妻），卿、大夫、士壹宮，故管仲娶三位正妻是逾矩非禮。但是，《癸巳類稿》例證齊桓公等，古時皆以為是非禮之事，故難以自圓其說。
包鹹“娶三姓（國）女”，所據為何，迄今未能考實，大抵難排除猜考因素。
《說文》：“歸，女嫁也。”《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三代典籍，此意尤多見。例如：《詩·桃夭》:“之子於歸，宜其室家。”《詩·葛覃》“吾妻歸寧。”《易·漸》：“女歸，吉。”《易·泰》：“帝乙歸妹。”
《史記》《漢書》語焉不詳，古代正式出嫁曰“歸”，周朝婚娶多房，故生出“三歸，娶三姓女也”（《史記註》）。 郭嵩燾《善書屋文集》卷壹《釋三歸》，考證為“市租”。其出處有二：《管子·山至數》“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三歸”之名實本於此。《說苑·尊賢》“桓公賜之市租”，“三歸”之為“市租”。
仔細閱讀《管子·山至數》，“民之三有歸於上”是管仲教齊桓利用放貸而造成的收糧結果：官府在糧少價貴時放貸，糧多價賤時催錢，農民無錢，就得“勻出三成糧食來歸還貸款”，官府壹貸壹歸也就多購了糧食。
附《管子·山至數》譯文
桓公問管仲：“終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辦法能做到？”管仲回答：“[這辦法]不能普天下施行，只可在本國實行。”桓公說：“此話是什麽意思？”管仲說：“國土的大小、土壤的肥瘠皆有定數，全年糧食剩余也有定數。維守國政，經營好糧食而已。比方說，某縣土地多大，或某縣多小，都必須貯備貨幣，用於本縣州的放貸公款。秋收，糧價降三分之壹，國君便下令郡、縣、及大夫的裏邑，都向政府交售糧食。糧價為三分之壹時用來國家儲備，便征收到三分之二糧食。翌年春天，儲備糧價倍增，這是必然的。夏種，發放糧食擴充市場，民眾都會接受國庫之糧用來播種。再到秋收，就說：“收成的糧食妳自己留存若幹，現在收斂多余的糧食去兌換錢來還貸。”百姓說：“家裏無錢，以糧相抵。”於是，秋糧有三成收歸國家了。這樣，重復地沿襲這個道理，把握時機變化來實施，無不是國家經營良策。
……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須嚴守優價流通原則，各諸侯國不至於分泄我國錢糧。優價引歸，如水流向下。我國並非災荒年，借貨幣做囤積，以待糧價倍增，以吸納諸侯之糧食。這樣，藏壹分便可吸納諸侯壹分。市利不致於被外國所奪，大夫也不能因囤積而富侈。這種“以重藏輕”之策，可使國家有平常十倍的收入。諸侯服而無征戰，臣子服而盡忠心。這就是以輕重之術駕禦天下之道，謂之為定數之實效。
劉向《說苑·尊賢》之言：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壹年。”在韓非子《外儲說左》《難壹》，均為“使子有三歸之家”。劉向之言，迄今未能找到出處，可視為孤證。或許“三歸之家”、“市租壹年”並行不悖，也未可知。 《史記》《漢書》屢屢提及，細細琢磨，稍有不同。《史記》始終以“三歸”為富有的象征，亦未超出家的範疇：“管仲之家，兼備三歸”，“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
《漢書》則明顯帶有評貶觀點，還似乎未明“三歸”之意：“身在陪臣而取三歸”，“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制度遂壞。”
由此可見，《史記》較為嚴謹，雖未說明（不排除難以肯定），但有舊說之痕，至少不因此再造誤會。《漢書》則不然，有籠統帶過之嫌（不排除不知其然），故造成些許誤會，“三歸”與僭禮有關。
《漢書》未能沿用《史記》之說，而改為“取三歸”。班固或顏師古顯然在司馬公、包鹹兩說之間，玩起了文字遊戲，“取三歸”既可理解為取三處，又可理解為娶三女。這種處理，明顯有包鹹的影響。包鹹，前7－65年，是東漢經學家，曾入朝教授皇子《論語》，並撰有《論語章句》，其註廣被後儒尊重。《漢書》卻是正史，其史料的影響遠遠大於壹家註說的《章句》。
“三歸”，由春秋戰國的十分明了，即齊桓賜管仲“三歸之家”。至漢代生出疑竇，“三歸之家”生出“娶三國女”，這也好猜度，管仲身為宰相，既是“女閭”開辦者，又是奢靡倡行者，所謂“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列子·楊朱》），既然有三歸之家，難免娶三房以鎮宅。
《說苑·善說》“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完全是劉向為尊者諱：管仲奢淫是為了替齊桓打掩護。周朝尤其是東周，君王的婚和性是很開明的，而且壞道德、亂倫禮之婚和性，屢見不鮮。齊桓的異母之兄齊襄公還玩出了親兄妹之戀，而謀殺妹夫魯桓公。
劉向赫然冒出“故築三歸之臺”，可從“三歸之家”找到影子。劉向想必是既有“三歸之家”，必整飭裝修，而建築觀光臺或樓臺亭榭，更能彰顯管仲家邸奢華富麗。馮夢龍《東周列國誌》沿用此說：“桓公…國人頗議其僭。管仲乃於府中築臺三層，號為三歸之臺”“管仲曰…吾之所以為此，亦聊為吾君分謗也，鮑叔口雖唯唯，心中不以為然。”清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亦如此思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
武億《群經義證》亦發揮想象：“臺為府庫之屬，古以藏泉（錢）幣。”古代沒有銀行，三歸之家，必各有收藏之室，亦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