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8‰；人口自然增長為0.34‰。
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1-2015年，中國的年出生人口數都在1600萬之上。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當年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人。2017年的出生人口達到1723萬人。2018年之後，隨著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的生育勢能基本釋放，出生人口出現下行趨勢。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了1523萬人。2019年中國的出生人口下降到1465萬人。2020年則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當年出生人口為1200萬。2021年出生人口又較2020年下降了138萬。
為什麽中國2021年及近幾年出生人口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低生育率對中國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麽？當前生育政策的重點是什麽？南方都市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
翟振武表示，育齡婦女總體規模下降、當代年輕人婚育推遲以及社會發展帶來的生育意願下降是2021年出生人口數量下降的三個最主要的原因。此外，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續也壓抑了部分的生育需求。
長期來看，我國的生育數量將會處於壹個較低的水平上，但我國的生育率回升仍有壹定的空間。當前的重點要關註支持生育的配套政策，建設生育友好的總體環境。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據中國網
影響中國出生人口數量下行的三方面原因
南都：為什麽這幾年的出生人數持續大幅度下降？
翟振武：壹個最直接的原因是育齡婦女的人數這幾年在大規模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假定生育率不變，出生人口也會大量減少。大約在1984-1990年之間，我國曾經存在壹個生育的高峰，當時中國出生了壹大批孩子，最多的壹年生了2529萬人（1987年）。這壹批出生人口的生育期大致上應該是在2010-2020年之間。可以看到，2010-2015年之間，每年的出生人口規模還是很大的，壹個原因在於育齡婦女的規模比較大。
20世紀90年代，隨著計劃生育的嚴格實施，每年出生的孩子數量開始大幅減少。這意味著，在大約20-30年之後，我國處於生育旺盛期的婦女的數量也會快速下降，這正是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壹個變化——育齡婦女數量開始大幅下降，這是導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走低的壹個直接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現在年輕人婚齡、育齡的不斷推遲。之前，年輕人差不多23歲就結婚，在二十四五歲生育了第壹個孩子。但目前人們的平均初婚年齡是26歲多，生育第壹個孩子的平均年齡在27歲左右。我們的社會仍然處在婚育年齡的不斷推遲的進程中，出生人口會較之前下降。
第三個原因是現代化發展帶來的生育意願降低。這種下降是壹個緩慢的、長期的變化過程。而且，這幾年，很多影響生育行為的重要經濟社會因素還在進壹步強化，這也推動了生育率走低。
舉例來說，我國人均收入已經從2000年的幾千美元達到了2020年的壹萬美元，過去20年，人均收入幾乎增加了10倍。人們的受教育水平也提升很快，大量年輕人進入大學讀書深造。城市化水平在2020年已經達到了大約64%。這些都是影響生育行為的社會發展因素。
另外，也不要忽視生育本身直接相關的因素——生育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包括房價、生活成本、孩子的教育支出等。對現在的年輕人而言，生壹個孩子完全不是以前“多加壹把米”的概念。二十三四歲，剛剛大學畢業，如果讀研，畢業就更晚，要面對就業壓力，工作幾年才能打好經濟基礎，結婚可能也會比較晚。現在流行壹個詞“躺平”，都躺平了還怎麽考慮生孩子。這些都是過去十幾年快速變化的影響生育的因素。
針對最近這兩年的特殊情況，我想還要加上壹個特別的影響因素——新冠疫情大流行，壹些人因為疫情的原因可能也推遲了生育計劃。
南都：育齡婦女的人口數量會呈現怎麽樣的變化？未來幾年，育齡婦女數量下降，是否出生人口的下降趨勢會更加明顯呢？
翟振武：我國育齡婦女的規模未來幾年還是會繼續下降，但是下降了幾年之後，會處於壹個平臺期，不會繼續大幅度下降，可能還會有所回升。出生人口簡單講取決於兩個變量，壹是生育婦女的人數，二是生育率的變化。如果生育率保持不變，育齡婦女的規模回升，那麽出生人口數字也會回升。
但長期來看，我國的生育率今後恐怕會維持在壹個比較低的水平上，歐美、東亞現代化的國家也都是這種情況。低生育率是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仍然在現代化過程中，生育率保持在低水平上可能是大勢所趨。各種降低成本、支持生育的配套社會經濟政策是否有助於提升生育率，要看政策落地的效果，但要想大幅度提升生育率（比如將總和生育率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恐怕是做不到的。
1月13日，山東省煙臺市福山區實驗幼兒園的小朋友學習拓印福字。 新華社發
我國生育率水平仍有回升空間和潛力
南都：在之前的生育政策調整時，學界認為我國的生育率水平存在較大的回升空間和潛力，這種空間和潛力現在還有嗎？
翟振武：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婦女的平均生育意願大概在1.8-1.9左右的水平上。這意味著，很多人是想生2個孩子的，有人只想生1個孩子，還有人想生3個孩子，但是最後結果是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發現，當年的總合生育率只有1.3。所以各類生育配套政策還是有壹定的作用空間。各類生育支持政策還應該以更大力度實施，包括出臺新的政策，加強現有政策的落地。雖然有空間，但我們也要看到，生育率提升的幅度可能很有限。
南都：出生人口數量未來會不會持續下降？可能還會回升或者波動？
翟振武：出生人數和生育率不壹樣，出生人數受每壹年的各種情況影響很大。短期內我認為疫情過去後，出生人數會有壹定程度的回升，但是同樣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回升的幅度不會很大。未來，根據我國人口結構的特點，育齡婦女的總體規模如果有回升，出生人數也會有壹定的回升。長期看，出生人數將處於下行的趨勢。
南都：三孩生育政策實施，對2021年出生人口有何影響？
翟振武：三孩生育政策是在2021年5月第壹次公布的。2021年出生的三孩都是在政策出臺以前就已經懷上的，嚴格講和三孩生育政策的關系不是那麽大。三孩生育政策的效果至少要看2022年，但是2022年如果疫情仍然是大流行，可能又會壓抑掉部分的生育需求。三孩生育政策其實更是壹種政策取向，要看長期。人們生二孩都有很多顧慮，生三孩的情況本來就很少，估計能增加的出生人口僅有5%，之前我們也做了分析，因為三孩政策壹年多出生的孩子可能也就四十萬左右。三孩放開會不會生育率就提高很多？恐怕不會。我覺得現在生育政策調整更需要關註的其實是生育配套的經濟社會政策，這是更重要的。
1月7日，山東省青州市古城幼兒園老師教孩子們辨識臘八粥食材。新華社發
低生育率可能會帶來的沖擊
南都：在之前生育政策調整時，妳更主張平穩地過度。現在生育率持續下降是不是壹種突降，是否是另壹種不平穩，這種狀況會有什麽沖擊？
翟振武：出生人數下降比較快，這意味著總體上老齡化的速度會提高，會加重老齡化的各種對社會、對家庭的挑戰。比如，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空巢老人、獨居老人，家庭養老的問題會更突出。另壹方面，出生人數下降較快，意味著未來15年後，進入社會的勞動力規模也會縮減，這對經濟發展會產生影響。我們需要通過發展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用更少的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價值，但技術水平的提升需要過程。可以說，出生人數下降加重了挑戰的嚴峻性，但我們可以采取各個方面的政策來努力應對。
南都：在人口學看來，目前的低生育率對中國社會是壹個警訊嗎？或者說是壹個怎麽樣的訊號？您認為普通公眾要怎麽理解低生育率這件事？
翟振武：我想可以從3個方面來理解低生育率。第壹，低生育率是現代化發展的結果，這是各個國家都要面對的挑戰。第二，低生育率要引起我們的警覺，總和生育率1.3或者更低的水平，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我們認為，如果生育率能夠維持在1.5-1.6這樣的水平，會更有利於我們經濟社會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生育率是偏低了。第三，現在各方面的生育支持政策還很不足，生育率的回升還是有壹定的空間。政策如果實施得好，生育率還是有望壹定程度回升。壹些歐洲國家曾經生育率也跌倒了1.3-1.4，但很多已經回升到1.6左右，北歐國家也有回升到1.8左右的水平。低生育率，乃至於人口負增長，實際上是我們未來必須面對的挑戰，我們希望這種變化的速度慢壹點，能有更多的時間來調整各方面政策，來適應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的社會結構。
距離生育友好還有很大差距
南都：根據之前的研究得到的結論，“到2020年，在當時經濟社會發展和生育支持政策等條件下，能夠釋放的二孩生育勢能逐漸弱化、已近末端”。未來的生育支持政策應該更多考慮生壹孩的情況？
翟振武：從終身生育率數據看，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結果，如果觀察我國40歲的婦女，沒有生育過的比例不到5%。這些婦女過去15年基本上是在育齡期，絕大部分的人生了至少壹個孩子。這就是說，壹孩生育在我國還是比較普遍的。現在大家發現壹孩生育數量下降，和婚育推遲有密切關系。很多人只是受各方面因素影響推遲了生育，但不是不打算生育，至少從終身生育率的數據看，終身不生育的比例不是很高。當然，未來終身不婚或者已婚不育的比例可能會提高，我們應該關註這個問題。
壹孩生育實際上還是總體上的生育意願的問題，不存在單獨的壹孩生育意願。不可能說婦女生育壹孩的願望比較低，生育二孩的願望還挺高。沒有壹孩生育，當然也就沒有二孩生育。生育政策的重點不是說關註壹孩，而是應該關註總體的生育意願，消除生育的壓力和對生育的擔憂，創造出生育友好的環境，這樣的話，年輕人就會有更高的生育意願。
南都：現在經常聽到“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說法，在妳看來，我們距離“生育友好”還有多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 2021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根據中央要求，各省會有很多的動作，比如產假延長、給予生育多孩方方面面支持等，但我們距離“生育友好”還有很大的差距。
舉兩個例子，我們已經說了好幾年，要建立完善的、普惠的0-3歲托兒體系，當夫妻生育孩子之後，不可能休三年，女性也要上班，沒人照顧小孩就是對生育壹個很大的障礙，解決的途徑通常有2條，壹是送到托育機構，二是找父母或者雇傭家政服務人員幫忙帶孩子。全面兩孩政策開始實施的時候，就講要建設0-3歲托育服務體系，但目前即使在壹線城市，0-3歲托育機構仍然是非常少，普及率仍然很低。
另壹個問題是成本。生育養育的成本居高不下，現在還有上升的趨勢，這也是不利於提高生育率的條件。實際上，高房價也是壹種成本，也會影響到生育。
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還涉及到更多體系方面的問題，比如女性的就業問題。在壹些西方國家，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曲線是雙峰型，年輕的時候比較高，到育齡期，婦女的勞動參與會降低，到育齡期過了，勞動參與率又回升。但中國的情況是，年輕時勞動參與率提升之後，就壹直維持在高位。生育對婦女就業會產生影響，壹旦為了生育辭職今後職業發展就會受影響，這種情況婦女可能就不願意多生孩子。
南都：攀枝花出臺生育支持政策，生育二、三孩家庭每月每孩發500元補貼。這項政策發布之後，很多人開始關註生育津貼制度，生育津貼能減少生育成本嗎？
翟振武：我覺得這個思路是對的，生育津貼當然有助於降低生育養育成本，但這種做法是否可以長期持續下去，還有待觀察。不過，也需要看到，生育其實綜合影響之下的決策，決定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如果只是某壹方面單壹的政策比較突出，效果恐怕並不會那麽顯著。有壹些生育補貼當然好，那麽帶孩子的問題怎麽解決？教育競爭的壓力還是會有，婦女的職業發展困境怎麽辦？總體上，我覺得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講求的是政策綜合配套的環境建設，而不只是某壹項政策。話說回來，整體上要有改變，是需要每個方面都不斷地有政策推進，最後才能形成合力。攀枝花探索這樣的政策當然是值得鼓勵的。全國層面也在推動出臺0-3歲幼兒撫育成本在個稅中減免，雖然個人實際減免的錢未必很多，但這種政策取向是好的，也是值得鼓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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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8‰；人口自然增長為0.34‰。
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1-2015年，中國的年出生人口數都在1600萬之上。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當年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人。2017年的出生人口達到1723萬人。2018年之後，隨著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的生育勢能基本釋放，出生人口出現下行趨勢。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了1523萬人。2019年中國的出生人口下降到1465萬人。2020年則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當年出生人口為1200萬。2021年出生人口又較2020年下降了138萬。
為什麽中國2021年及近幾年出生人口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低生育率對中國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麽？當前生育政策的重點是什麽？南方都市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
翟振武表示，育齡婦女總體規模下降、當代年輕人婚育推遲以及社會發展帶來的生育意願下降是2021年出生人口數量下降的三個最主要的原因。此外，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續也壓抑了部分的生育需求。
長期來看，我國的生育數量將會處於壹個較低的水平上，但我國的生育率回升仍有壹定的空間。當前的重點要關註支持生育的配套政策，建設生育友好的總體環境。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據中國網
影響中國出生人口數量下行的三方面原因
南都：為什麽這幾年的出生人數持續大幅度下降？
翟振武：壹個最直接的原因是育齡婦女的人數這幾年在大規模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假定生育率不變，出生人口也會大量減少。大約在1984-1990年之間，我國曾經存在壹個生育的高峰，當時中國出生了壹大批孩子，最多的壹年生了2529萬人（1987年）。這壹批出生人口的生育期大致上應該是在2010-2020年之間。可以看到，2010-2015年之間，每年的出生人口規模還是很大的，壹個原因在於育齡婦女的規模比較大。
20世紀90年代，隨著計劃生育的嚴格實施，每年出生的孩子數量開始大幅減少。這意味著，在大約20-30年之後，我國處於生育旺盛期的婦女的數量也會快速下降，這正是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壹個變化——育齡婦女數量開始大幅下降，這是導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走低的壹個直接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現在年輕人婚齡、育齡的不斷推遲。之前，年輕人差不多23歲就結婚，在二十四五歲生育了第壹個孩子。但目前人們的平均初婚年齡是26歲多，生育第壹個孩子的平均年齡在27歲左右。我們的社會仍然處在婚育年齡的不斷推遲的進程中，出生人口會較之前下降。
第三個原因是現代化發展帶來的生育意願降低。這種下降是壹個緩慢的、長期的變化過程。而且，這幾年，很多影響生育行為的重要經濟社會因素還在進壹步強化，這也推動了生育率走低。
舉例來說，我國人均收入已經從2000年的幾千美元達到了2020年的壹萬美元，過去20年，人均收入幾乎增加了10倍。人們的受教育水平也提升很快，大量年輕人進入大學讀書深造。城市化水平在2020年已經達到了大約64%。這些都是影響生育行為的社會發展因素。
另外，也不要忽視生育本身直接相關的因素——生育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包括房價、生活成本、孩子的教育支出等。對現在的年輕人而言，生壹個孩子完全不是以前“多加壹把米”的概念。二十三四歲，剛剛大學畢業，如果讀研，畢業就更晚，要面對就業壓力，工作幾年才能打好經濟基礎，結婚可能也會比較晚。現在流行壹個詞“躺平”，都躺平了還怎麽考慮生孩子。這些都是過去十幾年快速變化的影響生育的因素。
針對最近這兩年的特殊情況，我想還要加上壹個特別的影響因素——新冠疫情大流行，壹些人因為疫情的原因可能也推遲了生育計劃。
南都：育齡婦女的人口數量會呈現怎麽樣的變化？未來幾年，育齡婦女數量下降，是否出生人口的下降趨勢會更加明顯呢？
翟振武：我國育齡婦女的規模未來幾年還是會繼續下降，但是下降了幾年之後，會處於壹個平臺期，不會繼續大幅度下降，可能還會有所回升。出生人口簡單講取決於兩個變量，壹是生育婦女的人數，二是生育率的變化。如果生育率保持不變，育齡婦女的規模回升，那麽出生人口數字也會回升。
但長期來看，我國的生育率今後恐怕會維持在壹個比較低的水平上，歐美、東亞現代化的國家也都是這種情況。低生育率是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仍然在現代化過程中，生育率保持在低水平上可能是大勢所趨。各種降低成本、支持生育的配套社會經濟政策是否有助於提升生育率，要看政策落地的效果，但要想大幅度提升生育率（比如將總和生育率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恐怕是做不到的
我國生育率水平仍有回升空間和潛力
南都：在之前的生育政策調整時，學界認為我國的生育率水平存在較大的回升空間和潛力，這種空間和潛力現在還有嗎？
翟振武：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婦女的平均生育意願大概在1.8-1.9左右的水平上。這意味著，很多人是想生2個孩子的，有人只想生1個孩子，還有人想生3個孩子，但是最後結果是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發現，當年的總合生育率只有1.3。所以各類生育配套政策還是有壹定的作用空間。各類生育支持政策還應該以更大力度實施，包括出臺新的政策，加強現有政策的落地。雖然有空間，但我們也要看到，生育率提升的幅度可能很有限。
南都：出生人口數量未來會不會持續下降？可能還會回升或者波動？
翟振武：出生人數和生育率不壹樣，出生人數受每壹年的各種情況影響很大。短期內我認為疫情過去後，出生人數會有壹定程度的回升，但是同樣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回升的幅度不會很大。未來，根據我國人口結構的特點，育齡婦女的總體規模如果有回升，出生人數也會有壹定的回升。長期看，出生人數將處於下行的趨勢。
南都：三孩生育政策實施，對2021年出生人口有何影響？
翟振武：三孩生育政策是在2021年5月第壹次公布的。2021年出生的三孩都是在政策出臺以前就已經懷上的，嚴格講和三孩生育政策的關系不是那麽大。三孩生育政策的效果至少要看2022年，但是2022年如果疫情仍然是大流行，可能又會壓抑掉部分的生育需求。三孩生育政策其實更是壹種政策取向，要看長期。人們生二孩都有很多顧慮，生三孩的情況本來就很少，估計能增加的出生人口僅有5%，之前我們也做了分析，因為三孩政策壹年多出生的孩子可能也就四十萬左右。三孩放開會不會生育率就提高很多？恐怕不會。我覺得現在生育政策調整更需要關註的其實是生育配套的經濟社會政策，這是更重要的。
低生育率可能會帶來的沖擊
南都：在之前生育政策調整時，妳更主張平穩地過度。現在生育率持續下降是不是壹種突降，是否是另壹種不平穩，這種狀況會有什麽沖擊？
翟振武：出生人數下降比較快，這意味著總體上老齡化的速度會提高，會加重老齡化的各種對社會、對家庭的挑戰。比如，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空巢老人、獨居老人，家庭養老的問題會更突出。另壹方面，出生人數下降較快，意味著未來15年後，進入社會的勞動力規模也會縮減，這對經濟發展會產生影響。我們需要通過發展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用更少的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價值，但技術水平的提升需要過程。可以說，出生人數下降加重了挑戰的嚴峻性，但我們可以采取各個方面的政策來努力應對。
南都：在人口學看來，目前的低生育率對中國社會是壹個警訊嗎？或者說是壹個怎麽樣的訊號？您認為普通公眾要怎麽理解低生育率這件事？
翟振武：我想可以從3個方面來理解低生育率。第壹，低生育率是現代化發展的結果，這是各個國家都要面對的挑戰。第二，低生育率要引起我們的警覺，總和生育率1.3或者更低的水平，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我們認為，如果生育率能夠維持在1.5-1.6這樣的水平，會更有利於我們經濟社會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生育率是偏低了。第三，現在各方面的生育支持政策還很不足，生育率的回升還是有壹定的空間。政策如果實施得好，生育率還是有望壹定程度回升。壹些歐洲國家曾經生育率也跌倒了1.3-1.4，但很多已經回升到1.6左右，北歐國家也有回升到1.8左右的水平。低生育率，乃至於人口負增長，實際上是我們未來必須面對的挑戰，我們希望這種變化的速度慢壹點，能有更多的時間來調整各方面政策，來適應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的社會結構。
距離生育友好還有很大差距
南都：根據之前的研究得到的結論，“到2020年，在當時經濟社會發展和生育支持政策等條件下，能夠釋放的二孩生育勢能逐漸弱化、已近末端”。未來的生育支持政策應該更多考慮生壹孩的情況？
翟振武：從終身生育率數據看，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結果，如果觀察我國40歲的婦女，沒有生育過的比例不到5%。這些婦女過去15年基本上是在育齡期，絕大部分的人生了至少壹個孩子。這就是說，壹孩生育在我國還是比較普遍的。現在大家發現壹孩生育數量下降，和婚育推遲有密切關系。很多人只是受各方面因素影響推遲了生育，但不是不打算生育，至少從終身生育率的數據看，終身不生育的比例不是很高。當然，未來終身不婚或者已婚不育的比例可能會提高，我們應該關註這個問題。
壹孩生育實際上還是總體上的生育意願的問題，不存在單獨的壹孩生育意願。不可能說婦女生育壹孩的願望比較低，生育二孩的願望還挺高。沒有壹孩生育，當然也就沒有二孩生育。生育政策的重點不是說關註壹孩，而是應該關註總體的生育意願，消除生育的壓力和對生育的擔憂，創造出生育友好的環境，這樣的話，年輕人就會有更高的生育意願。
南都：現在經常聽到“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說法，在妳看來，我們距離“生育友好”還有多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 2021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根據中央要求，各省會有很多的動作，比如產假延長、給予生育多孩方方面面支持等，但我們距離“生育友好”還有很大的差距。
舉兩個例子，我們已經說了好幾年，要建立完善的、普惠的0-3歲托兒體系，當夫妻生育孩子之後，不可能休三年，女性也要上班，沒人照顧小孩就是對生育壹個很大的障礙，解決的途徑通常有2條，壹是送到托育機構，二是找父母或者雇傭家政服務人員幫忙帶孩子。全面兩孩政策開始實施的時候，就講要建設0-3歲托育服務體系，但目前即使在壹線城市，0-3歲托育機構仍然是非常少，普及率仍然很低。
另壹個問題是成本。生育養育的成本居高不下，現在還有上升的趨勢，這也是不利於提高生育率的條件。實際上，高房價也是壹種成本，也會影響到生育。
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還涉及到更多體系方面的問題，比如女性的就業問題。在壹些西方國家，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曲線是雙峰型，年輕的時候比較高，到育齡期，婦女的勞動參與會降低，到育齡期過了，勞動參與率又回升。但中國的情況是，年輕時勞動參與率提升之後，就壹直維持在高位。生育對婦女就業會產生影響，壹旦為了生育辭職今後職業發展就會受影響，這種情況婦女可能就不願意多生孩子。
南都：攀枝花出臺生育支持政策，生育二、三孩家庭每月每孩發500元補貼。這項政策發布之後，很多人開始關註生育津貼制度，生育津貼能減少生育成本嗎？
翟振武：我覺得這個思路是對的，生育津貼當然有助於降低生育養育成本，但這種做法是否可以長期持續下去，還有待觀察。不過，也需要看到，生育其實綜合影響之下的決策，決定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如果只是某壹方面單壹的政策比較突出，效果恐怕並不會那麽顯著。有壹些生育補貼當然好，那麽帶孩子的問題怎麽解決？教育競爭的壓力還是會有，婦女的職業發展困境怎麽辦？總體上，我覺得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講求的是政策綜合配套的環境建設，而不只是某壹項政策。話說回來，整體上要有改變，是需要每個方面都不斷地有政策推進，最後才能形成合力。攀枝花探索這樣的政策當然是值得鼓勵的。全國層面也在推動出臺0-3歲幼兒撫育成本在個稅中減免，雖然個人實際減免的錢未必很多，但這種政策取向是好的，也是值得鼓勵的。
（來源：南都 記者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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