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的思潮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開始風靡全球，這主要得益於當時正處於全世界範圍內的壹個矛盾沖突激化期。
當時，東西方陣營都籠罩在冷戰的陰霾之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風起雲湧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運動也讓人們感受著戰爭的夢魘；另壹方面，即使在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各國的內部，社會政治、經濟、種族矛盾所引發的激烈沖突也是彼伏此起，壹浪高過壹浪。
如今的不少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趨向於把1960年代看成是對1950年代的壹種反動或斷裂，其“標識”就是所謂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激進主義”。
這重激進思潮同時滲透進可人文和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使得當時整個歐美思想理論界出現大分化、大整合的局面。而其中最為突出的壹個現象，則是隨著以索緒爾、列維·斯特勞斯、羅曼·雅各布森等壹批結構主義思想理論家的崛起，原來的那種受實證論影響而註重務實的思維方式，逐步轉向壹種相對的思維方式；“歷時”的觀察角度被“***時”的觀察角度所代替。
其實，雖然當時的西方政治和社會動亂環境為結構主義的成功造成了有利的“思想解放”土壤（結構主義運動的學術社會學問題是壹個尚有待深入研究的大問題），但其直接原因是學術性的，是西方學術思想史內部結構變遷的產物。
法國結構主義大體來說是現代西方人文學術成果在戰後全面進入法國和法國對其加以特殊運作的雙重因果的產物。沒有德國哲學、心理學，英美社會人類學和語言學，瑞士、丹麥語言學，東歐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和現代派文藝實驗等等，就不會出現法國結構主義。但是另壹方面，偏偏是法國人，而不是其他國家學者，集中地、不約而同地在同壹方向上創造性地運作了現代西方學術思想的整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