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毅然。
《論語》受歡迎，《孟子》遭批判，自認為是文化上的“中國” —
如果孔子、孟子來攻打日本該怎麽辦？聽到這個“荒誕”的問題，妳也許會啞然失笑。然而，在十七世紀的日本，它卻被人很認真地提出過。在很多人的腦海裏，日本曾是壹個浸淫在儒家思想之中的國度，然而，妳也許不會想到，儒學傳到日本後，已不再是我們熟悉的孔孟之道了！
十七世紀的壹天，日本學者山崎暗齋向他的學生們提出了壹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我們天天讀孔孟之書，學孔孟之道。如果有壹天，孔子、孟子作為正副統帥打到日本，我們該怎麽辦？”學生們被問得滿頭大汗，統統不能回答。山崎先生說：“萬壹不幸遇到這種場面，我們要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戰，把孔孟抓起來，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孔孟來攻？看起來貌似偽問題，實際上當時日本人的臆想絕非空穴來風。
公元1644年，滿洲鐵騎入關，大明帝國灰飛湮滅。原為大明屬國的朝鮮、日本十分忐忑。朝日壹直奉大明正朔，認為滿清是“夷狄”，那時的日本雖與中國隔海相望，依然很害怕滿洲人乘統壹之余威揮軍東征。當壹個假設性問題出現在真實的歷史情景中，我們看到了日本人堅持的“孔孟之道”，也瞥見了他們心靈深處的矛盾沖突。
伊藤仁齋：孔子在中國生活得不痛快，就要跑到日本來
2005年11月17日，著名學者、臺灣大學歷史系黃俊傑教授向記者講起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在剛剛結束的北京論壇“《儒藏》編纂的世界意義”分論壇上，他提出“以東亞儒學的視野開展《儒藏》編篡工作”，引發與會學者的熱烈反響。
東亞儒學體系中，日本是壹個不能忽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那裏的儒生們又曾怎樣詮釋他們心中的孔孟之道呢？其實，當中國儒學傳到了日本，便打上了鮮明的日本標簽。
在黃俊傑教授看來，日本人對儒家經典中“九夷”和“中國”的顛覆性闡釋是其本國化的典型。“九夷”出自《論語·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思是說，孔子想要到九夷之地居住，壹個學生說，那個地方十分僻陋，孔子說，君子在那裏居住，就沒什麽簡陋了。
對於“九夷”的具體位置，中國學者壹直認為是在朝鮮半島，即辰韓，馬韓，弁韓三韓。可是十七世紀的日本學者伊藤仁齋認為：中國動亂，孔子生活得不痛快，就要跑到日本來，所謂“九夷”就是指日本。而日本的天皇制度，‘萬世壹系，宇內恒安’，不像中國國內壹天到晚‘易姓革命’，就是孔子就要投奔日本的原因。”
孔子所講的“道”，日本人的理解也別開生面。孔子有“朝聞道，昔死可矣”，“吾道壹以貫之”的名言，“道”是孔子學說中最核心的價值。“道”到底指什麽，在中國儒學的傳承中本有不同的講法。日本學者伊藤仁齋提出，道就是人倫日用，是壹種“實學”，與之相對，中國以朱子為中心的宋明理學，把“道”講得非常高遠，變成壹種形而上的概念，於是日本人眼中的“道”成了批判宋儒的利器。
在日本，《論語》很受歡迎，《孟子》卻遭到批判
孔子認為，理想的統治者若“仁民愛物”，便體現出了“道”。然而，如果有壹天統治者要背叛了“道”該怎麽辦呢？孔子面對這樣倫理的困境時，選擇了逃避。而孟子卻主張：尊重民眾的權利，君主違背了“道”就該把他推翻，於是便有了“聞誅壹夫紂矣，未聞弒君者也”，“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等說法。
由於對“王”和“道”的關系處理不同，儒家的《論語》《孟子》在日本受到不壹樣的對待。據黃俊傑教授介紹，《論語》很受歡迎，伊藤仁齋推尊《論語》為 “最上至極宇宙第壹書”，可《孟子》卻遭到批判，日本壹些儒學者，甚至要把孟子從儒家中踢出去。只因他總是“煽動諸侯革命”，跟日本天皇萬世壹系的政治文化相悖。十八世紀時的學者荻生徂徠又重新加以闡發，提出壹個孔子之“道”是“先王之道”的觀點，認為“道”是堯、舜、禹、湯、文、武等君主創立的，否定它是民間自然生活形成，掐滅了有可能危害天皇統治的潛在火種，這實際上離“道”的本意已經越走越遠了。
日本學者認為，“中國”不應是地理上的中國，而應該是文化上的“中國”
既然同樣沐浴儒家思想的教化，日本人眼中的孔孟之學為何與我們所理解的孔孟大相徑庭呢？
黃俊傑教授認為，這還要從“中國”這個文化概念的形成談起。春秋以後，華夏文化慢慢形成了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觀念。在儒家經典裏，經常貶斥中國四邊的文明水平很低，充滿了文化唯我論和文化中心主義的思想。這種觀念壹旦傳到朝鮮和日本，自然會和當地文化發生沖突。
到了十八世紀，日本“國家主體性”興起，很多日本學者認為，“中道”、“春秋大義”等文化觀念在中國都已不再存在，日本得孔子的“中道”，實現孔子 “春秋之旨”。所以“中國”不應是地理上的中國，而應該是文化上的“中國”，它就在日本。儒家經典中很多帶有中國中心論色彩的觀點也都被顛覆。比如，針對著名的“華夷之辨”，十九世紀壹位陽明學學者佐藤壹齋就提出，從人的觀點來看，有中心，有夷狄，從天的立場看，則沒有中國，沒有夷狄。誰真正得到孔子之道，誰就是中心。
黃俊傑教授分析說，儒家經典包括兩個面向，壹是政治認同，二是文化認同，兩千多年以來，在中國本土二者是合壹的。所以，在明清之際著名學者顧炎武看來，改朝換代只是亡國，如果異族入主中原，就是亡天下。正因如此，明朝滅亡後，浙江余姚的儒生朱舜水，才會想到去“乞師日本”，在他的心裏，大明滅亡是信奉儒家文化的國家出問題了，要找日本這樣的文明同類來幫助興復明朝。
然而，對於信奉儒家思想的日本人而言，政治上自認為是日本人，文化上卻以孔孟為精神上的信仰，當《詩經》、《尚書》等經典中，出現類似“中國”“夷狄”的詞匯時，日本人就會主動“去脈絡化”，將它們從中國文化的背景裏抽出來，作為抽象的理念而不是具體的實體來理解。
儒學已經成為東亞文明的公分母
黃俊傑教授表示，在多元文化並立，中國邁向和平崛起的時代，中心和邊緣日漸模糊，我們應該以更開闊的心胸，進行《儒藏》編纂工作，宏觀儒學在中、日、韓、越的發展，不再預設中國是“中國”而其他國家是“夷狄”。
“2000多年前，孔子及其門徒固然活躍於中國山東半島，如今，儒學已經成為東亞文明的公分母，求其同，存其異，《儒藏》的氣派將更廣大。《儒藏》工程要在二十壹、二十二世紀全球化新時代中展現它的全球意義，就應該擴大視野，將儒學作為東亞各民族各文化的精神之源，才能真正成為東亞文明與西方文明對話的思想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