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對於前蘇聯和東歐國家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社會轉型的失敗，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這是壹個事實，是實證性的記錄（empirical record）。這些國家在20世紀末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歷表明，以“華盛頓***識” [1] 為指導的轉型政策和做法，在這些國家不僅沒有取得預期的良好績效，而且顯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在俄羅斯，前10年轉型的失敗，主要表現為整個社會和經濟的深刻危機。對於這些國家在轉型期所表現出的經濟社會危機，現在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探討，國際上關註和研究轉型問題的資深學者、經濟學家和壹些政府人士，都在反思並探討其原因。
本文試圖從“華盛頓***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論淵源—新自由主義在俄羅斯的推行及其效果的視角，對俄羅斯前10年的經濟轉型做些分析與評述。
壹．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俄推行的結果：經濟社會的“休克”與危機
迄今為止，國際上眾多學者對俄羅斯等國經濟社會的轉型，進行了實證性的分析和研究。結果表明，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依據的“華盛頓***識”及其轉型的壹系列政策，是導致俄羅斯經濟社會的全面“休克”的重要原因。[2] 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陷入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大危機，其經濟大幅下滑與陷入深刻衰退。從俄羅斯國家的經濟增長方面看，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2倍強，而在10年後卻僅為中國GDP的1/3。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出臺的“休克療法”式的制度轉型，不僅摧毀了前蘇聯原有的經濟基礎；而且使俄形成壹種扭曲而畸形的經濟社會形態。這種扭曲的畸形的經濟社會形態所表現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主要方面：
(1)掠奪性。以掠奪方式獲得資產，是俄羅斯當今國有資產和財富再分配過程的實質，也是俄羅斯市場化和私有化進程中的壹個典型特性。之所以稱為“掠奪”，就在於這壹過程不是通過比較合理的方式，而主要是利用投機和犯罪等手段實現的資本積累。俄羅斯前10年的轉軌過程，基本上處於既無政府幹預又無市場制度的混亂進程，這就使得非法掠奪成為可能。同時，當時俄激進民主派政府對於混亂無序的野蠻市場經濟束手無策，這使得俄經濟犯罪、黑手黨、行政腐敗、利益集團等，通過各種非法的和非正當手段，大肆侵吞、瓜分和占有國家資產，國家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被黑手黨和非法組織所控制。根據俄羅斯內務部1995年的壹個數字，當時受犯罪集團控制的企業有4萬家，包括400家銀行、近50家股票交易所和大約1500家國有企業。
(2) 強制性。也被稱為“親權性”，即私有者資產積累的過程與權力或者政權的親和。俄羅斯的暴富者和“新俄羅斯人”在致富的過程中，無壹地具有這壹特點。其表現形式被歸納為：俄羅斯首富進入政權、各工業-金融集團的代表人物躋身議會和控制媒體、幹涉政府立法和左右議會選舉等。在俄羅斯社會，這種由暴富者與權利階層所推進的改革，它是由少數人依靠政權力量強制推行的結果，並不代表廣大群眾的願望與要求，支持和認同這種經濟政策、方針、模式的人，只是掌握政權的極少數人和利益階層。因而，俄羅斯激進的改革政策壹直受到廣大民眾、社會輿論、中小企業界與壹些政黨的反對和抵制。
（3）官僚性。它的特征是“寡頭”（ oligarch）經濟，也稱“壟斷性”。隨著俄羅斯快速私有化進程，俄羅斯形成了各種官僚壟斷集團。這個巨富的群體，被稱為“新資產階級”，他們的代表人物則被視為“寡頭”，鑒於這壹群體與“官僚集團”的合流，又被稱作“強力階級或強力集團”。伴隨著這種官僚壟斷集團的出現，俄羅斯經濟中的壟斷集團壹方面與權勢勾結；另壹方面，其大型私人資本壟斷的特征也很明顯，私人資本控制了俄羅斯經濟中的高利潤產業，如石油、天然氣、電力、燃料、黑色和有色金屬等行業。其中，壹個典型的概念就是“新俄羅斯人”，他們主要是由行政官僚集團所構成的擁有來自權力財產的群體所構成。[3] 少數寡頭們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機發家的同時，經濟權力乃至政治勢力急劇膨脹，不少寡頭在投機和暴富的過程中，將巨額利潤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到國外。俄羅斯社會轉型期這種利益分割的極不公平性，使得大多數民眾普遍貧困化。
(4)政治性。俄羅斯推行的轉軌政策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它的政治動機是盡快和徹底摧毀舊體制及其公有制經濟基礎。其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而經濟績效則位居其次。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理論邏輯：只有廢除公有制和通過實現私有化，才能夠摧毀舊的***產主義制度基礎。俄大規模的快速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即在於此。這與新自由主義思想相吻合，因為在西方，新自由主義不僅被視為壹種“右翼”理論，而且也被看作為壹種意識形態。
俄羅斯在轉型中形成的這種扭曲而畸形的經濟社會形態，在壹些學者看來，乃是“由於建立市場經濟不是循著民主道路、而是受制於官僚和犯罪集團的利益壓力”的原因。換言之，俄羅斯市場經濟的建立，是沿著犯罪集團的利益方向進行的。在大多數民眾的眼裏，造成這種扭曲變形的人員，主要是三種人：壹種是“不文明的商人”，他們缺乏商業道德；壹種是官員集團，他們貪汙成性；壹種是犯罪團夥，他們殘忍並貪權。這些則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廣大民眾對於改革的態度。因此，在俄羅斯的轉型的過程中，人們對社會狀況的不滿與各個階層的沖突始終貫穿。按照俄羅斯的統計，人們對俄社會轉型過程的不滿主要是：對轉型後的社會動亂與生活倒退不滿、對私有化後的暴富現象和社會不公不滿、對改革政策與通貨膨脹不滿，等等。這種不滿逐漸體現在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的沖突上面，由於俄羅斯普遍存在的強烈不滿情緒，各種社會矛盾的積聚與爆發，最終導致了2003年12月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中激進黨派的落選。
二．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指導的轉軌政策：“休克療法”
俄羅斯以新自由主義為依據的激進經濟政策的推行，乃是造成俄經濟社會深刻危機、經濟大幅度衰退的重要原因。有鑒於此，現在國際上壹個普遍的觀點認為，“華盛頓***識”和所謂三位壹體（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的轉型，對於壹個成功的轉型來說，它是引人誤入歧途的藥方。
俄羅斯前10年經濟社會轉型政策的“精髓”，就是以“華盛頓***識”為導向的“休克療法”的經濟政策。在蘇聯解體後，獨立的俄羅斯開始強制而快速地推進經濟轉軌過程。1992年初，俄激進民主派政府推出了上述的三位壹體（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的“休克療法”式經濟轉軌政策。作為指導俄羅斯經濟轉軌政策工具組合的“休克療法”，它不僅僅是俄政府用於遏止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政策，特別重要的是，在俄“休克療法”的壹般內容中，加進了制度轉型的壹些重要內容。例如，在大多數轉軌國家中，“轉型”是以建立民主政治為首要目的的過程，它伴隨著壹個國家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轉變，首先包括要實現多黨民主政體的做法。
以新自由主義學說以及現代貨幣主義為理論支柱的“休克療法”，成為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經濟轉軌的基本經濟政策。按照美國學者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的概括，“華盛頓***識”的教條是“主張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廣泛自由化”。在俄羅斯，以“華盛頓***識”復制的這壹經濟政策的內容大體包括：第壹，市場和內外貿易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價格監督”，“盡快轉向開放的、非集中的監督和貨幣體系”。俄自1992年1月開始，全面而急劇放開商品、物價、匯率、外貿進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作用被大大縮減；第二，國有企業的全盤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歸結為包括幾乎全部企業的私有化”。迅速而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廣泛的有產者和企業家階層；第三，宏觀經濟穩定化，減少財政赤字，嚴格限制貸款和貨幣發行，將穩定盧布、控制通貨膨脹作為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生產發展、產業調整、結構更新和科技政策等，均讓位於貨幣緊縮政策。此外，“西向化或全盤西化”也被認為是俄國轉型的壹個核心方面，其實質是：效仿西方模式和依賴西方的援助。即：俄國必須引入和效法西方市場經濟特別是美國模式，向外國首先是西方國家全面開放國內市場，盡可能多地爭取西方國家的投資和貸款。這些，則是葉利欽時代俄激進民主派自蓋達爾政府提出、此後歷屆政府實際推行的俄社會經濟轉軌政策和戰略的主導思想。
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起始階段，俄羅斯政府和學界圍繞如何向市場經濟過渡，在政策和理論方面發生了激烈的論爭。當時，俄羅斯國內主要存在著兩大不同的派別和主張。壹派是以葉利欽為首的政府派，即激進民主派，這是當時俄羅斯的主流派別。他們的基本思想和主張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學說與貨幣主義理論來指導俄羅斯轉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的作用；在轉型政策與方法上，實行激進的壹步到位式的經濟轉軌，並宣稱：俄羅斯能夠在若幹個月內實現市場自由化和經濟私有化。這就是俄羅斯已被付之實施的“華盛頓***識”，也即“休克療法” 的轉型政策，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蓋達爾、丘拜斯、費奧多羅夫等人。另壹派是以俄羅斯科學院為首的，由壹些著名學者所組成的“學院派”，即與葉利欽政府和激進民主派相對立的主張和派別。他們贊成並主張俄羅斯實行市場經濟的改革，但認為應該采取讓政府參與宏觀經濟管理的漸進改革方式，主張俄羅斯的轉型應該符合俄羅斯的國情，走“特殊的俄羅斯式的轉軌道路”，這些學者中包括俄著名經濟學家阿巴爾金等人。這壹派的觀點和主張在當時被認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羅斯，這壹派的看法始終不占主流，而是被邊緣化。
面對不斷加深的俄羅斯經濟社會危機，俄羅斯政府和學者們不斷地在反思轉型政策。前壹派對此的解釋是，認為激進的改革政策未能得到徹底和全面的實行；後者則提出，俄羅斯自1992年以來所出現的經濟社會危機是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政策的結果。總之，雖然這兩派對於轉軌政策的主張不同，但是都將俄羅斯的轉軌績效不佳與其所推行的政策 “休克療法”相聯，“激進民主派”將轉型績效的不佳與失敗，歸咎於“休克療法”政策執行的不夠徹底；而在“學院派”看來，問題恰恰在於俄羅斯執行了“休克療法”的政策。由於“休克療法”政策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以及它的強制推行及其惡果，使得堅持和反對這種經濟轉軌政策的較量，壹直是俄政治鬥爭的較量和各派政治勢力對抗的焦點。
三．“華盛頓***識”旁及的理論：西方經濟學說的負面作用
“華盛頓***識”和激進轉軌的“休克療法”政策的得與失、利與弊、激進與漸進孰優孰劣等，壹直是國際學界和俄羅斯精英們爭議的焦點。實際上，它是關於轉型國家如何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路徑、道路以及所采取的過渡模式的論爭。根據“華盛頓***識”和激進民主派執政黨當時的構想，俄羅斯只要得以實現上述的經濟轉軌政策，市場就能夠有效配置資源和經濟就能夠實現增長。雖然當時反對“休克療法”政策的壹些學者們提出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多種可替代方案，但它們均以“反對改革”的聲音而被忽視。從表面看，轉軌政策和路徑是俄羅斯和國際學界爭論的焦點問題，而實質上，這裏涉及到了經濟過渡政策的理論依據，也就是說，俄羅斯等國的經濟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經濟學說的影響和誤導。
轉型政策工具的基礎理論來源。
今天看，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和某些東歐國家大規模制度變遷的路徑，基本上是抄襲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壹些理論學說。這樣的轉型被認為是壹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國際壹些著名學者提出，“國際金融機構壹直在推動壹種特定的意識形態 “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既是壹種不良的經濟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與市場運作有關的立論之上，這些立論甚至在發達國家也是不成立的，更別提發展中國家”。[4] 國際著名的轉型經濟學學者熱若爾.羅蘭對此指出，當時俄羅斯等國轉型的許多政策直接來源於（西方）基礎教科書經濟學。“華盛頓***識”認為，轉型有三大重要支柱，第壹是價格自由化，第二是私有化，第三是宏觀經濟穩定化。“華”的支持者認為，“壹旦轉型引進市場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獲，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轉型應該是大爆炸式的，激進的，休克式的”。[5]
正是這樣的理論認識，在當時成為壹些轉型國家執政黨的主導思想。在這壹理論導向下，俄羅斯在走向市場經濟之初，葉利欽和蓋達爾等人就荒謬地認為，壹旦俄推行經濟和市場自由化，為經濟提供充分競爭的條件，俄經濟就能走出危機。還有壹種觀點在當時也很流行，即強調從體制間各元素互補的重要性而導出“大爆炸式的激進改革的路徑”，即指要全面的各個要素和方面不分先後、同時進行改革。但是，俄社會當時尚存的計劃經濟的體制“遺產”表明，俄羅斯缺乏市場交易的制度基礎及其市場經濟所必循的規則。西方經濟學的壹個基本假設是：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和市場制度是完善的。而在轉型國家，當時的情況只是壹個“發展中的市場”。壹些人對自由市場經濟作用的誤解和神化，使得俄政府削弱甚至放棄了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職能，這是俄國出現長久的社會失控、經濟衰退和深度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多數人生活極度貧困、市場秩序嚴重混亂等狀況的重要原因。
2，全面自由化與現代貨幣主義的理論聯系。
在俄羅斯等轉型經濟中，迅速而廣泛的經濟自由化基於西方經濟學說中的現代貨幣主義理論。按照這壹理論，壹個國家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反映產量、價格和就業等的變化，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等，都可以通過對貨幣供應的管理進行調節。因此，在俄羅斯等國，當時執政的民主派政府則主張通過對貨幣供應量的擴張或緊縮調節經濟，以此替代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由這壹理論所導出的自由化經濟政策，在俄羅斯，國家壹方面全面放開了商品、物價、匯率、外貿進出口等的限制；另壹方面，在俄實踐中，俄政府不得不實行緊縮財政和貨幣的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和貨幣發行。但是，由於俄羅斯社會當時普遍存在的是壹種供給短缺型的通貨膨脹，國家壟斷仍然嚴重和非貨幣交易的盛行，這種長期緊縮貨幣的政策，造成了俄生產難以恢復、企業間的實物交易與拖欠巨額債務等現象。當時俄羅斯經濟的狀況是：貨幣越緊縮，生產越滑坡，貨幣的根基越不穩，通貨膨脹壓力越大。西方學者將俄羅斯過渡時期的這壹現象稱為“虛擬經濟”[6]。這導致俄政府在90年代處於嚴重的支付危機和財政危機之中，就其實質看，它是壹種“政府危機”。
3，大規模私有化的理論依據。
俄羅斯實行快速的大規模私有化的理論依據被認為是：私有化能夠向經理們、廠長和職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產權才能夠為他們帶來最強的激勵，提高生產率和增加利潤。“華盛頓***識”則強調它的政治意義，即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可以摧毀舊的國家機構，並盡快將國有資產轉移到私人手中。這個問題在轉型經濟研究中被稱為“政治約束條件”，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俄羅斯私有化方案的設計。按照熱若爾.羅蘭的解釋，當年俄羅斯私有化的設計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施萊弗等人的論述，俄羅斯無償分發國有資產的主要依據不是經濟目的的而是政治考慮，除了已經選擇的方案外，其他任何私有化方案在當時都將被政治程序所否定。[7] 在具體的實現方式上，薩克斯在1990年曾經要求“以拍賣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並沒意識到，當時“除了黑幫成員和黨任命的經理外，有足夠資本購買國有企業的投資者寥寥無幾”。因此後來，薩克斯提出采取投資信托公司的形式，使人們擁有企業股份。蓋達爾和丘拜斯等試圖通過這種加速的私有化方式，來形成壹個廣泛、強大的有產階級和企業家階層。
今天看，俄羅斯私有化的結果並未能締造出當年所設想的企業家階層及出現私有經濟帶來的高效率。而是：（1）國有資產大量流向官僚壟斷集團和金融工業集團。使私有化能夠大大增加國家預算收入曾是俄私有化的初衷之壹，但私有化給俄財政帶來的收入卻少之可憐。俄羅斯國家杜馬私有化結果分析委員會委員弗·利西奇金，對私有化結果的分析被認為最具權威性。他指出，“有關俄私有化的全部資料能夠證明存在著掠奪俄羅斯、把我國人民變成國際金融寡頭的犯罪事實”。他還透露，俄已經出售的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售價僅為1300美元，其出售的價格之低廉創世界記錄；據俄聯邦國庫管理局的統計，在1992-1996年的5年間，俄私有化上繳的預算收入合計為8480億盧布，僅占預算收入總額的0.15%。[8]（2）“私有化更準確地說，就是腐敗化”。當時，在許多人看來，壹旦市場放開後，私人經濟基礎會自然而然地生長起來。但是，另壹種自然而然產生的現象就會出現：腐敗和犯罪對私有生產者的掠奪。私有化所造成的腐敗，無論從政治穩定還是推進改革的兩個方面，都始終引發人們的擔憂。與私有化的腐敗相關的就是俄羅斯由政府官員中產生的所有者階層。（3）俄羅斯的現實是：人民被迫接受了私有化方案，因而，也正是俄羅斯的私有化，在國際上和俄國內所受到的指責、批評和抨擊最為強烈。即使信奉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著名學者雅諾什.科爾奈，在對後社會主義轉軌反思時也承認,“大規模私有化”作為無償分配國有資產和認股權證私有化的同義語，成了斯大林“大規模集體化”的翻版。[9] 但是，俄國領導人往往用世界銀行的要求，壓制人們對私有化的批評。
4，“西向化”思想的產生與現實矛盾。
在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俄羅斯等國試圖實現向全球市場開放的經濟制度。壹方面，西方堅持建議俄羅斯采納其民主制度和觀念；另壹方面，俄羅斯的改革者如蓋達爾等人，迷戀並且不顧俄國的現實照搬自由主義思想。薩克斯堅持認為，轉型國家“經濟變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10] 西方國家在傳授其理論、學說和觀念的過程中，壹方面將其價值觀傳授給俄羅斯；另壹方面，由於俄在轉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論和學說基本上是基於成熟市場經濟而言，鑒於俄的體制遺產、文化傳統、制度基礎等與西方成熟市場經濟有天壤之別，包括許多條文與規則也是這樣。所以“並不存在把成功資本主義制度簡單照搬的制度捷徑”。 特別是，俄羅斯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制度變遷，被簡單化為僅從形式上參用西方的法律、條文和規則。例如，俄在轉軌初期從西方借鑒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個法規，後來都被證明與俄國情差異較大，“俄羅斯照抄了盎格魯- 薩克遜國家在公司治理方面許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卻不能實施這些法律”，所以後來在普京時代, 轉軌之初制定的壹些立法和條款，大多都被加以修訂。
四．基於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傳播的渠道：政策制定與推行是主渠道
在俄羅斯，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指導的 “休克療法”轉軌政策之所以能夠在俄羅斯得到推行和傳播，其原因主要是俄政府接受、制定並推行了錯誤“休克療法”的改革政策。在葉利欽時代，激進民主派政府是俄羅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制訂者和推行人。當時的葉利欽政府之所以能夠接受這樣的政策，其原因在於：由於俄羅斯市場改革幾經失敗，俄政府自認為原因在於其缺乏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政策、策略與理論指導，因此積極尋找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模式的經驗。西方的顧問們和國際經濟組織出於其多方面的考慮，將“休克療法”這壹政策推薦給俄羅斯。
90年代之初，在俄羅斯等大多數轉型國家中，盡管人們都承認，建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是轉型的總體目標，但是，如前所述，對於以什麽方式來實現這壹目標，俄羅斯國內以及國際上都存在著激烈的爭議和截然不同的觀點。[12] 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市場原教旨主義”方面，采取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是這些國家大多數執政者當時的主導思想。這種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政策，得到了IMF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和壹些國際著名學者的支持。在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的政府中，俄羅斯前總理蓋達爾，波蘭前副總理巴爾采羅維奇，捷克前總理克勞斯等人物，都是新自由主義學說的追隨者和推行者。在過去的10多年中，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蘇聯解體、中東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美國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學說迅速傳播到壹些轉型國家。“休克療法”作為激進轉軌的重要政策工具組合，新自由主義又作為“休克療法”的理論支柱，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的主流觀點而被壹些的國家政府用於市場經濟的轉型實踐。所以，新自由主義學說及其政策，被廣泛運用於指導俄羅斯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並且曾對轉型過程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在俄羅斯，壹方面，當時，“休”式的激進轉軌政策，與俄激進民主派政府當政者葉利欽、丘拜斯和蓋達爾等人向自由市場經濟過渡的激進主張相吻合，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另壹方面，俄羅斯和包括東歐國家在內的大多數轉型國家, 對於西方市場經濟也普遍存在著壹種幻想，認為壹旦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就可以進入市場經濟。特別是在俄羅斯，迫於當時國內的經濟惡化、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壓力，西方國家趁機對俄既拉（給以經濟援助）又壓（迫使接受西方價值觀）。這使得俄能夠順從西方國家倡導的轉軌政策，采納並推行“休克療法”，以通過這些措施快速完成經濟轉軌。這樣，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及其政策工具，就成為俄國等轉型國家經濟轉軌的壹種載體而能夠迅速傳播。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世界上哪裏的新自由主義也沒有俄羅斯和東歐壹些國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那樣毫不妥協。
在國際上，早在20世紀70-80年代，新自由主義學說就逐漸流行，並在西方思想理論界中占居明顯的優勢地位，而且被作為西方壹些國家的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主導思想。[13] 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擴張和傳播，是影響俄羅斯等國轉軌政策的外部因素。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壹定程度上說，都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向全球擴張的壹種結果。早在1990年華盛頓的壹次會議上，美國學者約翰. 威廉姆遜在就會議討論內容進行總結時指出，在拉美國家所實施的10項政策工具在本會議上已達成***識。[14] 這乃是“華盛頓***識”和“休克療法”政策的雛形和標誌性事件。以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憑其能夠提供貸款與推進結構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羅斯東歐等國家積極推行“華盛頓***識”的政策。隨著“華盛頓***識”的形成與出臺，新自由主義學說迅速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蔓延，由於人們“對於自由放任主義存在的普遍性信仰”，這壹理論以及政策迅速成為這些國家制度轉型與改革的政策和理論依據。亞當·斯密所開創的這種經典自由主義，原本是西方現代化社會革命的精神成果，但在20世紀末卻被置換成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識”，也就是說，“華盛頓***識”已然成為現代自由主義的“新”意所在。其核心思想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壹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自由化、市場定價（‘使價格合理化’）、消除通貨膨脹（‘宏觀經濟穩定’）和私有化”。美國學者羅伯特.W.邁克傑尼斯則對“華盛頓***識”的本質內涵，給出了如下簡明概括：“華盛頓***識”具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三重特性。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對此曾經指出，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旨的“華盛頓***識”，是在80年代拉丁美洲經驗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國家從來沒有在“華盛頓***識”中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然而，它卻能夠在90年代捷克和俄羅斯等國家被推行。在轉型國家中，俄羅斯和捷克是奉行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轉型政策的代表性國家。曾經被稱為捷克轉型的設計師和新自由主義代言人、捷克前總理克勞斯，他在1990年上半年率先提出、並在捷克實施以“華盛頓***識”為指導的經濟轉軌政策。這壹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實現，其中壹個主導論點是，為使私有制企業促進經濟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繁榮，壹旦給企業和公司以真實的價格信號，就能夠創造穩定的經濟環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經濟增長的軌道，實現薩克斯所言的“能夠建立在本國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增長”。捷克前總理克勞斯制定的轉型政策以及實施，在當時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計劃的轟動性的勝利。隨後，在大多數轉型國家劇變後，也都紛紛倡導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支柱的休克療法式的轉型，主張采取激進的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的轉軌戰略與政策。在俄羅斯和壹些東歐國家中，政府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制定者與推行者，政府所實行的失誤的政策，對於這些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十分沈重的影響。由此可見，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政府執行什麽樣的經濟社會政策，對於壹個國家的興衰成敗至關重要。
五．“後***識” 替代“華盛頓***識”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英勇無敵 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