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1噸廢紙可生產0.8噸好紙，可砍伐17棵大樹，節省3立方米填埋空間，節約壹半以上造紙資源，減少35%的水汙染。”常委會會議上，馮常委在談到建設節約型社會的話題時算了壹筆賬:“如果全國每年能回收廢紙654.38+04萬噸，就能生產好紙654.38+065.438+0.2萬噸，可少砍伐樹木2.38億株，可節約垃圾填埋空間4200萬立方米；如果每年能回收500萬噸廢鋼、20多萬噸廢有色金屬和大量廢塑料、廢玻璃，能節約多少資源，減少多少汙染？”
在馮眼裏，各級政府應該起到這樣的作用:高度重視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的建設和管理，制定各類廢舊資源收集、運輸、處置和回收的管理辦法和規定，最大限度地回收或妥善處置各類廢舊物資，避免環境汙染和危害。
馮呼籲政府鼓勵資源節約，倡導綠色消費，做好增收節支工作，特別是通過“精致的制度設計”和經濟杠桿來節約能源、材料和水資源。他表示，雖然國家發改委去年發布了新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要求“引導汽車消費者購買和使用”排量不超過1升的小排量汽車。但目前國內已經有60多個城市出臺了限制或變相限制小排量車的政策。原因之壹是小排量汽車排放的尾氣容易超標。
“其實很多城市主管部門的潛意識都在擔心小排量汽車會降低城市的‘品味’和‘檔次’，這顯然是壹種不科學的發展觀。”馮指出，“科學的方法應該是通過嚴格執行尾氣排放標準，促進小排量汽車的技術升級，鼓勵生產和使用符合尾氣排放標準的小排量汽車。小排量汽車省油省路。希望在政府部門的倡導和鼓勵下，社會上使用小排量汽車蔚然成風。”
馮最後說:“每壹個公民都要摒棄排場、驕矜、愛面子、攀比的舊觀念，從身邊的小事做起，節約每壹張紙、每壹個電、每壹滴水、每壹滴油、每壹粒米、每壹塊煤...不要小看我們身邊的這些小事。如果每個人都把節約資源的意識滲透到生活的每壹個細節中，那將會是+10000 . 068686786615
潘:建設節約型社會是唯壹出路。
中國正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短缺。
世界各國都應該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建設節約型社會應該是同壹個方向，節約應該是全人類的美德。但對於中國來說，這壹點尤為重要和緊迫。
我國人口眾多，但資源並不豐富。目前發展水平還很低，人均GDP只有發達國家的十分之壹，需要大力快速發展。中國人口已經達到654.38+0.3億，占世界的654.38+0.5，峰值將達到654.38+0.6億甚至更多。耕地、水、能源、各種礦產等主要資源人均排名世界最後。比如人均耕地只有1畝多，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而且還在減少。養活自己是極其困難的。如果有1/10的糧食要進口，將會碾壓世界糧食市場。再比如石油，是1/10的世界平均值。中國如果按照美國現在的標準消費，每年需要50多億噸，全世界生產的石油都不夠中國用。其他的礦產資源，比如水，重要的礦產資源，現在都處於危機之中，如果沒有遠見的話，前景是非常危險的。另外，中國的環境不允許這樣的消費。
這種資源短缺與資源的嚴重浪費和低效利用並存。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只有建設節約型社會才是唯壹的出路。
產業的調整是最大的節約。
根據中國的國情和中央的精神，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必須有所為，有所發展，有所控制，低水平產業向中國的轉移也不是面面俱到，多多益善。那些以犧牲土地、水、能源、礦產為代價獲得壹點經濟利益或外匯的行業，是拿不下來的。我們要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轉型。國家應該宣布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時期已經結束，今後基本停止發展高消耗、高汙染、低效率、低產出的產業。各行各業、各省各地區要根據中央精神和具體情況，規劃、過渡、重組、出臺產業體系，制定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替代流程。不能再搞粗放、粗放、低附加值的生產了。特別是東部地區要先行。產業體系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是最大的節約，無論有多少困難，我們都必須面對和去做。
這種變化不是市場行為可以自動完成的。在這裏，政府的宏觀調控很重要。也就是說，政府要對此進行規劃、引導和規範，用政策、法律和經濟手段引導甚至迫使企業走上正確的道路。
依靠科技發展建設節約型社會
實現新型工業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從傳統產業走向知識產業，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消耗，開發節能產品，都需要依靠科技創新發展。中國必須擁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發明成果，科技創新發展是中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動力和支撐力量。國家和社會必須大力增加R & amp；d投資，投資必須主要用於開發、應用和應用基礎研究，還必須有將發明和專利轉化為生產力的渠道和保障，必須致力於人才的培養和人力資源的開發，否則壹切都是空談。
我們再來看看醫藥行業。這麽大壹個國家，沒有幾個重要的特效藥和醫療器械是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都得買別人的專利，壹個藥成本幾毛錢。國內的醫藥好像只能生產這種鈣片的保健品。我為此感到難過和慚愧。我們什麽時候才能有自己的制藥工業？
開展國民教育，樹立節約觀念刻不容緩。
建設節約型社會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任務。大家壹定要有相同的認識，共同努力實現目標。根據目前的情況，迫切需要開展國民教育，樹立節約觀念。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要有壹些理想，要有壹個方向，要為社會和國家做壹些貢獻，要有壹個生活方式追求的準則。選擇的標準是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規劃。總覺得很多人，尤其是年輕壹代，對這方面的認識很差。進行國民教育，首先要進行國民教育和形勢教育，讓大家知道國家和民族能否振興。現在是戰略關鍵時期；充分認識到我們面臨資源全面短缺的嚴峻現實。要弘揚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摒棄鋪張浪費之風，讓全社會正氣上升、邪氣下降。我們必須選擇正確的發展模式和正確的生活方式，建設壹個文明、節約、廉潔、和諧的社會。只要我們認真貫徹中央的方針，齊心協力，我們的目標就壹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就壹定能夠完成！(潘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馮飛:建設節約型社會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訪談-
“建設節約型社會”的話題，如同2005年盛夏的氣溫壹樣火熱。尤其是最近，越來越多的圍繞這個話題的論壇和會議，給人的感覺不僅僅是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的理論宣傳，更是每個人的現實生活。為什麽“建設節約型社會”會成為2005年的流行語？中國應該怎麽做才能在這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扮演什麽角色？6月25日，17，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主任馮飛。他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將於6月25日舉行的建設節約型社會國際研討會背景報告的主要作者之壹，最近壹直在進行相關研究。
建設節約型社會是新時期基本國情的需要
中國經濟時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提出了大力發展節約型社會的戰略方針。為什麽最近好像特別受各界關註？
馮飛:目前中央提出了這樣壹個戰略方針。第壹個原因，我覺得是中國的實際國情決定的。當前，中國正面臨著發展的主題，目標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新的情況，壹個是結構變化，壹個是快速城市化。
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人均GDP超過65，438美元+0，000美元後，結構變化非常顯著。這種變化既包括經濟結構的變化，也包括消費結構的變化。從經濟結構變化看，近年來重化工業加速發展的特征已經顯現。重化工業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去年達到67.6%。重化工業往往是高能耗、高資源消耗的行業，其加速發展是近年來資源能源短缺的主要原因。從消費結構的變化來看，特別是部分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正在從傳統的“衣食住行”向“住行”升級。消費結構的變化和升級，導致了資源消耗強度的增加和使用方向的改變。
另壹個新情況是，我國存在快速城市化現象，城市化水平以年均壹個百分點以上的速度遞增，相當於每年有14萬-15萬人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為41%，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60%左右。壹般來說，城市人口人均能耗是農村人口的3.5倍。農村人口大規模轉移是必然趨勢，必然相應增加能源資源消耗。
另壹個基本國情是中國人均資源不足。中國資源總儲量居世界第三，但人均份額居第53位，僅為世界人均份額的1/2。大量的不可貿易資源，比如水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2030年，我國人均水資源量為1.700立方米，可能被列為嚴重缺水國家。目前，中國已經是壹個缺水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國內礦產資源的供給能力和保障能力也不足。在45種重要戰略資源中，2020年，我們將有9種嚴重短缺，10種短缺。所謂短缺，是指某種資源的外貿依存度在40%-70%之間，嚴重短缺超過70%。
中國經濟時報:應該說中國的資源約束壹直存在。最近的特別關註是否與這種限制程度的增加有關？
馮飛:我想說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目前的資源利用效率低，浪費現象普遍，最近資源約束不斷加大。總的來說，與發達國家和壹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資源利用率較低。當然，在過去的20年裏(1980-2000)，中國在資源利用效率方面，尤其是在能源消耗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在此期間，中國累計節能率為64%，而國際水平為19%。在GDP保持年均9.6%增長的同時，能源增長保持年均4.6%的增長，實現了經濟發展依靠能源發展和節約能源的目標。然而，近年來，特別是2002年以來，能源消費增速超過GDP增速，能源對經濟的制約作用開始顯現。
此外，目前我國資源浪費十分嚴重，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約為30%，比發達國家低20個百分點。統計顯示，我國只有城市供水的漏損率在20%以上。在建築能耗方面，中國的單位面積能耗相當於氣候相似的發達國家的2-3倍。中國每年新增建築面積約20億平方米，大於發達國家新增建築面積的總和，但節能住宅僅占總量的3.5%。因此，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如果每年大量生產高能耗的建築，其使用壽命通常為70至80年，不僅會對當前的能源造成較大的壓力，還會危害子孫後代。這個問題現在必須解決。高能耗的建築壹旦大量建成，未來改造的成本和費用會更大。
我想說的第三個原因是，目前我國的環境汙染非常嚴重。應該說，中國還沒有擺脫先發展後治理的老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嚴重超過承載能力上限。以二氧化硫排放為例，環境容量只能承載1.520噸。目前我們已經超過了這個極限，到2020年可能達到3000萬噸。即使小康社會的所有經濟指標都是這樣實現的，環境破壞的程度也肯定是非常嚴重的，這樣的小康社會不是我們的目標。
第四，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來看，我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目前的增長模式是壹種資源和環境汙染的高強度投資方式，不具備發展的可持續性。我們應該把當前目標和長遠目標結合起來。
如何在建設節約型社會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中國經濟時報:根據以往的經驗，有很多好的思路和方法。剛出現的時候，大家都很熱情。後來越來越少人提起他們。如何才能讓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政策不僅僅停留在口號上？
馮飛:要建設節約型社會，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取得實質性進展。建設節約型社會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壹是要抓住主要矛盾，二是政府要發揮有形之手的作用。
建設節約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麽？我認為是資源約束的收緊。這種緊縮是結構性原因造成的。例如，在1980-2000年期間，中國的能源消耗急劇下降。為什麽近年來有所增加？單位能耗是否在增加？不會。事實上，我們產品的單位能耗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正在縮小。問題出在結構上。近年來，重化工業加速發展。在當前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中，近3/4(2003年為73.93%)來自重工業。還有壹個長期的問題，就是服務業在中國壹、二、三產業結構中的比重過低，目前為33%，遠低於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因此，要解決當前能源約束強烈的問題，就必須解決結構性矛盾。建設節約型社會應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產業結構入手。總的來說，壹是建立資源節約型的國民經濟體系，二是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活方式。
建立資源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必須加快發展服務業。服務業可以分為兩種: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過去我們發展的多是生活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薄弱。這主要是因為生產性服務業受到制度性約束，如交通、通訊等，存在較強的壟斷性和市場禁止性。今後要加大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
從行業內部看，重化工業加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性。其形成機制與消費結構升級有關，壹般會導致產業結構升級，從而形成壹些高增長的產業集群。對此，政府應註意正確引導，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而不是簡單遏制。
中國經濟時報:妳認為政府應該如何引導？
馮飛: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建議先建立三個體系。壹是建立規範、公開、透明的項目準入制度。從水、土地、環境等資源方面制定更高的標準。，而且只有符合標準的項目才能上，否則不允許上。二、建立落後產品、工藝和設備淘汰制度。第三，建立重要耗能產品的市場準入制度。比如汽車采用嚴格的型式認證制度，從節能、環保、安全等方面給出了汽車進入市場的嚴格條件。
此外，我們應該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資源的循環利用。從生活方式的角度來說，應該倡導節約的方式，增強公眾的憂患意識和節約意識，引導合理的消費行為。
第二，建立有效的經濟激勵機制，形成長效機制。從政策上看，最重要的是稅收政策和價格形成機制。價格形成機制必須體現兩個原則:壹是讓價格反映資源的稀缺性，讓價格引導消費和投資行為；二是要有利於新技術和新能源替代品的發展，形成有利於新技術、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的價格關系。從稅收角度看，應抓緊出臺新能源和環保稅收政策。比如燃油稅政策，在歐美已經實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國內並未實施，壹定程度上造成了汽車消費的大型化、豪華化趨勢。消費者在買車時，只考慮壹次性購買成本，忽略了長期使用成本。
此外，要制定嚴格的標準，制定重點行業和產品的能效和資源效率標準，規範產品的節能設計，特別是建築方面的節能設計。要加快制定循環經濟法等相關法律。
政府必須發揮主導作用。
中國經濟時報:您的建議幾乎都是針對政府的，也就是說政府在這個過程中起著最關鍵的作用？
馮飛:沒錯。資源消耗問題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必然由政府發揮作用。也可以說最大最關鍵的因素在政府。只有政府扮演好正確的角色，才能處理好政府、企業和市場的關系。
但目前政府在稅收政策、法律等諸多方面存在不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過去在儲蓄方面取得的成就，依賴於市場機制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從而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然而，市場機制有時與外部性不壹致，特別是在法律、標準、財稅政策存在巨大缺陷的情況下，市場機制對資源節約的失靈程度要大得多。在新的發展階段，政府的作用應該得到加強。當然，強化政府作用並不意味著政府要直接參與經濟行為，而是要提供有利於資源節約的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最終還是要靠市場機制。
總之，政府是關鍵，市場是基礎，企業是主體，全社會參與是重要保障。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建設節約型社會應該是新時期的壹項基本國策，也就是說，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作為新時期的基本國策。在此基礎上，建立綜合反映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因素，體現科學發展觀的官方評價指標體系，徹底改變片面追求GDP增長的局面。這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因為這可以使人們在資源約束從緊到松的時期，在資源約束大大小小的地區，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認識到節約資源的重要性並付諸行動。
消費與儲蓄的統壹
積極擴大消費需求和全面節約是政府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兩項重要措施。這兩個尺度看似矛盾，但在經濟學上有著內在的統壹性。兩者的結合將有效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促進社會財富的增加和有效利用。
中華民族有節儉的傳統。生活中，衣服可以“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生產上提倡修舊利廢，以至於壹些高消耗低產出的仿古級機械設備還在帶病運轉。然而，現代經濟學告訴我們:“過去的美德可以成為現代的罪惡。”僅僅建議人們勒緊褲腰帶儲蓄可能會積累失業和貧困。
消費是生產的直接驅動力。消費者的支出也是生產者的收入。消費支出可以為人們提供第壹輪就業機會和收入，工作收入可以促使人們再次消費，人們的消費和支出可以創造第二輪就業機會和收入...這個持續的過程形成了經濟的良性循環，成為了壹個乘數鏈，其效用被不斷放大。正因為如此，鼓勵城鄉居民擴大消費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措施。
既然鼓勵消費，就可以無節制消費嗎？答案是否定的，凡事都有個度。消費的“度”在於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資源匱乏，環境脆弱。為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為了子孫後代，人們的行為必須受到限制。有人斷言，如果全世界的消費都達到美國人現在的消費水平(包括浪費)，地球上的資源環境根本承受不了。
“全面厲行節約”的政策是對人的行為的約束。節約分為生產領域的節約和消費領域的節約。生產領域的經濟是用經濟效益，即投入產出比來衡量和規範的。企業追求的是用最少的投入生產更多的產品。生產同類產品比其他廠商消耗更多的資源，降低了資源的效用，甚至屬於無效消費，是資源和社會財富的浪費。我國很多企業資源漏鬥巨大，能源資源低效甚至無效利用的現象比較嚴重。因此，重視能源和資源的節約和合理利用，是關系到企業生存發展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對此，國家必須采取宏觀調控措施，大力倡導厲行節約、文明生產，獎勵節約能源和資源的企業和個人，推廣節能技術、設備和產品；處罰不達標者，甚至設置禁止門檻。
生活領域的節約不是阻止人們消費，也不是減少必要消費，而是倡導適度消費、文明消費。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壹個收入固定，面對壹系列市場價格的消費者，應該使自己的消費支出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或者以最大的效用達到平衡。“滿意度”或“效用”是由商品或服務的使用價值產生的，獲得“最大滿意度”或“最大效用”就是我們常說的:物有所值，物盡其用。作為消費者，人們不斷提高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合理的，也是正義的。《左傳》引用了壹句古話:“奢是大惡。”人們消費行為中的善惡界限是“功利”和“奢侈”。超出“效用最大化”的部分是鋪張浪費，比如不良消費習慣造成的大量食物浪費；壹些揮金如土的人花錢大手大腳。推而廣之，超越客觀條件，搞實際作用不大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也是奢侈浪費。當然，“最大限度的滿足”也是有限度的。毒品可以給隱士帶來“最大的滿足感”，但這是各國法律不允許的。人們的消費行為必須受到法律和道德的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