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看出北京的生活成本很高，甚至達到了世界第五。當時我對這個排名和它的依據非常困惑:按照北京人的收入水平，再怎麽努力，似乎也支撐不了世界前幾名的消費。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總收入擺在那裏，限制了銷量。但面對白紙黑字的新聞，我不知道該從何評價，所以無法按表。
現在又出現壹個統計結果，說北京整體消費比紐約高。這真的很奇怪。從人均收入來說，北京只有紐約的1/27，不可能比紐約人多花多少錢。壹個月入100的高手和壹個月入只有3000的人競爭，簡直不可思議。更不用說中國人有量入為出和節儉的民族傳統。甚至考慮到媒體別有用心的炒作和消費，北京家庭負債率高達1.55%，那麽充其量也就是收入翻倍，離紐約人的腰還遠著呢。
就在同壹天，壹向以給北京制造麻煩、發布“假”消息聞名的《新京報》發表了壹篇題為《北京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消息，稱22日，北京市統計局公布了前11個月北京城鎮居民生活狀況統計數據。1-11月，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4331元，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差距較去年擴大。10%最低收入群體人均可支配收入5648.9元，同比增長0.6%。10%最高收入群體人均可支配收入32838.5元，同比增長23.74%。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比為5.8: 1，與去年同期的4.7: 1相比差距進壹步拉大。此外，1-11期間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中，交通和通信支出同比下降7.9%，為1448.3元，是八大類支出中唯壹下降的。
看到這個新聞，第壹反應是電視要跟進，記者聯系北京市統計局，告訴對方新京報的報道不準確，除了壹個，其他很多數據都是報社想當然的。而且那個數據也是統計局公報上公布的，所以只是前11個月的數據，不代表全年的情況，局裏會在65438+2月舉辦扶貧活動，希望電視等“主流媒體”不要跟風。當被問及哪些數據不準確時，統計局含糊其辭。從那以後，電視臺就不敢再報道這類話題給自己帶來麻煩了。雖然當天晚些時候《法制晚報》刊登了同樣的內容，但電視臺最終對集體失語視而不見。
但盡管如此，還是擋不住各種消息的到來。中國最豪華的10豪宅中，北京有4套；北京的房價壹直是全國最高的。相比紐約山東富人區抄襲了壹只貓的畫的名字，價格甚至比紐約山東還高。在各大城市中，北京的私家車增長最快，而面對如此高速增長的車輛，北京的空氣汙染狀況越來越嚴重。到目前為止，北京市還恬不知恥地無視大氣中重度汙染天數早在今年4月21就已經超過去年全年總天數的事實，只靠太陽追求全年227藍天的計劃經濟。但這並不能掩蓋壹個事實，那就是私家車造成的汙染甚至擁堵，不僅僅是私家車主在買單，也是北京全體人民共同面對的。北京的各種高檔消費場所，把北京變成了烏煙瘴氣的權錢交易中心，而所謂的公款消費內容在開頭的公開，也顯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內幕。
《中國經濟時報》張建敬撰文稱，每年年初在瑞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吸引了當今世界的名人，其影響力早已超越了商界和國家。30多位國家元首、數十位部長和1200位商界人士出席了會議。有兩個主題，壹個是世界經濟的趨勢，另壹個是全球貧富差距。與歷屆達沃斯年會壹樣，許多“不速之客”在會外抗議。與會者對這些抗議者頗有怨言，但討論的話題表明，外界的聲音仍然發揮了作用。而且，今年的年會還有壹個有趣的特點:在舉辦達沃斯論壇的同時，在巴西阿雷格裏舉辦了壹場規模達4000人的世界社會論壇，與會者都是“窮”國。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推動“另壹種全球化”，最強烈的要求是取消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會議譴責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不難想象，後者舉起“另壹種全球化”的大旗，顯然與前者有“全球化”的意味。貧富差距以對立的形式引起了全世界的關註，說明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在達沃斯，安南先生闡述了這壹嚴峻的形勢。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的許多同行每天依賴不到2美元，全球健康研究預算的不到65，438+00%用於解決影響90%人口的健康問題。知識產權的保護比基本人權的保護強得多。因此，他敦促商業巨頭“成為更好的世界公民”。他警告他們，不要繼續犧牲窮人的利益來換取全球化的好處，而應該在維護人權和提高勞工標準和環保標準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否則，最終，所有人都不會從全球化中受益。
安南呼籲商業巨頭成為更好的世界公民的豪言壯語，對於那些像比爾·蓋茨壹樣，早早宣布除了給家人留下幾千萬美元外，還要向社會捐贈數百億美元的人來說，可能用處不大。然而，胡潤、歐洲貨幣、他的老東家福布斯公布的中國“慈善榜”結果非但沒有波瀾，反而加劇了中國富人的形象危機:在中國註冊有捐贈記錄的企業不超過65438+萬家，即99%的企業從未參與過捐贈，於是有了李海倉和。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公民都是這樣，那麽全球化會演變成全球性的災難是指日可待的。
巴西組織這樣壹個“世界社會論壇”本身就很耐人尋味。地處拉美腹地的巴西，和其他拉美國家壹起，承受著對拉美的各種非議。拉美的核心內容是貧富差距以及由此引發的頻繁的社會動蕩和暴力，處於無序狀態。經濟表面繁榮的背後，隱藏著大量脆弱的社會結構，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漸被邊緣化為發達國家的加工廠和垃圾場的命運。現在，巴西在南南合作中挺身而出，帶領壹幫窮兄弟公開挑戰世界經濟秩序和世界“主流價值觀”，這確實反映了拉美國家對走出拉美困境的不耐煩。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印度人很興奮，以為可以增加窮國的話語權，但現在印度急著和日俄美聯手，加強合作，以成為世界強國的精神謀求崛起。背後的場景是，中國的大國責任感受到世界的廣泛質疑。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安全、環境、健康、知識、治理等五大要素，很多都被我們以“不符合中國國情”為借口，在“與國際接軌”的浩蕩鼓噪中，刻意割裂開來，當作內政處理。
這位英國經濟學家分析說，許多簡樸的中國人不習慣花錢。他們以前沒有錢，但現在他們擔心未來。改革前，城市人口收入微薄，但享受國家補貼的食物、住房和就業保障。現在他們需要自己為失業、疾病和退休買單。諾貝爾獎獲得者馬蒂亞斯·森認為，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
如果社會失去了正義和公平，只會成為金字塔尖少數人揮金如土、禍國殃民的天堂，而後果卻由廣大民眾，包括年收入不足千元的人來承擔，結局註定是悲觀的；在國家、集體(包括企業和單位)和個人(且不說暫時處於壹個非常理想化的法治社會的公民)之間，秩序的改變迫不及待，也就是說，權利向個人傾斜必然是社會穩定運行的大趨勢。
照這樣的情況來看，北京這場豪華盛宴的背後真的很值得攪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