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誰是誰不是不重要。
如果妳和另壹個人分析或者爭論，他經常強調某個觀點或者發現那是他的，或者把“自己”放在問題之上，那麽妳可以確定他是低手。思維永遠不應該受偏見的影響。“炫耀”或“邀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過程中，“自我”觀不能有特殊地位。“獲得榮譽”是在妳有了答案之後。在推理中，妳要客觀權衡不同的觀點。
有些人認為人民以競爭和不合理的方式捍衛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弗裏德曼的思想快如閃電，但他承認錯誤的速度更快！因為他認錯太快，經常給人壹種不認錯的印象。在我認識的高手中，沒有壹個人在推理的時候給“自己”加上絲毫的權重。事後“邀功”是另壹回事。
同樣，學術界也不存在權威或宗師這種東西——這些只是崇拜者們的叫法；讓我們不要被名聲嚇倒。任何專家都有可能是錯的，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只能由我們來考慮和衡量，不能全信。當然，專家的推斷更深入，值得我們特別關註。要詳細了解專家的意見，慎重衡量。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是專家就對了。高手和低手的區別主要是前者深而廣，後者淺而窄。
我壹直很欽佩史密斯、密爾和馬歇爾。但我在研究佃農理論時，對他們的佃農理論壹視同仁，並不把他們的名字放在心上。否則，我不可能推翻他們的理論。
第二，問題要深，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如果妳問了壹個好問題，妳往往會得到壹半的答案。
第壹，問題要壹針見血。
這是弗裏德曼的專長。妳問他壹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我來糾正妳的問題。”(讓我重新措辭壹下妳的問題。)他壹改，直奔妳問題的中心，很明確。我們普通人的模仿方法是，試著用幾種形式問壹個問題，以求切中要害。
舉個例子。弗裏德曼在解釋壹位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如果事物長期保持不變，他的主題是否會讓人感到乏味？”弗裏德曼回答說:“妳是在問時間越多，時間的邊際價值就越小嗎？”這種變化直接導致了經濟學中的“邊際替代率遞減”定律。他不需要回答我，答案已經出現了！
第二，問淺問題。
這是A.A .阿爾奇安的專長，談及貨幣理論，他問:“貨幣是什麽？為什麽市場不用土豆做貨幣？”當效用難以度量成為經濟學界熱議的話題時，艾智仁問道:“什麽是效用？什麽是測量？我們用什麽標準來決定壹件事是否被衡量？”這是孩子提問的方式。後來，艾知仁找到了舉世聞名的答案。
度量無非是把數字以任意的方式相加作為度量的標準，函數無非是對這些數字的任意命名。假設大家都想增加這個數，就變成了函數原理。這種任意的方法如果能成功解釋人類的行為就是有用的，函數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
我自己的佃農理論被問了幾個淺薄的問題。傳統上認為，既然土地種植的部分收成要分給地主，那麽地主就會像政府征稅壹樣，通過分賬收取租金，減少農民的勞動，從而減少產量。我問:“既然產量在下降，租金價值就應該降低。房東為什麽不選擇其他非分賬收租方式？”我又問:“如果我是房東，我會怎麽做？如果我是農民，我會怎麽做？”
第三，要確定問題的重要性。
在我認識的專家中，習慣上衡量壹個問題的重要性，赫舒拉法更喜歡把這個衡量放在所有考慮之前。當學生問他壹個問題時，他可能會回答:“這個問題不重要。”所以我不想再去想它了。如果他認為這是壹個重要的問題，他就從座位上站起來！
判斷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太難。妳要問，“如果這個問題被回答了，我們會知道什麽？”如果我們所知道的與其他知識無關，或者我們所知道的不能改變眾所周知的知識，那麽這個問題就無足輕重。
有很多問題不僅不重要，而且很蠢。什麽是愚蠢的問題？如果壹個問題只有壹個答案，沒有其他可能，那就是壹個愚蠢的問題。舉個例子。經濟學是建立在壹個“個人為利益而奮鬥”的假設之上的；這暗示著個體生產會盡可能降低生產成本。有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人制作成本會不會太高。但基於作者自己的假設，“太高”是不可能的。弗裏德曼評論說:“愚蠢的問題和愚蠢的答案都是活該！”
第三，不要抹去預感。
邏輯是推理的規範；但如果按部就班邏輯第壹，非邏輯不行，思維會被壓制。不合邏輯的推理當然充滿矛盾，不知所謂；但是，沒有邏輯的思考往往會抹殺預感，以至於什麽也想不出來。邏輯——尤其是數理邏輯——是壹門高深的學問，但如果邏輯先入為主，就會適得其反。
我讀書的時候，讀過愛因斯坦和邏輯大師K·波普爾辯論的信件。他們在爭論科學方法論。在這場辯論中，我認為波普占了上風。但是他對科學的貢獻卻鮮為人知。
邏輯可以幫助推理的正確性，但它不是想法或觀點的來源。科學的方法論是用來證實理論的存在的，但是用來解釋現象是沒有用的。那些堅持認為沒有用正確的方法推斷出來的思想是違反規律的，是不能被科學接受的，只是壹些幾乎不能做出偉大貢獻的人的自我安慰。我見過很多這樣的人。他們都有實踐知識，思維敏捷——缺的是想象力。
從壹種預感開始，加上想象力多方面推敲，有個大概的想法，然後用邏輯反復證明，才是最有效的思維方式。只要獲得的理論或觀點符合邏輯和方法規範，它是如何構思的並不重要。那些主張“演繹法”或“歸納法”的爭議，就不要聽了。當壹個蘋果落在牛頓頭上時(或者說牛頓半夜做夢)，萬有引力理論就實現了。誰敢在乎他的思維方法是否正確？
有壹些獨特的學者，他們的邏輯推理能力真的是毫不起眼；他們的重要科學貢獻被後人修正。英國早期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Malthus)的推理能力不如普通大學生！海耶克和近代獲得諾貝爾獎的T .舒爾茨，在推理方面都沒有優勢。這說明思路是第壹位的，其次才是邏輯。
當妳有了壹點原創的預感，不要因為沒有邏輯支撐而放棄。在我所認識的學者中，科斯是第壹個善用預感的人。無論我向他提出什麽，他都立刻回答:“好像是對的”或者“好像是錯的”。先有壹個假設的答案，再從頭慢慢分析預感。
有壹次，在壹次會議上，有人提出，大地主的農產品售價將是專利權的市場價。沒有市場競爭，對社會來說就是浪費。我脫口而出:“怎麽會？如果世界上所有能種小麥的土地都是我的，我必須租給不同的農民分別耕種；小麥收獲後，農民會在市場上競爭銷售，所以小麥價格是競爭下的市場價格。”
高斯在旁邊馬上對我說:“妳好像是對的。”三天後，當我再次遇到高斯時，他說:“妳似乎是對的。”我問他我說對了什麽。他說，“小麥的市場價格。”幾個月後，在壹次聊天中，高斯重提舊事:“我認為妳對小麥價格的看法是正確的。”憑壹種不是我們自己的預感來推斷，確實是壹種著名的風格，值得模仿。
另壹位已故的專家朋友，名叫R·凱塞爾，是業內有名的預感巫師。1974年(他去世前壹年)，我有幸和他在壹起幾個月，我能體會到他那種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蘇佳有壹句格言:“無論直覺多麽不合理，總比完全沒有意見好。”他還強調:“如果妳沒有任何觀點，那麽妳就無法贏得任何反駁。”
每壹個重要的發現都離不開預感——從那裏沒有壹定的規範，有時也不清楚是什麽。在思考中，預感是壹條路的開始——很難事先知道自己能走多遠，要去哪裏——但妳必須去嘗試。走這條路的時候，邏輯在路上畫了壹條線，把可行和不可行分開。邁出第壹步後，第二步可能會更清晰。好的預感的特點是，路可以越走越遠，越走越清晰，然後豁然貫通。“徒勞無功”的預感的特點是相反的。
不要以為我強調預感的重要性，就是貶低邏輯和科學方法論。我以前是R.Carnap的學生，怎麽會鄙視這些知識呢？我想指出的是，邏輯是用來輔助預感發展的。如果用錯了，可以抹去預感。
四、轉換角度可以事半功倍
任何思維問題都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進行推斷，換句話說，同壹問題可以嘗試用不同的預感進行分析。在這方面，我認識的所有高手都是壹模壹樣的——不會輕易放棄壹條可能的路，也不會墨守成規。他們試圖從盡可能多的不同角度進行推測。轉換角度有以下影響-
首先，可以打開軟木塞。
精神阻滯是壹種難以解釋的思想障礙，每個人都有。淺薄而重要的發現，往往聰明人可能絞盡腦汁也想不到！但是，如果稍微換壹個思考的角度，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大部分出乎意料的答案不是因為太深，而是因為用的角度很難看到淺的壹面。重要的例子不勝枚舉。
壹個工廠為了生產，汙染了鄰近的財產，損害了它。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建議政府使用幾種方法來抑制工廠的生產，從而減少鄰近財產的損失。這個老問題到了高斯那裏，他把角度反過來:“壓制工廠的生產，就是說鄰近的業主對工廠造成了壹些破壞。應該打壓哪壹方？”高斯定律由此而來。
再比如關於“公司金融”，在國際上流行了十幾年。這門學科的創始人之壹W·夏普(W.Sharpe)因首次在風險情境下原則上確定資產的市場價格而成名。雖然這個原理有明顯的缺點，但是對當時無法解決的壹個重要問題的壹個稍微合理的回答，就足以讓它出名了。沙爾波“破案”的出發點是為了扭轉當時壹條眾所周知的曲線。
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
從壹個角度看是正確的答案在另壹個角度看可能是錯誤的。任何通過推理得出的試探性答案，當然都可以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衡量。如果試探性的回答沒有從不同的角度被拒絕，可以增加我們對答案的信心。當然，可靠的答案還是要經過邏輯和事實的檢驗。
第三，角度遠近。
在思考的過程中，細節和細節是相輔相成的，也是短暫的。再周到的細節，在要點上有難的見解，思考者可能會前功盡棄。但主旨正確的觀點被細節補充只是時間問題——即使細節是錯的，也往往是無害的。這方面思考的難點在於，如果完全忽略細節，我們就很難知道要點。如果妳有壹個可靠的要點，然後分析細節，準確性會高得多。
妳壹集中思想，就戴上放大鏡，註意細節——這是壹般的習慣。善於思考的人會把問題推得盡可能遠，進行整體考慮。
5.例子遠勝於符號
推理中可以使用例子和符號；有的人兩個都不用，只是就事論事，隨意加壹些假設，這就算推理了。後者是茶余飯後的隨意辯論，不是認真思考。科學思維，用例子遠勝於用符號。
數學是由符號組成的語言；嚴格來說，任何語言都是壹種符號。圖無署名，但也是壹種表達方式。用大量的文字來表達畫面就成了壹個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證明抽象思想的正確性，數學大有用武之地，因為它是最嚴謹的語言。但有效的思維方式是把抽象現實化。圖片比符號更貼近現實，所以更容易記憶；所以在思維上，用例子遠勝於用符號。
以善用數學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如P .薩繆爾森、K .阿羅、H.Uzawa、J.Stiglitz等人，都是用例子來幫助自己思考的。是在得到了用數學證明的要領之後。另外壹些數學用得少但善於思考的人，用例子更得心應手。有些學者只用符號或較少的例子，但很少發現重要的發現。
中國人的才華舉世聞名，但運用例子的能力相對較弱。這壹點我真的不明白(可能佛教的例子太抽象了，影響不好；請岑逸飛回答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韓非子還過得去，但孟子和孫中山用的例子往往似是而非，難以理解；不難理解他們無法成為推理專家。
善用例子的人，不能再蠢了。使用例題有幾種基本方法，能否用好就看自己的想象力了。現在試著把這些方法分類如下。
首先，例子應該簡單而恰當。
用例子輔助推理，理論的重要特點是包含所有的例子。通常的做法是把例題中的細節刪掉，讓重點突出，讓例題和理論在重點上有壹個平行的對比。簡化例子需要勇氣和想象力。在經濟學史上，d .李嘉圖最擅長簡化例子——所以李嘉圖經濟模型的廣度至今無人能及。也就是說，例子越簡化，越容易處理復雜的理論。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被簡化了。按照嚴格的標準，沒有壹個例子是真實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樓閣，不真實與簡單化無關；而另壹種例子，卻因為事實的簡單化而不真實——我們把後者叫做“例子”。純粹從幻想中得來的例子，容易改，容易改得恰當，能幫助推理。但是為了有壹個實用的理論，必須有實例來支持。對世事知之甚少的人，可以先從偽例入手，再找例輔助；做實證工作比較多的人，往往可以省略這壹步。經驗對思考有很大幫助，因為我們知道很多例子。
第三，例子要新穎。
眾所周知的例子不僅沒有吸引力；在思維上，新奇的例子會更容易引發新奇的想法。第壹個把花比作美的人是天才，然後他用的原創就少了。工廠汙染鄰居的例子，庇古用的時候很新奇；用的越多，越沒有啟發性。高斯分析了同樣的問題，利用牙科工具的噪音以及鄰居和建築物的陰影來減少隔壁遊泳池的陽光。這些新奇的例子激發了壹些新的見解。
第四，要舉壹反三。
在這壹點上，中國人特別軟弱，事實不能說明事實；太多理論意味著沒有理論。如果每個例子都分開處理，那麽理論和觀點就會變得復雜而有邏輯性。不經意間變成了解釋事實。把許多不同的例子歸納成同壹類，是找到普遍理論的重要途徑。
馬克思走了李嘉圖的路，從概念上把資本和土地、勞動分開。因此，馬克思的資本理論缺乏概括性，使剩余價值無家可歸。李嘉圖本人從不認為價值僅僅來自勞動；他不知道如何概括不同的資源，並且知道他的理論很難。直到I .費希爾才清楚地解決了這個難題。
在社會消費問題上，庇古用了太多的例子來分類，以至於他的理論模糊不清，前後矛盾。這個問題到了高斯，他認為社會上無論每個人做什麽，都會影響到別人；然後他把所有對人有影響的行為總結為產權問題。
在另壹個極端，壹個過於壹般化的理論沒有解釋功能，因為沒有例外的例子。要有實用的理論，就要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所以要對例子進行歸納和分類。分類的方法是拋開細節，把重點放在不同例子之間難以保存的地方。為了單獨處理壹個例子，我們還應該尋找對這個例子通用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沒有壹個例子不能壹概而論。如果有什麽工作，邏輯上這個例子是無法用理論解釋的——它變成了科學以外的東西。
第五，試著找壹個相反的例子(反例)。
想例子找支持；但是考證是思考的壹部分——考證就是試圖找到相反的例子。斯蒂格勒和貝克爾等大師喜歡在辯論中使用反證法。壹個可靠的理論必須有可以想象的例子來反證——但如果反證是壹個例子，理論就會被推翻。
6.如果妳感到困惑，妳應該暫時擱置它。
人腦有壹個難以捉摸的功能——壹個連計算機都能想到的大腦，當然比計算機復雜得多。很常見的是，當妳努力思考的時候，妳想不到，但是當妳不想的時候，答案就出來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不經意間冒出來的答案，壹定是我們之前思考過的老問題。之前想的越深，不勞而獲的幾率就越大。妳可以相信妳每天都在想，晚上做夢。
神秘的問題，時間沒有浪費。把問題放在壹邊，以後再想，可以創造奇跡。即使不再去想答案，也可能在不經意間得到。我的控價文章寫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翡翠市場9年沒寫...這些和其他文章加起來至少有壹百年了！不是誇大其詞，而是暫時擱置，直到時機成熟。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多年努力的成果。高斯有幾篇文章已經等了30多年:他今年74歲了，再等下去是經濟學上的巨大損失。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規律，等待是思考的重要壹步。
科學思維是壹個專業。和其他專業壹樣，熟能生巧。令人欣慰的是，無論問題看起來多麽深刻，好的答案往往比預期的要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