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的政治因素是指在壹國從事商務活動的成本因需要收買政治勢力以便取得政府許可而增加。經濟因素主要是指壹國經濟的復雜性。在壹個相對初級或不發達的國家從事商務活動可能需要很高的成本，因為缺少商務活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這無疑會增加成本。而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國家從事商務活動，其成本則要低許多。
法律因素也同樣構成企業成本，在壹個法律和規章對產品安全、環境汙染等制定了嚴格標準的國家從事商務活動可能需要更高的成本。 與成本壹樣，在壹個國家從事商務活動的風險是由許多政治、經濟和法律因素決定的。政治風險可定義為由政治力量引起的壹國商務環境的劇烈變化，從而對特定國際企業的利潤和其他目標產生負面影響的可能性。經歷著社會動亂和騷亂的國家.其政治風險壹般也較大。經濟風險可以定義為經濟管理不當將引起壹國商務環境的劇烈變化，從而對企業的利潤和其他目標產生不利影響的可能性。如何衡量經濟管理不當，可預見的壹個指標是通貨膨脹率，另壹個指標是企業和政府的債務水平。20世紀90年代亞洲發生金融危機時，通貨膨脹率和企業負債率驟增，巨大的經濟風險使國際投資者對亞洲市場望而卻步、紛紛撤資。在法律方面，當壹國的法律制度不能對違反合同或侵犯財。
產權提供適當的保護時，法律風險就產生了。法律風險可以定義為貿易夥伴可能違反合同或企業被剝奪財產權的可能性。當壹個國家的法律風險較高時，國際企業可能不願意與該國企業簽訂壹項長期合同或合資協定。例如，20世紀70年代，印度政府通過壹項法律，要求所有外國投資者都必須以與印度公司搞合資企業的形式進人時，美國IBM和可口可樂公司結束了其在印度的投資。它們認為，印度的法律制度不可能對知識產權提供足夠的保護，如果合資的話，印度夥伴可能剝奪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而這恰好是IBM和可口可樂公司取得競爭優勢的核心部分。
壹國對外國企業作為壹種潛在市場的綜合吸引力取決於在該國從事商務活動相關的收益、成本和風險的平衡。壹般而言，比較在外國從事國際商務活動相關的成本和風險，在經濟發達國家和政治穩定的民主國家較低，而在不發達國家和政治不穩定的國家較高.當然，潛在的長期經營收益並非僅取決於國家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或政治穩定狀況;相反，收益與未來的經濟增長相關性可能更高。可以得出這樣壹個壹般規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要在收益、成本、風險之間取得平衡，在政治穩定的發達或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最適合，而實行混合經濟或指令經濟且政治不穩定的發展中國家是最不適合投資的，在那裏投機的金融泡沫導致了過度負債，增加了投資 的經濟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