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思想史上壹支重要的學術流派的創始人的墨子，以其獨到的見解，鮮明的主張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本文嘗試對墨子的主要思想作壹略論，希望作者的這些不成熟的意見或能對墨學研究有些微薄的助益。
壹
眾所周知，墨子曾習儒術，受過儒家思想影響，後因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淮南子》），遂決然舉起叛旗，自立壹宗。可見墨子最初是從實用的角度出發破舊立新的，這種實用主義精神貫穿《墨子》全書之始終，與之相適應的，墨子把“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定為墨家學派總的宗旨。可以說，墨子的壹切主要主張，如“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命”、“非樂”等都是以這個宗旨為出發點和依據的。
二
“兼愛”，即“壹視同仁地愛壹切人”，無疑是墨子最核心的主張。進壹步研讀《墨子》，我們發現墨子所謂“兼愛”的本義還可以更精確的闡述為“像愛自己壹樣地愛所有人”。這與儒家倡導“親親”“尊尊”的“推愛”是相對立的。分歧的關鍵在 “愛有無差等”這個問題上，儒堅持有而墨以為無。平心而論，“兼愛”的理想味過濃了壹點，非墨子這樣的大賢恐怕難以力行，我們讀《兼愛》中、下兩篇，看到墨子費了很大口舌回駁“兼愛”難行的指責，可終難教讀者心服。
墨子為自己的主張辯護的理由中，有兩條是值得壹思的：
第壹條來自現實層面。墨子說，妳若不愛別人的親人，別人也不會愛妳的親人。愛有“別”的結果只能是“交相惡”，因此必須行“兼愛”之道。這與墨子的壹個觀念緊密相關，即“愛人者人必愛之，惡人者人必惡之”，愛、惡之行必有相應的報償。其實這是不確然的，但強調只有無私的愛才能召喚愛，只有整個社會樹立起互愛的風尚，人才能幸福地生活於其中，不能不說是墨子的壹片苦心。
第二條理由有很濃的宗教意味。與其它學派不同，墨家信仰壹個人格化的“天”，“天”有自己的神聖意誌。這意誌，據墨子說來，就是要人“兼相愛，交相利”。其論證方式很獨特，大意是說，上天壹視同仁地撫育我們，說明他兼愛著人類，他必不願看到世人互相殘害，而是壹心要人們相愛相利。這使人想起了基督教的教義，基於這壹教義上的博愛理想與“兼愛”思想是相通的。
合觀這兩條理由，我們發現墨子的壹個極重要的特點：他是合極度實用主義與極度理想主義於壹身的人物，而這兩種主義通常是不能並存的，它們在墨子的思想裏構成了壹種張力，正是在這種張力的作用下，墨子提出了壹個在那個時代“高難度”的道德標準，又全身心地投入實踐。這不是件輕松的事，能夠忍受壹切艱難困苦完成它的，只有聖徒式的人物。
三
“非攻”大概是“兼愛”之外最為人所熟知的墨子的主張。“非攻”直接源於“兼愛”理想，墨子竭力用“非攻”思想勸說各國君王止戰息爭，就是為救天下百姓於水深火熱的困苦中。
墨子憤慨於某些高談仁義道德的戰爭辯護士，抨擊他們“明小物不明大物”。為了使自己的主張更具說服力，除了用嚴密的邏輯推理論證攻伐之事悖於天理外，墨子更列舉了歷史上窮兵黷武招致敗亡的實例說明侵略戰爭損人害己的實質。這壹些話是墨子站在平民階級的立場上說給統治者聽的，反映了平民的呼聲。但熱中於兼並各國君主根本聽不進“非攻”的說教，墨子的努力收效甚微。墨子實際上還是在做壹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然而他的奮鬥中煥發出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不屈不撓的意誌卻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四
墨子的思想體系中包含著壹個完整的治國理論，這壹理論在具體的行政層面上可以“尚賢”、“尚同”主張為代表。選賢任能其實是除道家外先秦諸家的壹致主張，墨子的“尚賢”只不過在打破門第觀念不拘壹格用人上比儒家更徹底些，故不能算有特色。富有特色的卻數“尚同”的主張。“尚同”，作壹個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我們出操列隊時壹起向排頭看齊，排頭再向他那壹列的第壹個人看齊，如此遞進，最終使隊列整齊劃壹。墨子要下壹層的人向上壹層的人“看齊”，上壹層的人向再上壹層的人“看齊”，壹直到天子，向天“看齊”。這種“看齊”是全方位的，人的思想觀念、情感態度、行為方式、立身標準等無所不包。為什麽要如此急切的統壹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以致不避專制之嫌呢？是為了遏止“亂”。身處亂世的墨子目睹“亂”給百姓帶來的禍害，對此深惡痛疾，因此難免推出激進的主張，要對之下壹付猛藥。這是我們可以理解卻無法茍同的。
從“尚賢”、“尚同”主張中我們還發現墨子思想的壹個內在矛盾，即精英主義和平民立場的沖突。壹方面，墨子幾乎是平民階級利益的代言人，全力為苦難的民眾鼓與呼，他的平等主義理想是非常顯明的；另壹方面，他又意識到治國必須依賴精英分子，壹個嚴密的等級制度是維持社會秩序之必須。看來這壹矛盾的對立雙方在墨子思想中並未得到邏輯上的完善統壹，但矛盾的存在也有好處，它防止了墨子滑向民粹主義或歧視平民的立場。
五
實用主義精神在墨子思想中顯露得最直接的地方應是“節用”、“節葬”和“非樂”的主張。
“節用”的觀念，在生活艱苦的平民中是很強烈的。墨子站在平民立場上不能不堅持這壹主張。他把壹切無實用的“巧且華”的東西都視作浪費，要求那些權貴們也和他壹樣過清苦樸素的生活。且不論他的呼籲絕不會得到權貴的響應，我們細究壹番，發現這種主張其實與壹種認識密切相關。這種認識即是：天下物資本非十分充裕，必須把每壹分每壹毫都充分利用起來才能使天下人皆得飽暖，任何奢侈的耗費都是以剝奪另壹部分人的衣食為代價才可能的，必須堅決反對之。後來荀子試圖通過對這壹認識的否定動搖墨子的整個立論，可見兩派理論上的分歧根源還在於不同階級的人對社會現實的迥異體認上。
“節葬”主張可以視為“節用”理念在喪儀方面的具體表現。但它似乎更觸怒了傳統派，因為在那個時代喪儀是整個禮儀制度乃至政治制度中極重要的壹部分，否定厚葬久喪無異於對整個“禮治”傳統發出了挑戰。堅持這壹主張是要承受不小的壓力的，墨子不屈於這種壓力而倡導“節葬”還是因為實用主義的考慮占了上風。這是壹種高尚的實用主義，墨子為消滅“糜財貧民”、“傷生害事”的時弊不惜向傳統勢力宣戰，真正把百姓的福祉放到了首位。
“非樂”的主張是實用主義由合理走向極端的壹個例子。怎麽能把壹切音樂美術壹概廢棄呢？壹直以來就有人以此詬病墨子，我亦以為墨子此處有些過分了。實用主義如果被囚禁在壹個過於狹隘的空間裏就會走向荒謬，最終失去大多數人的同情，這不能不看作這位偉大先賢的壹個教訓。
六
在前面論述“兼愛”時，我們已觸及墨子思想的宗教成分。墨子的宗教，雖然主張敬天事鬼，卻極力反對命定論。在他看來，天與鬼的存在不是為了直接控制人們的行為，而是要對人們的善行惡舉加以公允的獎懲。命定論的最可怕的後果是方便人把自己的責任推卸給“天”，讓人感到無可無不可，解除了對人的行為的約束（這約束本該是通過獎懲實現的），最終導致人禍肆虐、天下大亂。因此必須提倡“非命”思想，樹立起世人的進取心，激發他們為求善報而踐履善行的動力。
很顯然，這種“非命”思想是壹種積極入世的人生觀，它要人用主體性努力去追求幸福的生活。相比起當時流行的“天命”觀念，這實在是非常先進和健康的。
七
總的說來，墨子作為壹個熱心的救世家，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壹整套政治、宗教、倫理主張，他的思想順應平民的要求，對當時社會的種種弊端作了徹底的揭露和批判，盡管其中有許多不完善之處，仍不失其光彩，在先秦諸種思潮中無愧為獨特而偉大的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