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歷史十分悠久。早在七千年前，人類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創造出了燦爛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時
期，寧波壹直為越國轄地；戰國中期以後，寧波為楚國所據。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置鄞、鄮
、句章三縣，屬會稽郡。
兩漢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三縣轄地未變。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三縣與余姚合並，名為句章
縣，縣治置於小溪（今鄞縣鄞江鎮），仍屬於會稽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置鄞州，定州治於
三江口；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稱鄮縣，屬越州，縣治復置小溪。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設明
州，下轄鄮、慈溪、奉化、翁山4縣，州治在小溪。唐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州治由小溪遷往三江口
，並建城築池，為日後寧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明朝建立後，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為避國號的諱，改稱明州為寧波。從此寧波之名沿用至今。
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設寧紹道臺，駐寧波。1927年劃鄞縣城區設寧波市。
1949年5月浙東解放，鄞縣城區建置寧波市。1986年寧波列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
寧波人在北京經營的名店———同仁堂。“寧波幫”，泛指舊寧波府屬的鄞縣、鎮海、慈溪、奉化、象山
、定海六個縣在外地的商人、企業家及旅居外地的寧波人。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商
人都湧向經濟較發達的城市經商，形成了商幫，當時較著名的商幫有“廣幫”、“徽幫”、“閩幫”等，
但有些商幫逐步衰落，銷聲匿跡，而“寧波幫”歷久不衰，不斷發展、壯大，尤其是在港、澳、臺等地的
“寧波幫”企業家，更是舉世聞名。
肇始———壯大———鼎盛：寧波幫的發展
1 . “寧波幫”的肇始時期。寧波，地處東海之濱，居全國大陸海岸線中段，海道輻輳。寧波有眾多
的優良港灣，從寧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風力往來南北，是我國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陶瓷
之路”的出發港，在秦代商貿活動已相當活躍。唐時，寧波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外貿事業頗為
興旺，唐開成四年至天佑四年( 8 3 9 —9 0 7 年) ，中日往來貿易船舶3 7 次，其中通過明州( 寧波)
放洋，有確切記載的達7 次，唐會昌二年( 8 4 2 年) 至鹹通六年( 8 6 5 年) ，海商李鄰德、張支信、
李延孝分別率領商幫從明州望海鎮( 今寧波鎮海) 出發，7 次赴日本進行商貿活動，每次去的人數在5 0
人左右，規模頗為可觀。日本的遣唐使節、留學生及高僧等也從寧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 9 9 0 年
) ，寧波設市舶司，同廣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稱為“三司”，除與日本繼續交往外，與朝鮮的往來顯著增
加，專設高麗使館，沿途設有“航濟亭”、“高麗亭”，接待朝鮮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時，又與真裏富(
今柬埔寨) 、占城( 今越南) 、?婆( 今印尼) 、大食( 今阿拉伯) 等國進行貿易往來。元時，設慶元(
今寧波) 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海運事業
非常興旺，海運戶達1 0 0 0 余戶。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 1 6 8 4 年) 以前，較長時間裏實行海禁，
寧波的合法海外貿易壹度停滯，但走私商貿活動仍非常活躍。在明末清初期間，寧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
沿海的城鎮發展，在北京的寧波商人，經營的主要行業是藥材和成衣。明崇禎年間，寧波的藥材商在北京
建立起“鄞縣會館”。清初寧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會館”。乾隆、嘉慶年間，寧波商人在漢口建立
了“浙寧會館”。在清嘉慶二年( 1 7 9 7 年) ，寧波在滬商人錢隨、費元圭等發起募捐，籌建以行幫為
基礎的“四明公所”。道光十壹年( 1 8 3 1 年) ，又有方亨寧等發起重修，這時期的“四明公所”以辦
理同鄉善舉為主。鹹豐三年( 1 8 5 3 年) ，得到鎮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進行重建，作為同鄉集
會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寧波人集合起來，在上海形成了壹股強大的勢力。上述這些，標誌著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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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寧波歷史
商幫已開始形成。
2 . “寧波幫”發展壯大時期。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勢力入侵我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
上海被辟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處長江流域終點，腹地深廣，交通便捷的優勢，逐漸成為全國內外貿易
的中心，各省商幫都雲集上海，寧波商人以甬滬交通僅壹水之隔的優勢，大批湧入上海，據估計清末在上
海的寧波人已達4 0 萬人。他們當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城市居民、苦力者
，他們在上海經營南北洋的埠際貿易及顏料、鐘表、糧油、海味、煤炭、棉布、藥材、西藥、棉紗、銀樓
、五金、機械等行業，並經銷洋貨，開展對外貿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銀行的買辦多數是寧波
人。有些寧波商人既是金融買辦，又是貿易買辦。寧波商幫在我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中急劇
崛起，形成自己的實力地位。成為我國民族資本的壹支重要力量。寧波商人基於發展需要，在上海相繼組
成各種行業小團體，在商業行幫中有同善會( 漁業) 、崇德會( 海味業) 、濟安會( 酒業) 、永興會( 南
貨業) 、敦仁堂( 豬業) 、喻義堂( 藥業) 、誠仁堂( 肉業) 、永濟堂( 洋貨業) ；手工業行幫有長壽會
( 石作業) 、年慶會( 木業) 、同義會( 銀匠
) ；勞工團體有四明長石會、水手均安會等。這類小團體具有同鄉和同業的雙重結構，它以維護幫會利益
、互濟互助為目的，是“寧波幫”的重要組成部分。清宣統
元年( 1 9 0 9 年) ，在上海的寧波商人籌建四明旅滬同鄉會，成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鄉會組織，1 9
1 0 年改名為“寧波旅滬同鄉會”，作為同鄉人彼此交往、相互照應、休戚與***、同鄉人謀取***同利益的
自治社團組織，又是聯絡旅滬寧波人的紐帶。1 9 2 0 年—1 9 3 5 年間，還分別建立了鎮海、定海、奉
化、象山等地以縣為單位的旅滬同鄉會。從“寧波幫”在上海商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到集合同鄉力量的組成
，標誌著“寧波幫”趨於成熟階段。
3 . “寧波幫”的鼎盛時期。民國時期，“寧波幫”臻於鼎盛階段。隨著財力的積聚、業務的擴大、
人員的增加，“寧波幫”以上海為基地，將活動地域伸向漢口、天津、蘇州等大城市。1 8 5 8 年漢口開
埠，寧波商幫很快向漢口擴展，漢口成為上海以外寧波商幫較集中的地區，主要經營水產、銀樓、航運、
火柴、水電、雜糧、洋油、五金、銀行等行業，其中石油行業幾乎全部被寧波商人所占，長江夾板船航運
業皆屬寧波商人所經營。有許多寧波商人還充任洋人在漢口的洋行、銀行的買辦。在天津的寧波商人，遠
在清中葉閉關自守時代，就經營航運業，代清廷南糧北運及民間的南北貨運輸，以6 艘船為壹小隊，1 0
艘船為壹大隊，成群結隊往來於寧波、上海、天津之間，最多時達六七十艘，主要經營戶為鄞縣的秦氏、
吳氏，慈溪的孫氏、董氏，鎮海小港的李氏、樂氏。天津開埠後，寧波商人進壹步向天津發展，1 8 4 0
年以後，寧波幫在天津的勢力日益擴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機構。除繼續經營航運業務外，還在天津
開展進出口貿易、銀行保險業、綢緞呢絨業、金銀眼鏡業等。民國時期，在天津商業中心勸業場壹帶有不
少名店，都是寧波商人經營的。壹批實力雄厚
的寧波商人，分別在天津開設錢莊、金店、綢緞莊、五金商號、洋行、房產公司、輪船公司等，還代為洋
人在天津經營豬鬃、皮毛、山貨、棉花等進出口業務，成了洋人在天津的買辦。
開拓———創業：足跡遍布全球
從“寧波幫”的活動地域看，寧波商人的開拓創業精神的確令人驚嘆。從《鄞縣通誌》記載的旅外同
鄉會的情況看，寧波商幫的主要活動點除上所述外，還有南京、杭州、蘇州、常熟、溫州、無錫、揚州、
徐州、蕪湖、南昌、沙市、長沙、重慶、廈門、汕頭、青島、煙臺、鄭州、大連、沈陽、臨海、蘭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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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寧波歷史
德等地。寧波人所到之處，那裏的商業活動就繁榮起來。寧波人在各地還經營了許多名店、大店，如北京
、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藥鋪，亨得利、亨達利鐘表店，都是寧波人經營的。
寧波大慎木行金廷蓀在福建設坐莊，置有寧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經營五金機械進出口業務
的，絕大多數都是寧波人，僅葉澄衷( 鎮海人) 壹人，就在上海開設了老順記、南順記、義昌順、新順記
、瑞昌順等5 家。虞洽卿( 鎮海人) 、朱葆三( 定海人) 等集資創辦寧紹、三北、鴻安、長和、永利、永
安、舟山等輪船公司。這些輪船公司，由於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長江各埠“寧波幫”的大力支持，在外
國輪船公司的傾軋下，不僅屹立存在，並且有所發展。僅三北輪船公司的船只曾占全國民族航運業噸位的
1 / 7 。“寧波幫”還創辦了我國第壹家機器
軋花廠、第壹家榨油廠、第壹家火柴廠、第壹家機器制造廠和第壹家銀行，為我國近代經濟的發展，作出
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寧波幫”不僅聞名於國內，且足跡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寧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
明公所”、“寧波同鄉會”之類的組織。如新加坡寧波同鄉會，其會員每月聚會壹次，4 0 余年來從未間
斷，他們的後代，至今鄉音未改。目前，寧波旅居海外的華僑、華裔和港澳同胞有7 . 3 萬人，遍布香港
、澳門、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5 0 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各地也
湧現了壹批善於經營的“寧波幫”企業家。包玉剛( 鎮海人) ，原在上海壹家銀行工作，到香港後繼續經
營銀行和航運，1 9 5 5 年以7 7 萬美元購買8 2 0 0 噸舊油船1 只起家，開創航運事業，經過2 0 多年
的努力，至1 9 8 0 年3 月，已有船舶2 0 2 艘，2 0 5 3 萬噸，在世界各大港埠設有2 0 余家子公司或
代理公司，包玉剛成為當時世界上擁有船只最多、噸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 0 大首富中“寧波幫”占
了3 個。
商會———冒險———鄉情：歷久不衰的秘訣
“寧波幫”之所以能歷久不衰，力壓群雄，成為上海諸商幫的巨擘，它有以下3 個主要特點。
壹是，上海總商會是控制上海金融貿易和影響全國商業的商人團體，“寧波幫”能獲得較快發展，稱
雄商界，壹個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會組織以來，基本上由“寧波幫”掌握著上海商會的實權。他們還通
過銀業、錢業兩公會，控制和影響上海工商界各業公會。1 9 0 2 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成立，首任總理是
慈溪人嚴信厚，1 9 0 4 年改稱上海商務總會，嚴又繼任會長。從1 9 0 2 年—1 9 4 6 年的4 0 余年期
間，“寧波幫”中的壹批頭面人物在上海商會中任職的有：朱葆三( 定海人) 、周晉鑣( 慈溪人) 、虞洽
卿( 鎮海人) 、秦潤卿( 慈溪人) 、宋漢章( 余姚人) 、李厚佑( 鎮海人) 、傅筱庵( 鎮海人) 、袁履登
( 鄞縣人) 、俞佐庭( 鎮海人) 、勵樹雄( 鎮海人) 、方椒伯( 鎮海人) 、金潤庠( 鎮海人) 、盛丕華(
鎮海人) 等人。“寧波幫”中這些人物能在較長的時間裏控制上海商會，反映了“寧波幫”在上海商界的
地位。另壹方面，“寧波幫”在上海經濟界擁有相當權力的商會中任職，保護了寧波商幫的利益，促進了
“寧波幫”在上海的經濟發展。
二是，“寧波幫”所以能聞名於世，這與寧波商人富有開拓冒險精神有關。如“寧波幫”原來掌握著
沙船業，鎮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軒家族都是以沙船業起家發財。鴉片戰爭後，輪船興起，寧波商幫仍
抓住航運這個優勢，發展輪船業，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興辦寧紹輪船公司，虞洽卿獨資辦三北輪埠
公司，敢於同外輪競爭。三北公司總噸位達9 萬噸，為當時我國三大民營輪船公司之壹。上海的錢莊業，
“寧波幫”勢力最大，9 個主要錢業資本家家族集團，“寧波幫”就占6 個。但後來感到錢莊久居外資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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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寧波歷史
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 8 9 7 年由嚴信厚、葉澄衷發起創辦了中國第壹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虞洽
卿、李雲書等籌辦了四明銀行。後來實力較強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以及
墾業銀行等都由“寧波幫”所掌握，實現了從落後的錢莊業到先進的銀行業的轉變。鎮海人方液仙，不願
繼承方氏家族祖業，吃現成飯，而去搞化學工業，父親反對，不給資金，母親和舅舅給的錢全部賠光，都
沒有動搖他搞化學工業的決心，從而創辦了中國化學工業社。從經營的行業上看，“寧波幫”經營了許多
新興的行業，如經銷五金、顏料、洋油、洋布、西藥等暢銷貨。還有許多寧波商人從事進出口貿易。這壹
切都反映了寧波商人能審時度勢，及時開拓新的領域，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三是，寧波商人重鄉情鄉誼，同鄉扶助觀念特別強，能風雨同舟，***同抵禦經營風險。如寧波商人合
資創辦的寧紹輪船公司，與英商太古公司和法華合資的東方公司抗衡。當時票價鬥爭十分激烈，寧紹輪壹
開航，就在船上掛牌“立永洋5 角”，以示永不漲價。同時減免貨運費，這樣壹來大家爭著去乘寧紹輪，
使太古輪乘客銳減，有時甚至放空。資本實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價從1 元降到3 角，以圖壓垮寧紹輪
，大批旅客又湧向太古輪。資本微薄的寧紹輪入不敷出，難以維持。緊急關頭，寧波商幫的方樵岑、朱葆
三、秦潤卿等組織了航運史上罕有的“航業維持會”，集資1 0 余萬元。給寧紹公司每票補貼2 角，使寧
紹公司也能以每票3 角的低廉價格與太古公司競爭。同時，虞洽卿還發動同鄉會會員，讓貨物盡量交付寧
紹公司承運，使寧紹公司和外輪競爭中取得勝利。寧波人還有“愛鄉而又不戀故土”的特點。寧波人外出
經商自古有之，壹般男孩到十四五歲，家中就挽親托眷找人介紹職業，到外地商店、工廠當學徒，否則就
會被人視為沒有出息而遭受非議。男子背井離鄉出門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戀子之情而加以阻攔。學徒3 年
備受艱苦，故在外經商、務工多有所成就。許多“寧波幫”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葉澄衷、秦潤卿、盛
丕華、金潤庠等，都由親戚、同鄉介紹當學徒而發跡致富。
民諺說：無寧不成市，阿拉（我）寧波人做生意頭子活絡，不管是千裏路，不管是萬裏遠，只要有市面，
都有寧波人。
在上世紀，在中國，有十大商幫，而這
十大商幫中，“寧波幫”是壹大勁旅。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人做過壹次調查，旅居上海的外來移民中
，以廣東人和浙江寧波人最多。在這些移民中出現的有
影響的工商界人物，廣東幫占壹成，其他各幫占二成，而寧波幫占了七成！寧波幫在工商業、金融業等領
域不但影響了江浙、上海的進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影響
了中國工商業、金融業的進程。 被稱之為“寧波幫”的，是壹個什
麽樣的“地域群體”呢？歲月的風塵肯定已經湮沒了太多的歷史細節，但有壹個數字仍足以引起人們長思
。1920年，上海公***租界***有華人68萬，而其中寧波
人竟占40萬人之多。以上海作為壹個最大的集散地，寧波人，寧波幫，這群從小聞慣了海風腥味的人們，
這壹傳統儒學教化之下的新興商幫，帶著商人的精明開闔
卻不失書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從傳統商業到現代商業的轉型，真正在中國的近代經濟舞臺中脫穎而出。
壹
在海外的寧波幫中，包玉剛是壹位有號召力的人物。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
北京會見了壹位香港來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剛。
1984年8月1日，鄧小平說過壹句對後來影響深遠的話：“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
在鄧小平的講話鼓舞下，包玉剛行動起來了，他無償捐資1000萬美元建了壹座飯店。對此，他沒有別的要
求，只要求用他父親的名字命名“兆龍飯店”。鄧小平為飯店題寫了店名，這在鄧小平壹生眾多的題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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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寧波歷史
，為壹家飯店題寫店名並不多見，足見鄧小平對此事的看重。
而在眾多的捐款中，也許人們記憶最為深刻的是他為家鄉寧波捐資興建寧波大學。
1984年月12月19日，是個大吉大利的好日子。這壹天，中英兩國正式簽訂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也
就在這壹天的晚上，包玉剛與當時的寧波市長耿典華簽訂了籌建寧波大學的正式協議。這真是歷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寧波大學破土動工，僅用了13個月，新建的寧波大學就迎來了她的開學典禮。
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包玉剛的率先垂範，這對海外寧波幫不啻是巨大震動。趙安中、曹光彪、李達三、顧
國華、湯於翰、黃慶苗、朱繡山等壹大批海外“寧波幫”紛紛捐資，包氏家族也繼續出資捐建寧波大學。
壹個在故鄉辦學的熱潮，在海外的寧波幫中蔚然成風。
今天，當人們走進寧波大學的校園，妳會發現這座優美的校園稱得上是“捐資助學博物館”。每壹幢樓都
訴說著寧波幫人士對“百年樹人”的深刻認識；銘刻著寧波幫人士對家鄉的赤子情懷。“要真正富裕起來
、強大起來，就靠教育，就靠人才”，這正是他們的***同認識。
寧波大學的成長，寧波幫的慷慨助學，
激發了更多的寧波有識人士辦教育的熱情。寧波萬裏教育集團又走出了壹條中外合作辦學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萬裏學院與英國諾丁漢大學聯合舉辦的寧波諾丁漢大學在寧波舉行了奠基儀式，這
是中國第壹所獨立設置的中外合作大學，從此中國的
學子們可以在家門口直接“留學”世界名校了。 二
寧波人辦教育是有傳統的。它又與壹位年輕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連在壹起。正是他指給了寧波人又壹條出
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慶歷七年的秋天，27歲的年輕知縣王安石從今江西臨安風塵仆仆地踏上了寧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壹位十分執著而務實的人，他把離衙門不遠的壹處破舊的廟宇改建為縣學，並親自從深山尋找到
五位知書識字的老先生出山執教。這五位人物，便是日後在浙東學術史上著名的“慶歷五先生”。
寧波文化的種子播種發芽了。從此寧波有了作為學子科舉考試的專門場所“考試院”。十余年後，當王安
石以參知政事的身份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時候，寧波的第壹代進士也產生了。那些農人商民的孩子經過十
年寒窗開始成才，不久，即產生了寧波歷史上的第壹位狀元。
這些原本安放在寧波孔廟裏的歷代的儒學碑，無不頌揚著王知縣當初的開蒙之功。王安石的意義並不在於
使少數的民間子弟通過讀書做官而從閉塞的小城走向全國，他的更為重要的影響恰恰在於他從此倡導了壹
種價值取向，形成了壹種耕讀傳家、商儒並生的傳統。
寧波人士諸孟家說：“我太公就是對我們講不能求官，只能求學，有學才可以以後經商。妳沒文化我跟妳
做生意做不來的。就是以前毛澤東講的沒有文化的軍隊就是愚蠢的軍隊。我那祖宗也是這麽講，有文化我
們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經商。”
這以後寧波出了2432名進士、12
名狀元，出了數萬名舉人和數十萬名秀才童生，更為重要的是，王安石開創的那種“田家有子皆習書，士
儒無人不織麻”的社會氛圍，那種尚文尚禮、崇信崇義的地
方文化精神，成為了壹代代寧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這以後，從寧波走向全國的基本上就是兩種人：
商人和學人。 所以，從19世紀末以來，包括包玉剛在內的眾多寧波幫壹直都盼著在自己的家鄉有壹座屬
於自己的大學。但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他們美好的願望始終未能實現。只有在新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年
代，包玉剛們的抱負才得以實現。
三
唐宋（618-1279）以來，寧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開始轉向中國漫長的海岸線。假舟楫之利的寧波商人，開
始與日本、高麗、東南亞沿海國家有了貿易往來。而與寧波毗鄰的上海，更成為他們活動的主要區域。
當三北鹽堿平原的第壹批先行者渡過杭州灣來到上海的時候，黃浦江邊還僅僅是壹大片灘塗地，壹個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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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寧波歷史
的縣城蜷縮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匯流的寧波，是中國最早開放的貿
易口岸之壹。開放帶來的商業文明，使寧波人擁有了壹種闖蕩天下的勃勃雄心。聳立在寧波江濱老碼頭上
的雕塑，成了這座城市某段歷史的註腳。它所表現的，正是
印記在壹代代老寧波記憶裏最常見的情景。當地的口語，向來把外出經商形象地稱為“跑碼頭” 。 當時
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記爹娘。”早期的寧波商人，正是沿著壹條“沙船之路”駛向了上海。
沙船是當時的南方最常見的壹種商船，盡管這種只有三尺闊的平底木駁船，常常經不起海濤的顛簸，但與
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碼頭”的寧波商人，卻似乎少了壹些悲涼，多了壹份放達。
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已經有很多寧波商人走出故鄉的四明山，來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個交通並不
快捷的年代，鄉音成了遊子心中最溫暖的慰藉。1797年，寧波人在上海的第壹個同鄉團體“四明公所”建
立了。
對於當時旅居外地的寧波人來說，組織
同鄉團體不僅僅是出於壹種自然的鄉情紐帶，更是出於壹種生存的需要。1819年，寧波籍的號商和船主在
上海建立了“浙寧會館”，而在上海幹手藝活的寧波籍
下層民眾，也本著“親幫親，鄰幫鄰”的互助精神，於1831年建立了“水木業公所”，會眾基本上是泥、
木、石、雕、鋸的匠人。以上兩個同鄉團體，前者是同
鄉的互誼組織，而後者則是同鄉的行業協會。 另壹種更具特色的同鄉性的行業，也在這時出現在寧波人
聚居的上海灘。裁縫，也就是成衣匠，這也是用沙船帶過來的寧波手藝。不過寧波的成衣匠不是壹些只會
使用剪刀的尋常工匠，他們有壹個特定的名字，叫“紅幫裁縫”。
寧波裁縫因為專門給當時被叫做紅毛人
的外國人做西裝，因此就被稱作“紅幫裁縫”。據說他們的祖師爺寧波人張尚義，是壹個在橫渡杭州灣時
翻船的幸存者。這位當年的寧波小裁縫因為抱住了壹塊破船
板，經過數天的漂泊竟得以到達日本的橫濱。在言語不通、滿目都是陌生人的異國他鄉，他居然憑手藝找
到了自己的職業，為停泊在那裏的俄國船員修補西裝。心靈
手巧的張尚義很快成了西裝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後，他的兒子張有松回到上海，創辦了中國第壹家西服店
——福昌西服店，並向寧波同鄉廣為傳授手藝。 “紅幫裁縫”作為壹個群體，最早
是依托上海灘才得以揚名，以後他們的足跡逐漸遍布了大江南北。這些出身卑微的寧波裁縫，成了中國近
代服裝改革的先驅，由他們所創造的中國服裝史上的很多個
第壹，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據史料記載，中國的第壹套西服、第壹套中山裝，甚至第壹部西服理論著
作，都是出自寧波人之手。 中山裝的設計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
說：孫中山先生提出來了,（袋口）要用筆架形,那個時候我父親問他,為什麽要用筆架形，因為筆架形做
起來比較麻煩啊，圓的做起來簡單啊，他說呢，這裏有意
義的，什麽意義呢？就是我們的革命要用知識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後，孫中山先生來了，（這種款式
）稱為國服，具體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寧波裁縫在很長的壹段時間裏，壟斷
了各地的西服制作業，日後上海南京路上湧現的最有名的西服號，幾乎都是寧波人所開。後來的事實證明
，“紅幫裁縫”的影響並沒有隨著壹個舊時代的結束而消
失，即使在1949年以後，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身上的服裝，幾乎都是由“紅幫裁縫”的傳人巧手制作的
。 今天，這個中國東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實的服裝之都，在國產的每十件服裝中，就有壹件是從這裏
生產出來的。
四
隨著寧波商人北渡上海，並從上海輻射
到北京、天津、漢口等各大城市，藥材商的足跡也如海鷗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寧波商人經營的著名藥鋪，
如上海的童涵春、馮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
達仁堂，都是這些城市的藥業名店。今天我們仍可以看到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見絲毫褪色。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