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在江歌被害五年多後，江秋蓮的勝利不能挽回壹條逝去的生命，但至少是對生者和社會的壹種安慰。法律無非就是人情嘛！
江歌母親江秋蓮勝訴後，在微博上發視頻表示感謝。
判斷上的“突破”
回顧我2017關於江歌案的專欄，我悲觀地認為“在法律框架內，劉鑫不需要承擔法律評價”，但我也期待“道德評價，尤其是民事範疇這種略顯硬性的私力救濟的存在，確實能引起社會反思，甚至最終影響法律調整範圍的擴大”。顯然，這壹判決帶有這種法律規制擴張的味道。
即使可能會引來壹些網友的非議，但我還是要說，如果這個案子沒有走到這壹步，尤其是如果不是劉鑫事後對江歌媽媽如此惡毒的刺激，以及壹個偉大而堅強的母親的堅持，那麽這個案子大概率不會被判——不好妄下結論，至少不會這麽多。
劉鑫給江秋蓮發私信，惡意刺激。
很多朋友都很驚訝。通報稱，“法院以證據支持蔣秋蓮主張的經濟損失1240279元，酌情支持49.6萬元”。在證據明確顯示損失超過1.24萬的情況下，法院判決支持1萬元。這能叫多少錢？
這是我國侵權賠償的壹大特色，即酌定賠償制度。
相信對侵權法特別是知識產權領域稍有了解的網友壹定知道，為什麽知識產權侵權如此猖獗，為什麽要在新專利法中加入懲罰性賠償制度，都是因為我國的侵權賠償在民法中往往無法“填補”。
抄襲瓊瑤的梅花烙虧了多少，自己的劇賺了多少？本案中，法院在“綜合考慮本案事件、行為人的過錯程度、因果關系等因素”後，能支持1萬元就不錯了。
法院真正的突破不在這裏，而是在20萬精神損害賠償上。本來精神損害賠償就有壹種彌補“平填原則”救濟不足的意思。
網友可以打開“中國裁判文書網”，輸入類似“精神損害賠償”的關鍵詞，看看大部分賠償在什麽範圍。即使是強奸附帶的精神損害賠償也不壹定超過5萬，大部分在1-5萬之間。這個案子能做出20萬精神損失費的判決，對法院來說真的可以是壹個突破。
當然，這並不是說這次法院的判決是錯誤的。反而證明以前的壹些做法可能跟不上社會的發展。
“調平原理”被調平了多少次？反倒是很多網友壹直鄙視的美國司法，不僅僅限於填，還進壹步懲罰性賠償。
在我國的物權法中，實際上民法只能解決是否存在法律關系和請求權的問題，很難解決這個請求權應該實現多少的問題。我們翻閱條文，條文壹般止於“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而《民法典》第179條告訴我們:
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主要有:(1)停止侵害；(2)排除障礙；(三)消除危險；(四)返還財產；(五)恢復原狀；(六)修理、返工和更換；(7)繼續履行；(八)賠償損失；(九)支付違約金；(十)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十壹)賠禮道歉。法律對懲罰性賠償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本條規定的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可以單獨適用，也可以合並適用。
但是要花多少錢呢？在具體審判中只能依靠法官根據證據來判斷，而很多時候證據不僅能證明損失的存在，還能證明不清楚損失在哪裏。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確實有其必然性。
當然，我們也欣喜地發現，懲罰性賠償已經逐漸被引入到以消費者保護、勞動者保護、專利保護為代表的法律中。我們也期待更多的領域，即使不增加懲罰性賠償，至少在精神損害賠償上，或者在具體損失的認定上，我們會向前邁壹步。這些可能不是通過民法立法就能實現的，而是通過更多的案例被刊憲或者以案例指導。
民事處罰不壹樣。
從這個案例也可以看出，民事處罰不同，兩者的證明標準也確實不同。
很多網友覺得69萬的獎不算什麽，或者在劉鑫身上占了便宜；期待刑事處罰的網友很多。在此，我再壹次敦促大家，收起“什麽都不喜歡就馬上執行死刑”的心態。得不到就是得不到。惡有惡報，大家都很憤怒，但我們確實需要警惕刑事責任擴大化可能帶來的危險。
這絕不是對惡的姑息和放縱。最重要的是建立壹個責任體系，使刑事、行政和民事責任有效銜接。如果它不屬於刑事，那就要看它是否屬於行政，或者最糟糕的情況下，屬於民事。我們反對的是三種責任的差距太大，使得壹些惡行脫離了應有的制裁，而不是反對刑事責任範圍過窄。
在這種情況下，確實無法對劉鑫進行刑事處罰，但也可以通過民事責任來彌補和安慰江歌的母親。甚至，江歌媽媽最初期待的是劉鑫對情況的說明。
具體來說，本案之所以能夠認定民事責任，在於對壹個具體事實的認定，即“在面臨陳世峰不法侵害的迫在眉睫的危險時，為了自保而不顧他人的生命安全，將江歌擋在自己的住所外殺害，顯然是錯誤的。”
在陳世峰的刑事案件審理中，“江歌不出所居”的前提似乎還沒有完全確定。但在民事審判中，從江歌母親提供的語音、文字記錄等證據來看，顯然法院認可了這壹事實的存在。
其實這也是在刑事案件不能救濟的情況下，民事案件可以救濟的壹個主要原因，就是兩者之間的證明標準不同。
刑事證明要求“排除合理懷疑”，民事證明壹般只需要“大概率”。如果用不準確的數字來表示，除了合理懷疑，可能是個不錯的分數，大概率可能隨著案件類型在85-95左右變化。
劉鑫的留言之前說“門鎖了”，後來又說沒鎖，因為江歌鎖了，等等。從民事審判的角度來看，法官完全有理由相信，門是為劉鑫鎖上的。
不僅如此，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法院的推理中“在社會交往中，引入危險並維持危險狀態的人，有義務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防止他人受到損害。”這種危險狀態不是壹種必然，而是壹種可能。對於民事來說，這種告知義務和預防措施的期待可能性明顯大於刑事責任。也正是因為刑民之間的這種證明標準的差異，才使得本案的民事救濟成為可能。
事實上，不僅在中國，在美國的辛普森案中，也存在這樣的證明標準差異，使得即使逃避刑事責任，仍然會有承擔保護網效果的民事責任。
規範與示範
最後，我不得不提到法院推理中的這兩段話:
“扶貧濟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誠信友愛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司法判決要守護社會道德底線，弘揚仁義道德，引導全社會尊重山江閣。作為壹名在異國求學的女留學生，她幫助了身處困境的同胞，給予了真誠的關心和幫助，也因為不法侵害而失去了生命。她無私助人的行為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公序良俗。應該表揚。受到了非法侵害，理應得到法律救濟。”
法律不僅起著判斷規範的作用，也起著行為規範的作用。壹個有效的司法不僅僅局限於案件的結論，還需要帶來壹個審判示範和壹個行為示範來避免案件的發生。
除去正常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案件增多，難道這種司法判決在引導全社會尊德行善方面做得還不夠嗎？各種虛假訴訟、技術訴訟橫行真的只是當事人的錯嗎？
此外，“劉暖喜作為江歌的朋友和救助人，在事發後並未心存感激，對死者親屬給予了同情和安慰。他反而用不恰當的話挑釁別人，進壹步加重了別人的痛苦。他的行為違背了常識和人情，應該受到譴責，應該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其實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如果劉鑫事後沒有這些令人作嘔的行為，法院很可能不壹定會支持江歌母親的訴請，但“她受到了非法侵害，理應得到法律救濟”的直接責任對象目前正在日本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