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見於文獻記載的西周「 ”曾國”，為何頻頻出土文物？

2010年底，壹個偶然的機會讓湖北隨州淅河鎮蔣寨村葉家山村民在修整水渠的過程中發現了壹個「 ”大香爐”。隨州市博物館館長黃建勛聞訊趕到現場，當他看了這件還有半截身子埋在土中、被村民稱為「 ”大香爐”的鼎之後，不由得欣喜萬分。從形制看，這件銅鼎至少是西周時期器物，而其巨大的體量，是隨州西周考古所沒有見過的。他朦朧地預感到隨州考古將要轟動全國了。 隨州考古的上壹次輝煌，是1978年發現的曾侯乙墓。編鐘、編磬、聯禁銅壸、鹿角立鶴……琳瑯滿目的國寶，將墓主人曾侯乙的名字傳揚天下。有曾侯便有曾國，但按史籍記載，這裏卻屬於周代隨國……壹系列的疑問與猜想在隨後的二十多年縈繞此地，學者們稱之為「 ”曾國之迷”。這次，葉家山的發現會不會解開之前謎團呢？ 他立即電話通知湖北省文物局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帶領考古隊員前來勘察。經過初步的清理，出銅器的地方是兩座墓葬，為了保護文物，考古隊員立即對這兩座墓葬進行搶救性發掘。按說年關將近、人心思歸，可是隊員們卻都很興奮，因為初步的勘察發現，在這兩座編號為M1、M2的墓葬周圍，沿著緩坡向南、向西還有不少墓葬，而且，更令人興奮的是，這些墓葬保存完好，未曾被盜！初步的鉆探結果顯示，在其周圍還有不少於50座墓葬。可以基本確定，葉家山是壹處西周時期的高等級貴族墓地，它比曾侯乙墓早500余年，距今3100年。 從清理出土的大鼎上的銘文可知，這件器物與壹個人有關。是誰，不知道。但要命的是，與大鼎壹起出土的其它銅器上，我們卻發現有「 ”曾侯”二字。這兩個字再次打開了隨州考古潘多拉魔盒，糾纏學界幾十年的「 ”曾國之迷”又壹次浮出水面。 隨棗走廊，曾在哪裏？隨在何處？ 熟悉中國先秦歷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國先秦區域「 ”國家”中，最為神秘也最為有趣的莫過於「 ”隨”國。 《左傳》有「 ”漢東之國隨為大”的描述，就是說，在漢水以東的所有諸侯國中，隨國是最大的，在周代分封的諸多國家中，隨的地位十分重要。隨大致在今天的湖北隨州市壹帶。 翻開河南與湖北省的地圖可以發現，從河南進入湖北的道路，傳統上有兩條：壹條大體沿今京廣線南行，路徑為駐馬店壹信陽壹桐柏山與大別山壹廣水壹雲夢壹孝感壹武漢；另壹條則從南陽盆地沿唐白河向南，到達襄陽，然後路分為二，壹路在大洪山南麓，沿漢水南行至武漢；另壹路則在大洪山北麓，由襄樊東行至棗陽，沿「 ”隨棗走廊”，到達隨州，之後可以沿著涢水南行至漢川、武漢。 大家可別小看這最後壹條道路，這小小的隨棗走廊，卻關系著西周王朝的南方邊境是否安定。也恰恰是這壹區域，讓商周考古學者又愛又恨。 眾所周知，武王滅商之後，西周王朝為了鎮守遼闊疆域、控制殷商後裔，便將兄弟叔侄以及立有戰功的異姓貴族，派往各地擔任諸侯。西周中葉，周昭王、穆王不斷向淮夷、於越、荊楚等地用兵。為了鞏固對南方的控制，奪取重要戰略資源「 ”銅”，又把壹些姬姓兄弟從山西、陜西移封至漢水以東、以北和江、淮間，組成壹個龐大的姬姓封國集團，史稱「 ”漢陽諸姬”。 按照清代經學家的考證，漢陽諸姬大體有「 ”唐、厲、隨、貳、軫、鄖、黃、弦、申、息、江、道、柏、沈”等15個國家。從分布區域看，大體在漢水北岸的沖積平原和大洪山兩麓的地區，隨國屬於漢陽諸姬之壹，分布區域最大、地望爭議最小，核心區域就在今棗陽到隨州壹線的隨棗走廊之中。然而蹊蹺的是，北宋時，在安州（今湖北安陸縣）出土了6件「 ”曾”器，史稱「 ”安州六器”。銘文顯示，它們與壹個不見於文獻的「 ”曾”國有關。在那之後，直到最近幾十年，在這壹地區及鄰近的河南南陽盆地內，接連獲取許多「 ”曾”國的青銅器，它們沒有壹件寫有「 ”隨”的字樣。「 ”姬姓曾國”在文獻裏是完全找不到影子的。在記載江漢平原小國最詳細的《左傳》裏，也沒有「 ”曾”的身影。 這種出土發現與文獻相矛盾的情況，壹直沒有合理的解釋。壹個是有史可據的「 ”隨為大”，壹個是查無出處、但卻真實存在的「 ”曾”，到底是文獻記錯了，還是說考古人還沒有發現那個神秘的「 ”隨”？ 直到1970年代末，隨著湖北隨縣曾侯乙大墓的發現，壹個自西周末年到戰國時期的確存在過的「 ”姬姓曾國”，自此得到學術界的廣泛的認可。 但是，有曾國，仍然無法解答隨國在哪裏的問題。著名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提出了壹個大膽的假設——隨就是曾，曾就是隨，曾和隨就是壹個國家的兩個名字。這壹說法很快得到了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的認可。因為在文獻中，春秋戰國時期的確有壹個國家有兩個名字的情況，比如，位於南陽盆地的呂國，又叫甫，在山東安國的州國，又叫淳於。 屢屢「 ”被食言”，商周考古學家又愛又恨之地 在曾侯乙墓發掘之後的20多年內，在隨棗走廊，就如同打開了壹個盛滿銅器的庫房大門壹樣，在大洪山南麓的漳河流域的蘇家壟、檀梨樹崗；滾水流域的段營、曹門灣、郭家廟；涢水流域的義地崗、擂鼓墩等地點，***發現了數百件青銅器它們無壹例外都屬於曾國。 令學者不解的是，這些青銅器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末期到戰國時期，獨不見西周晚期以前的銅器。 上世紀90年代末，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徐天進教授，偶然在日本出光美術館，發現了壹件西周時期壹個叫「 ”靜”的人制作的銅方鼎，其中的銘文記載了壹件事： 周昭王南征荊楚時，曾派靜統轄駐紮在曾和鄂的王師部隊。而前述「 ”安州六器”中的中上的銘文，提到了周王南征時，也有記錄「 ”在曾”、「 ”在鄂師次（駐紮、停留）”。由此可知，當時的曾與鄂國相距很近。在文獻的記載中，鄂就在今天的鄂州壹帶，而曾，似乎與鄂相鄰。 這個鄂國在歷史上可是赫赫有名。在金文中，鄂國往往被寫作「 ”噩”，商代晚期，鄂侯與西伯昌（即周文王）、九侯壹起，名列商紂王的「 ”三公”後來九侯的女兒成為商紂王的妃子，但是因為不喜歡紂王的 *** ，被商紂王給殺了，九侯也受牽連，被商紂王剁成了肉醬。鄂侯替九侯出頭爭辯，結果話說僵了，被商紂王給做成了肉幹（脯）。《史記·殷本紀》記載的這壹段歷史裏，稱此事件為「 ”脯鄂侯”。 嗣後，在西周時，鄂國壹直是周王朝在南方的橋頭堡，周王朝向南征伐的時候，往往要借助鄂國的力量。所以，在西周中期前後記載周昭王南征的多件青銅器上，都曾記載有鄂。但鄂國又太過於強大，以至於到了西周晚期，它依仗自己的勢力與周王朝時而交好，時而反叛。 在周厲王時期的「 ”鄂侯馭方鼎”銘文中記載，鄂國和周王朝通婚，在王朝征伐南淮夷、東夷的時候路過鄂國，還給了鄂國很高的賞賜與禮遇。但隨後不久，鄂國就反周了。在另壹個「 ”禹鼎”銘文中記載，鄂後來成為南準夷、東夷反叛周王朝的帶頭人，結果被王師攻滅。 根據中甗和靜方鼎的銘文，有學者對曾國與鄂國的關系做出了這樣的解釋，認為鄂國在南邊，其北部和曾國可能接壤，後來，鄂國被周王朝翦滅，曾國才進入南部鄂國的範圍。所以，在西周晚期以前，兩國壹個在南壹個在北，隨州、棗陽壹帶，應該是兩國的邊界區域。這個說法，依當時的出土材料看，似乎是最合乎邏輯的，所以被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接受。 然而邏輯永遠不能替代真相，各種相互有出入的文獻記載，更不能替代地下的寶藏。沒過三五年，又有新的發現挑戰了這壹認識。 葉家山PK羊子山，曾國崛起 2004年，隨州博物館的考古專家們通過編號為M4的墓葬隨葬的壹批青銅器，確認羊子山墓葬群屬於西周早期到中期鄂國國君級別人物的墓葬。 李學勤先生針對羊子山的發現，就曾經感嘆道： 「 ”（羊子山墓地）證明鄂國的中心就在漢東的隨州壹帶，是我們想不到的”。 所以，他提出了壹個調和的意見： 「 ”由於隨州與其周圍記有曾國名號的青銅器，沒有早於西周晚期的，而且形制、紋飾都近似周王朝器物。我覺得，這可能暗示我們，這裏的曾國（即隨國）是在鄂國已被攻滅之後才建立的，銘文中的‘曾’是沿用了鄂國的舊地名”。 誰料李先生這壹精巧的推論剛剛提出，相距羊子山僅僅15公裏的葉家山墓地就被發現。研究發現，它的時代恰恰屬於西周早期。這樣，先前以「 ”沒有西周早、中期的曾國”為基礎而推論出的種種假設又需要再次調整。 正因為長期以來，隨棗走廊地區的考古發現不斷改變著學術界對隨、曾、鄂國問題的認識，有關曾國的來源和始封問題始終未成定論。大多數學者認為，曾國是在西周晚期周滅鄂之後立國的，但葉家山墓地所見銅器銘文表明，在西周早期，曾國不僅已存在，而且已稱侯，已經發掘完的第65號墓是所見大墓之壹，與之伴出的還有銅鉞和銅面具等反映高等級身份的重器，極有可能就是西周早期的曾侯諫墓，說明曾國早在西周早期就已在漢東地區存在並已相當發達了。這壹發現推翻了此前的所有認識。 新發現的銅器銘文，對於昭王南伐楚荊的諸多史跡的分析，都具有重要的輔證作用。對於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昭王伐楚事件，比如對於「 ”在曾”、「 ”在曾鄂師”等系列銘文，葉家山大墓的銅器銘文都可以重新詮釋。 在四年前，隨州羊子山鄂侯銅器群發現後，關於古鄂國的問題已漸趨明朗，此番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器群的再次面世，說明西周早期，曾、鄂應是同時並存於今隨州地區的兩個古國。從這次葉家山的發掘看，西周早期曾國並不大，似應僅局限於隨州的漂水流域，而且與鄂相鄰。到了西周晚期，鄂被周消滅，曾國才得以擴張，迅速地擴展至漢北及南陽盆地壹帶，替代鄂國成為名符其實的「 ”漢東第壹大國”。 而隨與曾的重合，似乎也成為必然推論。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發現，出土物上所見的「 ”曾”字，有兩種。大體上商代與西周早期的「 ”曾”字「 ”下面不帶‘曰’”，東周時期的「 ”曾”字「 ”下面帶‘曰’字”。這反映了曾國歷史演進中的重大變化（有學者猜測，這變化也許是聯姻，也許是戰爭）。其原因，也許跟隨的介入有關，而變化的時間，大體在西周中晚期。 就這樣，早期曾國的發現，又壹次改變了學術界對於西周早期漢東地區的政治版圖認識。至於曾、隨是否是壹家，還是隨滅曾之後改稱為曾，曾、隨的關系究竟如何，限於資料，目前尚未可知。 隨棗走廊的發掘還在進行，曾國的故事仍將繼續，眾多未解或者爭論極大的學術問題，仍將在隨棗走廊的魔盒中不斷露出端倪，正如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昌平所言，由葉家山墓地考古發現所衍射出的西周時期南方地區的政治形勢可能仍然不及實際發生的那樣復雜多變，但我們對於西周時期南方國家政治地理的理解，已經遠遠超出歷史文獻所能夠為我們展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