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列舉了春秋戰國時期私學文化中民本思想的表現，分析了這壹時期私學文化發展的根源。

春秋時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見於《左傳》、《論語》、《墨子》等典籍。《左傳》敘述歷史，詳細收集各種新思想，客觀全面地反映了時代思潮的概貌。《左傳》最早註意到人民利益和人民疾苦的問題。它記載了發展經濟、關心民力等諸多美德，強調“民生為王，以利為本。”(文公十三年)“愛民如子，同心協力。”(《召公三十年》)。《左傳》還把人和“禮”聯系起來，這是壹個非常明顯的進步。例如，在與晏子的壹次談話中，齊景公意識到尊重人是“高於儀式的”(《召公二十六年》)。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左傳》不僅繼續強調人與“天”的關系，而且揭示了人與“神”的關系，在理論上更為尖銳和明顯的突破。比如“人民是上帝的主。”(《Xi·公十九年》)夫與民，神之主，也是聖君先成了公民之後才獻身於神的。”(桓公六年)“聽說國家要富強，聽民；將死，聽天由命。”莊公三十二年，春秋時期社會劇烈動蕩。這些開明的言論，與“弒君三十六年，亡國五十二年”的驚心動魄的史實有關，濃縮了大量政治失當的教訓，充滿了哲人的沈思。孔子繼承了《左傳》中所描述的民本思想，反思國家的暴力作用，提出“仁者愛人”的原則，主張重教輕刑，強調“使民如大祭”。他的《聖王官》為民實際上是對殷周、春秋以來的治國理念和經驗的總結和升華，如重民、得民、護民、有民、愛民、成民、養民、利民、富民、便民(這些參考文獻都有相關史料)。墨子中也有激烈的民本思想。但相對而言，孔子的中庸民本思想符合宗法社會的現實及其不斷發展的邏輯，因而具有廣泛而持久的影響，成為此後孟子、荀民本思想的直接理論來源。

戰國時期，民本思潮進入高峰階段。無論是此時主持嚴之名明確概括的法家“民本”提法，還是此時“農治”的政治幻想(君主自立，搞業余政治)，還是老莊基於體恤他人而形成的弱化政府權力的深刻思考，都說明民本思潮已經從多個角度展開，全方位推進。而直接將民本思潮推向高峰的，正是孟洵這兩位儒家陣營中以道德為本位、以教育為己任的教頭，尤其要感謝孟子。孟子號召人民“天翻地覆”、“水深火熱”，強調從“不斷生產”即產權制度上建立社會和諧。孟子在政治天平上權衡君民，得出“民為重，國為次，君為輕”的結論，奏響了民本思潮的最強音。孟子還闡述了"憂民"、"樂民"的思想，使民本真正成為壹種文化信仰和精神境界，並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荀子此後也發出了許多令人震驚的警告。例如，“庶人負責，然後這位先生負責。傳曰:‘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也叫。故欲安之，必以誠愛民。”(《荀子·知望》)“天道生人，不為君；天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綱》)這也起到了兩千年來的警鐘作用。

私塾的興起有很多歷史原因。第壹，士階層的變化，以及當時對教育的新需求，改變了“學官守”、“學在官府”的教育格局。特別是在西周至春秋時期的社會轉型中，原有的壹些貴族階層逐漸衰落，士階層日益壯大。沒落貴族擁有“六藝”等文化知識，成為找工作、謀生的技能。他們在文學上可以為統治者和貴族提供必要的服務，可以擔任官員。同時，由於當時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為私塾的發展開辟了相應的市場。其次，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培養學者是常事。大量自由人渴望加入士階層，學習文化，成為他們改變身份、實現理想的重要途徑。“沒落的貴族官學已經不可能培養學者，其傳統的六藝教育也不能滿足新時期培養學者的要求。能適應這個社會新需求的，是新的教育組織——私塾。創辦私塾，在私塾講學，專門培養學者的大師相繼出現。'學於思易'說明葉私學在春秋末期[1]就已經四通八達地存在了。

春秋時期私塾的興起，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代的到來奠定了教育基礎。“私塾之所以在春秋時期興盛，是因為它們的出現滿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出於政治鬥爭對人才的需求，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首先是適應當時政治變化的需要。割據勢力的統治集團迫切需要壹批具有新思維、新文化的文人為其集團利益服務。官學已經無法擔負起這個歷史責任，所以應用私學。各種學校的出現不僅豐富了當時的思想文化內涵，拓寬了教育渠道，創新了教育方法和手段，而且培養了維護統治集團或貴族階級利益所需要的人才。同時為士紳向統治者宣傳自己的主張，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搭建了橋梁，提供了舞臺。他們也逐漸擴大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私塾的蓬勃發展打破了“學在官”的教育傳統，文化開始通過廣泛的私塾傳播到民間。私塾逐漸形成了辦學自由、學術自由的新風尚，形成了以鄭的鄧、陸的邵正茂、為代表的私塾教育家和學術學派。私立學校的規模和影響力也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