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階段為“前批判”時期，從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上分析批判王安石新變法的弊害。
熙寧二年（1069）春季，蘇軾從四川老家免喪回到京城，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他連續三次上書神宗全面批評王安石新法。
他先在《議學校貢舉狀》中指出王安石的《貢舉法》：“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樸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壹不知其二者也。”蘇軾建議皇上詔令有關部門“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神宗讀後贊嘆不已，立即傳旨，召見蘇軾，征詢意見。蘇軾坦率指陳：“臣以為，以陛下生而知之的秉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這明顯是針對皇上起用王安石等壹大批變法派骨幹、不顧百姓利益推進新法所作的批評。
從王安石的《貢舉法》內容來看，不能說不是教育制度上選拔人才的壹項改革。但是從他後來重用呂惠卿、章惇等壹大批政治投機分子的結果來看，他的《貢舉法》確實是為了招攬變法人才，從而為他的變法失敗埋下了隱患。
接著，蘇軾不顧“瀆犯天威”之罪和王安石的打壓，又連續兩次《上神宗皇帝書》，全面抨擊王安石新法的弊害。
蘇軾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實際上是奪取原來的戶部、度支、鹽鐵三司的權，另外任用壹批新人來推行變法。用現代語言的說法，就好像“文革”期間用“文革小組”取代國務院、中央書記處壹樣。蘇軾壹針見血地指出：“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余輩，求利之器也……故臣以為消讒嬺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蘇軾大膽指出王安石新法就是“與民爭利”，必須撤銷其變法機構。撤銷變法機構，就是從根本上取消王安石變法。
蘇軾認為《青苗法》就是政府放貸賺取高額利息。地方官吏為多放青苗錢以邀功，強迫借貸交息，百姓苦不堪言，必須立即取消《青苗法》。
蘇軾認為《農田水利條約》只規定“功成則有賞，敗事則無誅”，會讓那些投機取巧的“浮浪奸人”
肆無忌憚地從中牟取國庫和人民的財富。
蘇軾認為《雇役法》的弊端在於：原來不負擔差役的女戶、未成丁戶都要按定額的半數交納役錢（即所謂“助役錢）會加重壹般老百姓的負擔，會使那些貪官汙吏，“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
蘇軾認為《均輸法》“虧兩稅而取均輸之利”的做法，不僅不能增加朝廷收入，相反為推行《均輸法》而“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會增加國庫的開支，加重百姓的負擔。
其他，諸如方田均稅法、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蘇軾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且不說王安石“新法”中是否含有合理的成分，且不說蘇軾對新發的批評是否完全正確，但就其批評的內容和立足點、出發點來看，都是為了體恤民生，減輕人民的負擔，解除百姓的疾苦。
這時的蘇軾僅僅是壹個官小位卑的文職官員，他明明知道神宗把“變法”當成“富國”的頭等大事，而王安石又是權傾朝野的重臣，這些奏狀不僅僅是對王安石的抨擊，也是對神宗的批評。“瀆犯天威”是要殺頭的。若無大智大勇和舍生忘死的心理準備，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蘇軾被排擠出京城以後，並沒有停止抵制王安石變法，他用自己親眼看到的事實向朝廷反映變法後的真實情況，申述自己的觀點。
熙寧四年（1071）十壹月，蘇軾外放到杭州任通判時，親眼看到王安石變法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再次《上神宗皇帝書》，他說：“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厘。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人主失人心則亡。”蘇軾認為，民心的得失是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得人心者為“王”，失人心者為“獨夫”。蘇軾把皇帝比作“累卵”
、“木” 、“燈”和“魚”，而把人民比作“太山” 、“根”、“膏”和“水”，如果處理不好，“累卵”就會坍塌，“木”就會枯死，燈就會熄滅，魚就會幹死。這實際上是針對王安石“斂財傷民”的變法宗旨和遭到民怨的結果而進行的再批判。
熙寧七年（1074），蘇軾移知密州，親眼看到百姓不堪重賦，走投無路，淪為盜賊。他又上書《論河北京東盜賊狀》：“民不堪命……冒死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於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於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他建議皇上“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茍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這實際上也是對王安石變法的後果所進行的揭露，希望朝廷停止變法，給人民壹條生路。
蘇軾還堅決反對變法派三司使章惇提出在“河北京東”實行“榷鹽”的主張。他在《上文侍中論榷鹽書》提出：在河北、京東千萬不能實行“榷鹽”，必須讓祖祖輩輩靠煮鹽為生的“小民仰以為生”。他指出，如果實施“榷鹽”，只能“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這是對王安石變法中的國家壟斷政策提出的批判。
元祐元年（1086），蘇軾在中書舍人任上，又寫了《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他在奏狀說：“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谷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因此，他建議朝廷“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這就是說，廢除《青苗法》後，農民所欠官府的錢糧，允許分期分批歸還，四等以下的貧困戶應該全免。蘇軾的這份奏狀，為朝廷是年八月宣布廢除《青苗法》畫上壹個句號。
第二階段為“後批判”時期，從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直至蘇軾逝世之前，蘇軾用變法以來“傷民”的鐵證對變法進行清算和再批判。
哲宗元祐初年（1086）宣布廢除新法。但是，蘇軾並沒有停止對王安石變法造成的嚴重後果所進行的清算與批判。
元祐四年（1089）三月，蘇軾出知杭州。他經過調查發現，王安石變法的“後遺癥”十分嚴重：壹是“市易欠”，杭州尚有112戶沒能收回他們在神宗朝時抵押的屋業田產。二是“鹽欠”，神宗朝時所欠的官鹽錢，杭州尚有422戶無力償還。三是“酒欠”，神宗朝的酒務官吏，誘騙百姓“以產當酒”，杭州尚有404戶欠官家酒錢13400貫。四是“絹欠”，神宗朝官吏將“不看上供”（殘次品）的絹，通過“賒貨”和“假借官勢”等手段，致使杭州百姓尚有282戶“貧民下戶”余欠8200余貫錢。這四種“積欠”壓得百姓喘不過氣來。為此他給朝廷寫了《論積欠六事並乞檢會應招所論四事壹處行下狀》的奏狀。
另外，他還在給朝廷的十多份奏狀中，列舉“熙寧中”（即王安石推行新法期間）餓死上百萬人的事實批判王安石變法造成的嚴重後果。（本文第二部分已經作了論述，不再贅述。）
元祐七年（1092）五月十六日，蘇軾知揚州，再次上書朝廷《論積欠六事並乞檢會應招所論四事壹處行下狀》，揭露了地方酷吏勒索、敲詐百姓的兇殘嘴臉和暴虐行為。壹個月後，蘇軾又寫《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上奏朝廷。
蘇軾在杭州、揚州給朝廷寫的有關除免“積欠”的壹系列奏狀，除了為民請命外，也是對王安石變法造成的嚴重後果所進行的清算與批判。
直至蘇軾被貶嶺南，仍然“九死嶺南吾不悔”，堅持“以民為本”的政治主張。他在海南寫下《論商鞅》壹文，借批評商鞅用過度、失度、無度的反人道、反人性的“流血刻骨”的強硬而殘酷的辦法來推行變法，並聯系宋朝的社會現實，明褒司馬光，暗貶王安石“陰奪民利”導致“破國亡宗”的嚴重後果。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蘇軾堅持“以民為本”的壹貫性、堅定性、原則性、求實性，蘇軾是壹位真正的、徹底的“民本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