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雞之變發生在這年夏天，操縱著魯國大權的季平子與另外壹個魯國貴族郈昭伯兩家，因鬥雞賭博時雙方作弊又都發現對方的作弊而引起糾紛。對於季平子的操縱魯國大權，魯昭公早已不滿，便趁著這個機會，與郈昭伯壹起，聯絡起另壹貴族臧昭伯，在同年秋天出兵圍困了季平子。力量的對比，關鍵要看魯國的另外兩家世卿叔孫氏與孟孫氏的態度。叔孫氏的家臣很聰明，對叔孫氏說：“如果滅了季氏，唇亡齒寒，我們叔孫氏也就危險了。”於是叔孫氏非但沒有支持國君，反而派兵救援季平子。正在觀望的孟孫氏見有機可乘，立即將前來聯絡的郈昭伯殺死，也起兵響應。魯昭公大敗，並被迫逃亡齊國。
就是在魯國內亂不已的時候，三十五歲的孔子也去了齊國。孔子的適齊，當然是迫於魯國的內亂，但是深層的原因還是孔子想借助大國齊有所作為，以期真正實現自己的忠君尊王、實行仁政、天下安定的政治理想。而且在他適齊之前，就曾在魯國與齊景公有過交往，並留下了較好的記憶。那是在五年前，正當而立之年的孔子，就對齊景公報著為天下示範的幻想。當時是齊景公與晏嬰壹起來魯，齊景公曾經請教孔子：“秦穆公的秦國國家小而又處於偏僻的地方，然而他卻能夠稱霸，這是什麽原因呢?”當時，孔子毫不遲疑就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秦國雖小，誌向卻很大;所處地方雖然偏僻，但施政卻很公正恰當。秦穆公親自提拔用五張黑羊皮贖來的百裏奚，授給他大夫的官爵，把他從拘禁中解放出來立即就與他壹連談了三天的話，隨後就把執政大權交給了他。用這種精神來治理國家，就是統治整個天下也是可以的，他這個霸主還是小的呢(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記·孔子世家》)。”
齊國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的軍事統帥姜尚的封地，地廣土肥，農業發達，又有漁鹽之利，曾是春秋初年的霸主之壹，常與魯國發生糾紛，這次接受魯昭公的避難並能夠禮遇孔子，當然也是與魯國當權者鬥爭的需要。
這次孔子在齊國居住了將近兩年，與齊景公有過多次交往，並與齊景公有過兩次著名的談話。對此，《史記》與《論語》都有詳細的記述。壹次是向問政的齊景公講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話，壹次是向齊景公提出了“政在節財”的建議。
對於孔子，齊景公確實是動心了，曾經準備以尼溪田作為孔子的封地，並要給以稍低於上卿的待遇。但是孔子的到來與齊景公準備重用孔子，遭到了以晏嬰為首的齊大夫的反對，甚至到了有人要害孔子的地步。失於政並已暮氣沈沈的齊景公也便在反對聲中改變了對於孔子的態度，是安慰又是敷衍地對孔子說“我老了，不能用妳了”。
作為齊國宰相，晏嬰是春秋時期的壹個重要人物，也是歷史上壹個相當知名的人物。雖然有許多與孔子沖突的觀點與做法，但卻也不失為壹個血肉豐滿、有著相當人格魅力的大國之相。要體會他反對孔子政見的初衷，我們不得不先好好了解壹下晏嬰是個怎樣的人。
說來有趣，我對於晏子的興致，倒是從晏子車夫的妻子開始的。本來是壹對恩愛夫妻，就因為妻子從門縫裏偷看過壹次丈夫駕車，就和丈夫鬧開了離婚。聽聽她數落丈夫的話，兩千多年了還擲地有聲——人家晏子身高不足六尺(不到壹米六)，當上了咱齊國的宰相，名顯天下，卻誌向深遠，有禮於百姓;妳呢?白長了個八尺的大個子，給人駕駕車就趾高氣揚得不知道姓啥了，我沒法跟妳這樣的人過!當然，這兩口子不僅沒分手，“駕駛員”還聽了媳婦的教誨，有了巨大的進步，被晏子推薦為齊國的大夫。從媳婦、車夫到晏子，這可謂是壹幕充滿著人情味的喜劇。然而，在我們古老而悠久的中國，有人味的人是很難進入官場的，壹旦進入官場，要保持人味更是難於上青天。中國的官場，充溢著的是血腥味、市儈味、腐臭味，就是沒有人味。滿肚子的男盜女娼，卻偏要滿嘴的仁義道德，這是中國的官僚最為擅長的。齊國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東方大國，晏子歷事三君五十余年(主要是做齊景公的宰相，長達四十多年)，做著齊國的相國，可他卻能終其壹生都保有著真實純樸的人味，實在罕見。
如他雖然身居要職，卻不唱高調，不標榜“主義”，不自詡“公仆”。出使魯國，魯昭公問他：像先生這樣有名望有德行的人，為何去侍奉邪辟的國君呢?晏子雖然挺為難，還是直言首先為了養家糊口，說自己本來就是個愚笨的人，家族的人又不如他，光是父親、母親、妻子三條線上等待他的“工資”幫助的就有五百多口，自己怎麽敢選擇侍奉的君主呢?
晏子雖然當著齊國最大的官，也領著齊國官員中最高的工資(年薪百萬)，可他照樣簡樸地生活。穿黑布衣，披粗糙的裘，住著靠近集市又狹窄潮濕的住宅，吃粗糧苔菜，坐竹木制成的車子，而且車還是用劣馬駕著(連普通型桑塔納也夠不上)。齊景公畢竟還是個愛惜人才的國君，實在看不下去了，非要給晏子換車換房子不行。晏子就是不同意。景公給晏子商量，說為了早晚見面方便，想在宮內給他蓋上壹棟房子。晏子還是堅辭不受。下級怎能拗過上級?景公趁著晏子出使晉國的時候，將晏子舊宅院周圍的百姓搬遷後，拆了晏子的舊宅重新給他建了壹處又寬敞又漂亮的豪華住宅。
誰知晏子比國君還拗，回來拜謝後不僅把新宅拆了恢復了原貌，還用拆下的材料為周圍百姓的住宅恢復了原貌，並將這些老鄰居壹壹請了回來。不領國君的情，還振振有詞地做國君的工作：“諺曰‘非宅是蔔，維鄰是蔔，’二三子先蔔鄰矣，違蔔不祥。”(不要選擇住宅，惟有選擇鄰居，違背了這種選擇就不吉祥)
換房不行，就換車吧，於是景公就將壹輛豪華型的大車連同四匹駿馬送到了晏子的家裏(相當於現在的奔馳)。誰知送壹回晏子就退壹回，壹連退了三回。這下景公可就惱了，說：“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我想當時壹定鬧得不可開交，景公十分的沒面子，晏子十分的為難。最後還是晏子急了，壹句話又把國君堵了回去：妳讓我管理百官，我怎能不為全國的百官、百姓做個好樣子?廉潔的晏子有句名言：“足欲，故亡。”是說當官的貪婪得讓欲望沒有止境，是壹條令其滅亡的道路。
開始我對晏子是存著疑問的，覺得他是不是有點沽名釣譽?當看到他告老回鄉時真誠地退還做官時的食邑時，我開始信他了。等到見到他壹直資助著數百個窮讀書人的史實時，對於他的好我就有點堅信不疑，而且更生出了許多的熱愛來。
還有對於女性的態度。這最是衡量壹個官員品格高下、有沒有人味的試金石。把女人不當人，這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傳統，也是專制統治的標誌之壹，晏子所處的時代也不能例外。為了讓魯國國君沈湎逸樂，齊國國君可以像贈送牲口物品壹樣給魯國國君贈送八十名歌女舞女;為了打通關節，越國文種則以二十對白璧、壹千兩金子和八個美女向吳國的權臣伯喜行賄;就連以愛才聞名列國、收養了數千名門客的賢人平原君，為了讓門客們高興，也可以隨意的拔劍殺死所喜愛的女人……
晏子呢?他怎樣對待女性?咱們看看這兩則故事——壹天，臨淄東門外壹個年輕的鄉下女子私奔於晏子家，要自願委身於晏子。晏子體會到了這個女子壹定是遇到了困難，就讓家人幫了她，打發她安然回家，卻不見她。幫過了這個鄉間女子，又自責著：“我受托於國家管理百姓，卻有女子要私奔於我，這壹定是我表現出了好色沒有廉恥的行為了。”另壹則故事是說壹次國君景公到晏子家做客，對晏子說：“嗨!瞧妳老婆又老又醜，把我心愛的女兒嫁給妳吧，她可是年輕又漂亮。”按照壹般的“常理”，當上皇親，娶上嬌妻，又是國君的“恩賜”，道義上也說得過去，好象不是件壞事。晏子卻有自己的做法。這時晏子離開了坐席，“再拜而辭”：“妻子將終身托付給我而我又接受了她的托付，君王縱然有賜命，我也不能背棄了自己的承諾。況且我的妻子也曾經有過年輕貌美的時候，人本來在年輕時就寄寓著衰老、美貌時就寄寓著醜陋的啊!”
不管當官當得多大多久，就是不學壞、不腐敗，不專橫跋扈，始終隨和謙虛，禮待下人，保持著壹個普通人的樸實潔凈的本色，又富有幽默感，這就是晏子了。
據我所知，中國有史以來，第壹個明確提出“以民為本”的，還是晏子(見《晏子春秋》卷四“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為本”)。出身平民的晏子對此還有著斬釘截鐵的說明：“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於害民也”。這個晏子真是非同小可，是他從此為今後的制度與官員，定下了壹個難以回避的原則——品德最崇高的是愛護百姓，行為最偉大的是讓百姓快樂;品德最低下的是刻薄百姓，行為最卑劣的是殘害百姓。
有壹回齊景公遊麥丘遇到壹位八十五歲的封人，封人祝他和他的子孫長壽，景公高興，封人又祝他不要得罪百姓，景公立時就惱了，聲色俱厲地質問：“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這個景公說的倒是實際情況，翻開中國的歷史，全是只準統治者得罪百姓，絕對不允許百姓稍稍得罪於統治者。在場的晏子幾乎是立即就表示了反對，說：“君王說錯了!國君就不會得罪百姓嗎?得罪了百姓就沒法子懲辦他嗎?夏桀商紂不就是因為得罪了百姓而讓百姓誅滅的嗎?”
縱觀中國歷史，凡是沒有人味的官僚，都有壹個通病，那就是只知道千方百計將上司侍侯得舒舒服服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冷暖，本應裝著情意的心便讓蛇蠍蛆蟲盤踞了。而壹個獨裁專制的制度，只能是瘋長沒有人味的官僚的溫床。這樣，兩千多年間，中國的百姓怎能不災難沈重、水深火熱呢?誰沒有親歷過好好的人性而讓或大或小的官職(有時小如芝麻粒)、變異得醜陋不堪的現實呢?
當了壹輩子大官的晏子，竟能反其道而行之，在心裏張起根“以民為本”的弦，真可謂鳳毛麟角。而二百年後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也就找著源頭了。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這樣的壹個人反對孔子，我們是要好好考慮壹下他的意見了，我們甚至也可以從他的反對意見中見到儒家學說的不足之處。他是這樣勸阻齊景公不要重用孔子的：“儒者這種人，能說會道，是不能用法來約束他們的;他們高傲任性自以為是，不能任為下臣使用;他們重視喪事，竭盡哀情，為了葬禮隆重而不惜傾家蕩產，不能讓這種做法形成風氣;他們四處遊說乞求官祿，不能用他們來治理國家。自從那些聖賢下世以後，周王室也隨之衰微下去，禮崩樂壞已經有好長時間了。現在孔子講究儀容服飾，詳定繁瑣的上朝下朝禮節，刻意於快步行走的規矩，這些繁文縟節，就是幾代人也學習不完，畢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這套東西來改變齊國的風俗，恐怕這不是引導老百姓的好辦法。”(《史記·孔子世家》)晏子的意見，也許代表了春秋戰國時期不少貴族的意見。從孔子在齊二年而終於不被所用這件事，也就可以見到他的未來所會遭到的處境了。
還有更為深層的原因，決定了孔子的在齊只能是無為而歸。這便是在春秋時期，齊國與魯國，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理想、不同追求因而也有著不同境況的諸侯國。魯國是周公的封地，延續著周的禮樂制度與文獻，其治國方略，也就讓禮樂占了大的比重。而齊國則是姜尚的封地，從姜尚起便提倡發展工商經濟，獎勵軍功，把富國強兵作為治國方略。“春秋無義戰”，孟子真是壹語中的。無義戰的天下，當然崇尚爾虞我詐，要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如此，言必稱周禮、處處教導諸侯國君實施仁政的孔子，在齊國的碰壁也就成為必然。
不過孔子畢竟有著另壹樣的境界。他說，人不理解我但我也不怨恨，這才是君子啊。就是對反對自己的晏子，他依然十分公正：“晏平仲(即晏子，名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論語·公冶長》)。誇晏子善於和別人交朋友，相交越久，別人越發尊敬他。
已是三十七歲的孔子從齊國的離開是相當狼狽的。“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孟子·萬章下》)——孔子的離開齊國，是提起正淘著的米邊濾幹邊急行。（李木生）
作者簡介：
李木生，著名作家，散文家，詩人，高級編輯。1952年生於山東濟寧農村，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曾出版詩集《翠谷》、傳記《布衣孔子》、散文集《喬木森森》等。散文集《午夜的陽光》獲山東省首屆泰山文藝獎，散文《微山湖上靜悄悄》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獎，散文《唐朝，那朵自由之花》獲中國散文協會冰心散文獎，作品入選全國各種選刊、選本、大中小學讀本及初、高中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