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工業革命起源的另壹個重要解釋是市場整合假說。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全球貿易體系在歐洲逐漸建立。新舊大陸之間的經濟聯系也逐漸加強。不僅美洲農作物在舊世界傳播，17-18世紀形成的“三角貿易”也繼續在美洲、歐洲和非洲傳播。巨大的貿易聯系著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因此，歐洲相對完整統壹的市場成為工業革命的另壹個重要前提。然而，這壹假設也受到了挑戰。最近，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薛華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中國南方10個省份1742-1795的米價數據，121個地方政府市場，以及17-18個世紀歐洲主要城市的糧食價格數據，計算出不同地區的糧食價格。中國市場的壹體化程度明顯比歐洲好很多，而且隨著市場距離的增加，中國不同地區的價格相關系數也比歐洲慢很多。此外，通過計算不同地區的糧食價格標準差，發現18世紀中國南方各省之間的糧食價格標準差遠低於同期歐洲15主要城市的糧食價格標準差。這說明中國的市場壹體化程度和歐洲不相上下，似乎中國更壹體化。這壹發現進壹步說明，市場發展的差異並不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首要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大航海時代創建的全球商業網絡對歐洲工業革命後產品的銷售和市場拓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市場發達程度，技術創新和供給也是解釋英國為什麽會發生工業革命的重要假設。在中國，技術創新問題被稱為另壹個標題，即“李約瑟之謎”。“李約瑟之謎”主要是指中國的科技成就在歷史上令人驚嘆，領先世界。比如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發明”，對西方世界影響很大，連弗朗西斯·培根都稱之為西方世界從黑暗時代到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發明。但是，為什麽中國在14世紀科技領先世界，卻在近代尤其是17世紀被西方超越？對此，林毅夫教授認為，前現代社會的大多數技術發明都是基於工匠的個人經驗，而科學發現只是少數天才在觀察自然界時做出的特例。在現代社會，技術發明主要是由受過專業訓練的科學家根據科學知識通過實驗完成的。
所以在前現代社會，技術是隨著人口規模而遞增的函數，即壹個社會的人口越多，可能就有越多有經驗的工匠，這樣的工匠越多，可能就有越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中國古代社會正是這種依靠人口規模取得科技領先地位的典型。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國的科學技術仍然依靠經驗，而在科舉制度下，天賦較高的人往往投身科舉，進入仕途，無法從事科學技術研究。17世紀的西方社會，科學革命已經開始，科技的發展依賴於科學實驗。因此，技術創新模式的差異導致了近代中國社會技術創新供給落後於西方社會，這種差異也導致了中國工業革命的失敗。
此外，另壹個很能說明問題的解釋是制度創新假說。英國在完成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進行了商業革命和貿易革命。因此，阿西莫格魯等許多經濟學家認為，英國的發展不僅僅是因為商業和貿易的發展，還與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壹系列制度變遷有關。早期海外貿易的代表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受國家利益和皇權驅動，而英國和荷蘭的貿易探索主要受公司驅動。因此，從貿易中走出來的商人很早就參與了國會的政治活動和政策制定。政治和商業的結合導致了商人的力量，他們有能力幹預和改變壹系列的經濟和金融體系。特別是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後，光榮革命促進了英國現代國家體系的形成。國王增稅必須得到國會批準，國王的稅權也受到很大限制。此外，私人合法產權也得到了有效界定。
隨著英國國家能力的增強，公共金融體系促進了英國公共債務市場的發展，由政府特許的英格蘭銀行也在此時成立，倫敦的金融市場地位得到提升，甚至成為比荷蘭阿姆斯特丹更大的金融中心。這壹切導致了17世紀的英國財政金融革命。回頭看中國，17-18世紀的中國還在中央集權、僵化的政治體制下發展。它雖然有通過科舉考試形成的比較龐大的文官體系，但皇權依然至高無上，推行“天下非王之地，地非王之臣”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