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這家銀行取名為“紐甘-漢德”的兩位創始人能聯合創業，的確有些出人意料。弗蘭克·紐甘是澳大利亞壹位不稱職的三流律師。邁克爾·約翰·漢德以前在美國“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服役，曾以中央情報局簽約特工的身份被派往老撾，為老撾北部的紅族（Hmong）遊擊隊擔任顧問。漢德在金邊之外活動時，與美國中央情報局駐當地的站點主任西奧多·沙克利及其副手托馬斯·克萊因斯成了朋友。後來，艾爾弗雷德·麥科伊教授在其1972年出版的影響深遠的大作《海洛因政治學：中央情報局是毒品交易的同謀》（ThePoliticsofHeroin：CIAComplicityintheDrugTrade）中揭露：中央情報局動用-美國航空公司（保羅·赫利韋爾創建）將紅族的鴉片運往各地市場。這種所謂的秘密活動，只不過是此前法國政府的秘密情報機構法國外國情報與反諜報署（SDECE）的所作所為的延續罷了。法國在奠邊府戰役中被打敗之前，法國壹直控制著印度支那的毒品貿易。這個事實非但沒有指出這些活動存在的正當原因，相反，可以肯定的是，秘密控制毒品分銷的做法，完全是這些國家進行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工具。因此，漢德給他的創業夥伴紐甘沒有帶來任何銀行從業經驗，他帶來的是情報和非法活動的聯絡人。
1973年，通過公然的銀行欺詐，紐甘-漢德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實繳股本僅5美元，公司銀行賬戶上僅有80美元的資金，然而，令人震驚的是，紐甘為自己的公司開出了壹張98000美元的支票，認購自己公司的
490000股股票。接著，紐甘又利用銀行在結算支票時時間上的滯後性，以公司名義給自己開出了同等金額大小的支票。這項交易的結果會在公司賬目中顯示，進而可以“證明”該公司的股東實繳股本接近100萬美元。要利用銀行進壹步實施欺詐活動，他們需要擁有高檔的辦公室，於是，他們在悉尼商務區的中心地帶-麥加裏大街55號買下了高檔辦公室。接下來，他們聘請資本市場的知名經理人，讓他們在業余時間為其效勞，整理賬務。從表面上看，他們的業務量很大。所以，這就給了人們壹個錯覺：這個銀行的業務十分繁忙。在涉值高達240萬美元的交易中，這家銀行的虧損超過18000美元。不論怎麽說，合法地賺錢似乎是壹項難以完成的艱巨任務。到1976年，該銀行聲稱擁有2200萬美元的資產，而且還稱他們是紐甘-漢德集團的分部，而這個集團每年在全球的營業收入達10億美元。所有這些都不是真的。資金的確在不斷流經紐甘-漢德銀行，而且數額龐大，但這些資金都是非法資金。
就在紐甘集中精力協助澳大利亞犯罪集團進行銀行業務欺詐活動及洗錢業務時，漢德再次進入美國中央情報局，從事秘密活動。他在南非比勒陀利亞設立了壹個辦事處，負責為安哥拉的反***遊擊隊“私下”運輸軍火。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安哥拉的秘密活動告壹段落之後，漢德前往中國香港，負責運營剛成立的紐甘-漢德銀行，這家銀行的註冊地在英屬開曼群島這個避稅天堂。這家從事非法業務的銀行吸引“陰謀論者”眼球的是其董事會成員的構成名單。漢德竟然能成功地將厄爾·蓋茨海軍上將招至麾下，讓其擔任紐甘-漢德銀行的董事會主席，要知道，此人退休前可是美國太平洋戰區的首席戰略家。還有勒魯瓦·馬諾爾上將曾在五角大樓擔任反叛亂專家；埃德溫·布萊克上將曾擔任美國戰略情報局官員和駐泰美軍總司令；戴爾·霍姆格倫曾任中央情報局旗下的民航空運的董事長。而最令人稱奇的，莫過於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威廉·科爾比，他也坐在該公司董事會的會議室，職位是法律顧問。卡斯托銀行倒閉後，漢德發現了機會：美國中央情報局缺乏提供非法融資的銀行家，於是，他欣然扮演了這個角色。他的銀行在開曼群島獲準營業，這是非常幸運的。
有了威廉·科爾比為漢德擬定法務合同，漢德便用銀行的資金購買了美國以前在土耳其設立的海軍基地及加勒比海的凱科斯群島，將他們作為在哥倫比亞和美國之間走私海洛因的通道站點。根據那時正對該銀行秘密交易進行調查的澳大利亞銀行調查官的說法，他們之所以買進這些地方，其目的可能也在於此。沒過多久，他們發現，從1976年到1980年，紐甘-漢德銀行在業已證實的毒品交易中的洗錢規模達4300萬美元。
1980年1月27日，在悉尼城外的壹條路邊，紐甘被發現死於車中，而車門緊鎖。很顯然，他是用來復槍對準腦袋自殺的。警察在他的錢包裏發現了壹張名片，這張名片是威廉·科爾比的。不到6個月，紐甘-漢德銀行垮了。而邁克爾·約翰·漢德則被安排成功地逃離澳大利亞，安排者不是別人，正是曾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任職的官員托馬斯·克萊因斯。漢德能順利出逃，正好印證了“陰謀論者”的說法。此後，漢德安全地躲在澳大利亞警方和銀行調查員不易發現的地方，再也沒有露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