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統壹六國後，廢除分封制改行郡縣制，由世襲貴族進行統治的模式面臨瓦解。郡縣的首長均由皇帝任命，靠推薦或自薦已經難以滿足國家對人才的需求。這時候迫切需要建立壹種正常的制度來選拔官吏。但秦朝命短，未及徹底改革貴族世襲制就發生了農民起義。應該註意，陳勝吳廣起義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針對的正是貴族世襲制這壹不平等制度。這是要求平等的政治口號，不同於明代李自成起義提出的要求生存的“均田免糧”的經濟口號。秦朝速亡，非全因暴政。未能給平民精英壹個出人頭地的合法途徑，也是重要原因。陳勝曾做雇工為人耕田，但他不是壹個安於現狀、甘於平庸的人。他自比鴻鵠，懷有強烈的求富貴之心，也可以說是野心。然而作為平民中的貧者，他又怎麽達到富貴呢？在當時，除了革命，似乎沒有其他可行的辦法。因為等著當政者發現自己、起用自己，實在太不確定了。懷有象陳勝這樣的野心的在大有人在。劉邦、項羽見到秦始皇出巡的儀仗，羨慕得壹個說“大丈夫當如此”，壹個當場說要“取而代之”。秦始皇沒有給大家以分享榮耀的機會，加上暴政失去民心，終於被野心家“取而代之”了。
劉邦建立漢朝後，十分重視人才的選拔。這時實行的是察舉制度。實際上是秦朝沒有來得及實施的制度。世襲貴族制的殘余在秦末農民大起義中已經基本被掃蕩了，為漢朝的安定創造了條件。漢朝的皇帝與開國功臣蕭何、韓信、陳平、張良等均是出身低微。劉邦本身是農民的兒子，父兄均老實務農。在他們眼裏，排行老三的劉邦簡直是不務正業。劉邦不知節儉，喜歡交友和飲酒，因此常遭嫂子們恥笑。蕭何是縣中小吏，已算是有身份的了。韓信效仿古人，常在身上掛壹柄銹劍。受人汙辱，也只能忍氣吞聲從別人胯下鉆過。可見，這時天下還殘存壹些遊俠之風，但在人們眼中已不是正道。傑出人物並不都出身高貴。壹個社會如果不能給寒門英才以應有的機會，這個社會將是危險的和不安定的。如果秦朝能及早發現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這些人才，授之以高官厚祿，那麽即便徭役賦稅再重，也不至於那麽快亡國。漢代君主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把能否向中央推薦人才看作地方官政績優劣的標誌之壹。漢之察舉分兩類，壹是有特殊才能或專長足以定國安邦之人，稱為賢良；另壹類是品行端正足以為世人榜樣的孝子廉吏，稱為孝廉。司馬相如就是因文章《子虛賦》引起漢武帝賞識和任用的。察舉是要地方官留意發現這些人才並推薦給中央。漢武帝曾下詔訓誡地方官員：壹郡之內人口眾多，不可能沒有人才，察舉不到只能認為官員失職。以後就形成了各郡都按壹定的名額察舉。漢代有壹百多郡，據此每年察舉的孝廉就在兩百人以上。大體說來，西漢時舉賢良多，東漢時舉孝廉多。察舉出的人才到中央後壹般還進行面試，皇帝拿壹些國家大事來問他，這稱為對策。漢代大儒董仲舒就是經過兩次對策而當上江都相的。漢武帝時設立了太學，招收壹些年輕人入讀，畢業按考試優劣安排錄用。這些可以說是科舉制度的雛形。
已如前述，漢政權從皇帝到大臣多為平民出身，可以說是平民性質的政權。而其實行的重農抑商、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等政策也是對平民有利。察舉只重才能品德，不重出身，甚至允許個人自薦，這都是開明的平民政策。察舉制實行幾十年後，官員逐漸以讀書人為主，漢政權的平民性質得以鞏固，統治基礎擴大到全社會。這是漢帝國強大穩定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國歷史之特別之處，在於自漢以後，政府再不是貴族政府，也不是商人政府，更不是軍人政府，而是讀書人的政府，是“士人”的政府。由於士人的廣泛社會來源，以至於可以稱中國的政府為平民政府，甚至稱全民政府，都不為過。
壹種制度設計，如果過份依賴少數人甚至壹個人的主觀性，勢難長久運行良好。漢代察制度也遇到了同樣問題。察舉本意是發現真才，日久卻慢慢變成地方長官的壹項特權。被薦舉者的光明前途，吸引無數人來爭奪這壹有限機會。那些與地方長官有良好交情或能給長官送厚重禮品者，在競爭中就有了優勢。才能優劣只要不是太極端，在沒有機會表現的情況下很難評判。而漢代的察舉，缺乏硬性的客觀標準，最終使察舉制失去了生命力。察舉慢慢背離了其宗旨。壹項良好制度的敗壞就是這樣慢慢發生的。到了東漢，請托鉆營、弄虛作假、察舉不實之風盛行起來。以至民間諷語流傳“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至此，察舉已去人們的信任。上下溝通的渠道壹旦堵塞，社會危機也就來臨了。
三國時代，魏國吏部尚書陳群創設“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設立官員——大小中正，負責發現和舉薦人才。人才按壹定標準分為上中下三等九級，所以稱為九品中正制。選舉方法和標準也比漢代有進步，但是它仍未能擺脫對選舉官的主觀性的依賴。日久，上品的官職即為豪門富貴之家把持，貧寒之士根本不可能達到較高的職位。九品中正制反而形成了壹個十分腐朽的制度。盛行於漢末兩晉及南北朝時代的士族制度，成了特權階層的代名詞，也就是貴族。與西方的法定世襲貴族不同，士族貴族的世襲是事實上的。人類社會發展中壹個十分令人——有時候是令統治者十分頭疼的問題，就是不管當初大家是如何平均，結果卻總是分化。就算機會對大家都是平等的，結果卻總是不平等的。中國歷朝都在與這個規律作戰，最終均以失敗而告亡。拿土地制度來說，開國之初人人有田，人人溫飽，相差不大。慢慢地，有人上升成為地主，有人下降成為佃農。這壹趨勢終有壹天會危及社會穩定。於是朝廷力圖矯正。例如，漢末王莽實行王田制。但積重難返，不僅換不回農民民心，連地主的支持也會失去。改朝換代就是必然了。
2、科舉制度——從隋唐到明清從漢代察舉到三國時代的九品中正制，人才選拔制度在標準客觀化的道路上前進了壹步，但主觀色彩仍很嚴重，最後不得不再行改革。
隋統壹全國後，隋文帝撤消了中正官這壹設置，但仍以“誌行修謹”和“清平幹濟”二科來薦舉士人。隋煬帝則創設“進士”科，以考試選官，科舉由此開端。唐朝使科舉趨於完善，但世家大族勢力仍然很大。科舉官員與世族官僚兩大集團的鬥爭，構成了唐代著名的朋黨之爭。宋朝使科舉制度達到了顛峰，由此形成了代表性的士大夫精神。據黃仁宇先生測算，明代中期文官約有兩萬人，其中京官約占十分之壹。科舉出身的文官完全居於國家的統治地位，武官被認為只是壹種工具。清朝末年，科舉制度文極而衰，面臨全面危機，1905年被宣布廢除。如果以此作為科舉制度的終點，那麽它自隋唐到清，前後達1300年。其間雖也有捐納、恩蔭等入官途徑，但都不是正途。以考試來選拔官員就成了中國政治的壹大創造。科舉制度西傳歐美是中國對世界文明進程的壹大貢獻。它所體現的“公平競爭，平等擇優”的原則是其生命力所在。
二、中國人的科舉性格科舉在中國造成了壹個十分獨特的社會統治結構。在這個結構的基礎上，科舉制度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的價值觀、文學、宗教、哲學、教育乃至日常生活，無不處處留下了科舉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