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畝地大約六百多平米，壹畝八分地就是接近壹千二百平米，聽起來還真有點意思。大陂田村的農田不多，良莠不齊，不像別的村縱橫八方，沃野十裏。所以，父親壹直很慶幸能在俗稱“隴尾”的這個地方，分得壹畝八分地。盡管它離我們家最遠，足有六七百米，但畢竟是肥沃又平坦的良田。這塊耕地，從前是水田和菜園，如今是果園和旱地，但無論是什麽地，始終是我們家的命脈之壹。
孩提的時候，這裏水網交織，“大江圳”的清流穿過村道下面的暗渠，源源不斷地流經這裏。我們在這壹畝八分地種著高產的水稻，能讓家裏有著充足的大米糧食；後來，種植水稻不劃算，我們改種上壹畝八分地的甘蔗，能讓家裏年關的時候有固定的壹筆積蓄；再後來，農田水利也不太好了，我們改種上壹畝八分地的蔬菜——或豆角或絲瓜或苦瓜，並開始在蔬菜地裏種上果樹。開始是桃樹，後來是荔枝和龍眼，這樣就能讓家裏賣點蔬菜和水果，解決溫飽問題；如今，在村裏務農早已毫無吸引力，這塊地徹底成了果園和旱地，父母偶爾會在果樹之間的空地種點番薯玉米，或者菜心白菜，專供家裏摘食。這塊地，終於逐漸淡出了我們的家族歷史。
但是，關於它的那些回憶，永遠留在我的心底。它曾承載了太多的悲和喜，也見證了太多的人和事，尤其是那些關於農村孩子成長的童年往事。
第壹件事是母親告訴我的。那時候我還只有四歲，哥哥也只有六歲，我們每天都往伯父家裏跑，去跟堂兄弟姐妹玩在壹起。有壹次，堂姐家裏做了很好吃的煎餅，她們吃得津津有味。哥哥見了就嘴饞，非要嚷著也要吃，可是堂姐剛跟他吵完架，就沒有搭理他。伯父和伯娘自然湊巧不在家，不知道這件事。哥哥壹路哭著，哭著，到處找母親要餅吃。最後，他哭了六百多米跑到“隴尾”，才找到母親，淚灑在了這壹畝八分地。當時母親正在菜園裏辛勤勞動，只能扔下了鋤頭緊緊將哥哥擁在懷裏。
到了小學的時候，我和哥哥常常跟村裏的同齡人、小屁孩們玩在壹起，壹起捉迷藏，拍公仔紙，彈波珠子，下河摸石螺，捕魚捉蝦。但是，常常剛踏出家門就被父親趕到了這壹畝八分地，戴上草帽，幫莊稼除草捉蟲。有時還得起早貪黑地待在這裏摘豆角、收割白菜和菜心。那時候，看著滿園的莊稼，雖然只有壹畝八分地，卻像面對壹片叫人絕望的、壹望無際的苦海。我和哥哥常常在這裏鬧情緒，既感嘆生活不易，又感嘆生不逢時，對父親更是愛恨交織。?
到了中學那幾年，我和哥哥都長大了。父親覺得我們可以大顯身手，在這壹畝八分地裏幫上大忙了。於是，每當他和母親忙不過來的時候，就會叫哥哥帶著我來到這裏，幫忙挑水澆灌。有時候農田大旱，眼看著甘蔗林“奄奄壹息”，他會叫上全家人壹起到這裏全力搶救。那時候沒錢買抽水泵、抽水機，或者說父母不舍得買機器，我們家全靠人力，用壹種俗稱“扶鬥”(家鄉俚語)的取水農具(廣東各地的農村村史館、農村博物館常見)，就近取水，然後將水壹瓢壹瓢地從低窪的水渠擡上壹米多高的甘蔗地裏。為了減輕父母的負擔，我每次都是咬著牙筋拼盡全力，拼到最後氣喘籲籲才下場歇息。憶起當年往事，母親至今耿耿於懷，她常說她和父親不該讓我在長身體的時候，去幹這種傷元氣的粗重農活，以致毀了我的身子，讓我成了壹個長不大的矮個子。
可我從來沒有怨過什麽人或事，父母已經盡力了，把最接近他們的身高遺傳給了我，還把他們勤勞善良的美德也遺傳給了我。人矮，總不能矮了心氣、輸了鬥誌。我曾自我安慰：就算我是個矮子，只要我還有地，心也就踏實。就像從前，農村的孩子常說壹句鬼話——“大不了回家耕田(種地)！”(潛臺詞無非是：餓不死老子！老子餓不死！)就像美國電影《飄》(《亂世佳人》)壹樣，主演斯嘉麗女士到最後不也是回到自家農莊桃瑞園的廢墟上，獲得重生，把全家人都養活了嗎？
也許，在故鄉中，在故園裏，在父輩乃至自己親自耕種過的土地上，人們往往才更容易找回初心，找回那種樂觀向上、永不放棄的精神吧。就像如今的我，還會經常回到這裏，回到這壹畝八分地，壹邊陪母親說說話，種種菜，壹邊回憶發生在這裏的童年往事。我曾回憶在這裏聞過的稻花香，看過的甘蔗林以及摘過的桃、荔枝和龍眼；也曾回憶年少時，在這裏挑起的重擔、磨破的手皮；壓痛的肩膀、乃至脖子……
有時候，回到這壹畝八分地，我還會想起作家、散文家方葉先生，在作品《扁擔顫悠悠》中的壹段句子：“如今，扁擔在壹天天離我們遠去，許多人已漸漸從扁擔的重壓下解脫出來。而人的意誌和精神也似乎隨之淡化、軟化。在追名逐利的滾滾潮流中，投機鉆營，豪取巧奪，正泛濫成壹種時尚。也許，這時候更需要我們常常懷想扁擔，甚至常常撫摸肩上那消退的老繭，保持人格的清醒。”
方葉老師寫得多好，說得多好啊！如今，農田、耕地，不也在壹天天離我們遠去嗎？當我們從農田和耕地中成長起來，投身到其他行業和產業當中，甚至投入到所謂“追名逐利”的滾滾潮流之中，我們真的應該常回家看看，常懷念老家那“壹畝八分地”，甚至常常撫摸肩上或手上那消退的老繭啊！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