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叛徒——曹操與兗州之變(上)

漢末三國疑案系列之二 誰是叛徒 ——曹操與兗州之變(上) 壹、兗州之變 興平元年，兗州牧曹操第二次東征徐州。曹操大軍繼續了第壹次東征的大勝之勢，壹路勢如破竹，先後攻下徐州五郡中的瑯邪國和東海郡，兵鋒直指徐州首府下邳。在曹軍淩厲的攻勢下，年邁的徐州牧陶謙準備放棄徐州，往南逃往自己的老家——揚州的丹楊郡去了此余生。 然而世事多變，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曹操怎麽也不會想到，就在自己誌得意滿、大功垂成之際，從他的大後方兗州傳出了消息：他最親密的同誌和戰友——張邈和陳宮，“背叛”了自己，倒戈壹擊，把那頭壹直在關東四處遊蕩，沒有立足之地的“餓狼”呂布引進了兗州。這場變故，史稱“兗州之變”。 失去兗州這個根據地，對曹操的打擊，毫無疑問是致命的。 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兗州之變的前因後果，歷代史家似乎都深感迷惑，給不出壹個很好的解釋。他們不明白張邈、陳宮等人為什麽要“背叛”曹操。 我們先來看看傳統史家們為什麽會迷惑不已。 兗州之變的始作俑者據說是陳宮，是他第壹個勸說張邈發動這次事變的。對於陳宮，現存的史料記載不多，魚謄的《典略》裏說他：“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聯結。”後來他在白門樓毅然就死，確實夠得上“剛直烈壯”這四字評語。死亡算得上對人的幾種最徹底的考驗之壹，壹個人不懼怕死亡只有兩種可能：壹是這個人厭世已深；再有就是這個人有著某種強大的精神支撐，這種精神支撐強大到足以使他完全藐視死亡，傳說中的烈士們總是屬於後者。陳宮當然沒有厭世的情緒。 陳宮和曹操之間的關系也很值得壹提。初平三年，原兗州刺史劉岱在鎮壓黃巾軍的時候戰死，正是這個陳宮主動向曹操提議，由自己出面去遊說兗州各州郡官吏，讓他們擁戴曹操出任兗州牧。曹操獲得兗州這塊最初的根據地而成為壹方諸侯，陳宮功不可沒。 兗州之變的領袖是張邈。張邈年輕的時候以為人俠義而聞名，“振窮救急”，傾家蕩產，在所不惜。很多士人願意歸附他。帝國的老牌名士鄭泰評價他是“東平長者，坐不窺堂”。 張邈和曹操的關系也不尋常。曹操第壹次東征徐州的時候，曾囑咐家人說：“如果我回不來了，妳們就去依靠孟卓（張邈字孟卓）。”曹操後來平安歸來，和張邈相見，二人“垂泣相對”，足見交情深厚的程度。 兗州之變的另壹個骨幹成員是張邈之弟張超。 現存史料中，我們見不到對張超這個人的直接評價。不過要了解壹個人的品行，並不壹定非得從直接的材料入手，另有壹個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去了解他有些什麽樣的朋友，或者有些什麽樣的敵人。狐朋身邊多狗友，正人身邊多君子。劉備是個英雄，和他為敵的曹操更是英雄；諸葛亮雄才大略，和他為敵的司馬懿也不遑多讓。 張超早年做過廣陵太守，在任期間，將郡中壹切大小事務都委托給自己的功曹臧洪。毫無疑問，臧洪在那個年代堪稱士人們的道德典範。所以《後漢書》和《三國誌》都不惜筆墨，為他這麽個小小的功曹大費篇章立傳，對其推崇備至。所以，張超這個人的道德品行我們也是想見得到的。 在兗州之變發生之前，陳宮、張邈、張超，他們每個人的個人品行都足以作為帝國的典範。這裏面沒有壹個是那種“腦後有反骨”的卑劣小人。其他其他幾個可知的參與事變的小人物，如許汜、王楷等也都在士大夫圈子裏小有名氣。 正是這幾個堪稱君子的士人，主導了兗州之變。他們為什麽要這麽幹？ 傳統史家們無法從幾個“叛徒”的個人履歷上面找到他們想要找到的證據。“叛徒”們的歷史根紅苗正，毫無汙點。 既然找不到內因，史家們很自然地把目光轉向了外因。所以《三國誌·呂布傳》附《張邈傳》這樣解釋這次事變： 袁紹剛剛當上關東同盟的盟主就得意忘形，“有驕矜色”，張邈正義責備了袁紹。袁紹就此懷恨在心。後來袁紹讓自己的小弟曹操（那個時候曹操確實是袁紹的小弟，這個說法沒有貶低它）幹掉張邈。曹操用壹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表示拒絕。但是張邈認為曹操畢竟是袁紹的小弟，終究有壹天會替袁紹殺掉自己，所以仍然總是疑神疑鬼、坐立不安。後來呂布從袁紹那裏逃出來，經過陳留的時候，張邈和他結下了深刻的友誼。二人臨別，“把手***誓”。據說兩人之間的這個交情讓和呂布有仇的袁紹又壹次相當不高興。這進壹步增加了張邈的不安全感。適逢陳宮前來遊說，於是兩人壹拍即合，擦出了絢爛的火花。《後漢書·呂布傳》的說法也與此大致相同。 但是，這個解釋無論怎麽看都顯得相當牽強。作為壹名老資格的政客，袁紹殺人的時候必然是理性的。張邈的身份是地方大員（陳留太守），在帝國士大夫中又享有很高的名望，除非是出於某種不可抗拒的政治性因素，否則袁紹是不可能僅僅因為張邈責備過自己壹次就對張邈心存殺機的。至於張邈和呂布交朋友，那就更礙不著他袁紹什麽事情了。因為別人結交的朋友是他袁紹的仇人，所以就要把別人殺掉，那麽這個世界上袁紹必須殺掉的人未免也太多了壹點了。更何況，張邈和袁紹之間，其實也已經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們都同為當年的“奔走之友”這個士大夫團體（“奔走之友”包括袁紹、張邈、何颙、吳子卿、許劭、伍孚等人，這些人都是在帝國負有盛名的士大夫）的成員，曹操也對袁紹說：“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親友”二字，足見張邈和曹操、袁紹三人之間早年的關系的親密程度。 退壹萬步，即使我們勉強認可張邈發動兗州之變的這條理由和動機，那麽，其他人參與這個事情的理由和動機又何在呢？要知道，這次變故，遠不止上述列舉的幾位參與，兗州之變實際上幾乎等同於整個兗州士大夫的“倒戈”——這壹點可以從後來兗州諸城壹呼百應，只有三城為曹操堅守這壹點看出來。 司馬光在編撰《資治通鑒》的時候，顯然也很不滿意《後漢書》和《三國誌》等傳統史書給出的解釋，所以他在相關史料裏面翻箱倒櫃，試圖得到壹個更準確合理的說法。 蒼天不負有心人，還終於給他找到這麽壹條：袁紹建安五年發布的《討伐曹操檄文》中說：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諛，身首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壹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徨東裔，蹈據無所。” 據此，司馬光在其《資治通鑒》中如此解釋兗州之變： 前九江太守陳留人邊讓曾經譏諷議論過曹操，曹操聽說後就把他給殺了，同時還族掉了他的妻子兒女。邊讓這個人素來有才氣和名聲，他的死讓兗州的士大夫們都心生恐懼。陳宮性格剛直壯烈，私下裏也自疑不安，於是和從事中郎許汜、王楷以及張邈的弟弟張超***同謀劃背叛了曹操。 自司馬光以降，邊讓之死和兗州之變的因果關系算是基本上確立了下來了。這個說法廣為流傳。 然而，讓人惋惜的是：《後漢書》和《三國誌》的解釋固然牽強，《資治通鑒》的說法卻完全不可信。（這個問題在上壹章《帝國最後的獨舞——孔融之死》中談到過。為了文章的完整性，這裏再嘮叨壹次。） 因為邊讓根本就死在兗州之變之後。支持這個論斷的證據有兩條，而且是鐵證： 第壹、《後漢書·邊讓傳》明確記載：“初平中，王室大亂，（邊）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白紙黑字，明明白白，邊讓死於建安年間，比兗州之變晚了好幾年。 第二、作為對第壹條證據的佐證：孔融入許都之後（孔融是至早也在建安元年入許的），曾向曹操推薦過邊讓，稱：“（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余。”孔融不可能把壹個死人推薦給曹操。 既然《後漢書》、《三國誌》的解釋太勉強，而《資治通鑒》的新發現又完全不可信，那麽，兗州之變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麽呢？然道兗州之變的內幕真的就從此無法為後人知悉，如呂思勉先生所說，只能“付諸闕疑”了嗎？ 在我看來，恐怕也不盡然。歷史總不過是歷史的壹種罷了。後人讀歷史所讀到的其實並非歷史的本身即歷史的本來面目，而不過是那壹段歷史在翩然逸去的時候留下來的壹些蛛絲馬跡罷了。順藤能夠摸到瓜，也可能摸不到瓜，中間還有可能摸到幾條毛毛蟲。通過讀歷史的這些蛛絲馬跡去揣測歷史的本來面目實際上也是順藤摸瓜，至於能不能摸到瓜，能夠摸到多大的瓜，那也還要看各人不同的摸法。我的摸法比較老實壹些。我習慣於從瓜藤的根部開始往上摸起。 所以，在正式談及兗州之變的內幕之前，我們恐怕還得先回過頭去談談曹操和陶謙之間的那些恩恩怨怨。那兒是兗州之變這根瓜藤的根。 二、曹嵩之死 在古人看來，殺父之仇不***戴天。尤其是漢儒。漢儒們是鼓吹忠孝治國的，所以在兩漢時期，為父母兄弟報仇，暗殺他人，許多時候並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相反，這些復仇者總是能夠得到寬恕，而且還能夠得到帝國輿論壹致的肯定和贊頌，運氣再好壹點的還會因此得到出仕的機會。曹操和陶謙之間據說也有殺父之仇。 對於這場恩怨，《後漢書·陶謙傳》這樣記載：“初，曹操父嵩避難瑯邪，時謙將別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 不過，同樣是範曄的《後漢書》，同樣是曹嵩之死，在《應劭傳》裏面卻這樣記載： “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曹）德從瑯邪入泰山，（應）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郡界。”。 我想大家應該都已經看出問題來了：同樣出自範曄的手筆，曹嵩這個人的死亡時間卻並不壹致。《陶謙傳》認為曹嵩死在初平四年之前，而《應劭傳》則明確記載曹嵩死在興平元年。 這兩條記載中關於曹嵩的死亡時間的不同的記載，必然會有壹條是假的。無論如何，曹嵩只能夠死壹次。 曹嵩是不是陶謙殺的，對本文而言無關緊要，不過曹嵩的死亡的時間卻壹定要得出壹個明確的答案。 初平四年秋，曹操第壹次東征陶謙，第二年，即興平元年夏，曹操第二次東征陶謙。從《陶謙傳》的記載來看，曹嵩死在曹操兩次東征陶謙之前。而從《應劭傳》的記載來看，曹嵩死於曹操第壹次東征陶謙和第二次東征陶謙之間 所以，按照《陶謙傳》的說法，曹嵩之死就可以被視為曹操兩征陶謙的理由；而按照《應劭傳》的說法，曹嵩之死頂多只能算作曹操第二次東征的理由，由此推斷，第壹次東征顯然另有企圖。 範曄顯然是因為自己壹時的疏漏，導致了這樣的矛盾的出現。那麽，哪壹個記載是真的呢？ 曹操的本傳《三國誌·魏書·武帝紀》當然也無法回避曹嵩之死這個問題。裏面這樣記載：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第壹次東征）。初，太祖父曹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瑯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誌在復仇東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鄞城，復征陶謙（第二次東征）．．．．．．” 曹魏的官方史書秘書監王沈編寫的《魏書》是陳壽編寫《三國誌·魏書》的藍本。時人及稍後之人對王沈的評價都不好，認為這個人的史品相當卑劣，不惜歪曲史實，為曹魏多所回護。據此推測，在官方《魏書》裏面，曹嵩之死應該是放在第壹次東征之前，以作為曹操兩征陶謙的理由。但是，陳壽對此卻大約是不以為然的，所以他把曹嵩之死放在曹操兩次東征的間隙講述，再加上壹個意思模糊的“初”字，讓曹嵩死亡的時間顯得模棱兩可：讀者既可以就此認為曹嵩死在曹操第壹次東征之前，也可以認為曹嵩死在兩次東征之間。 陳壽這麽做自然是有他的難處的。陳壽入晉撰史，所以必須為西晉有所回護，而西晉是承襲曹魏建立的，故而對曹魏的回護也在所難免。 但是，陳壽在撰史方面又是個大大的狡猾的家夥。譬如：他表面上承認曹魏的正統，把曹操的傳記稱為《武帝紀》，而把劉備的傳記稱為《先主傳》，將蜀國降壹個等級，但是他又在別的地方做許多小動作，來暗地裏維護自己心目中蜀國的正統地位。所以他把蜀國的後妃們的傳記《二主妃子傳》裏面的劉備、劉禪的老婆們都稱呼為“皇後”，和曹魏的後妃們分庭抗禮。相對的，孫權的那些老婆們卻只能被稱為“夫人”。 陳壽對曹魏的這種復雜的態度，使得他在曹嵩之死這個問題上采取了上述這種模糊的敘述方式。 範曄已經入了南朝，他對曹操的厭惡要比陳壽強烈得多，不過政治環境的寬松也可以讓他肆意地抒發自己對曹操的惡感。這壹點我們只要看看他在《孝獻帝本紀》中的這些句子就完全可以感受得到： “冬十壹月丙戌，曹操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牧”“癸巳，曹操自為丞相”“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範曄如此不厭其煩地指責曹操“自立”、“自領”，已經足以表明他對於曹操的態度。結合陳壽在曹操的本傳裏面搞的小動作，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後漢書·應劭傳》的記載才是事情的真相，而《後漢書·陶謙傳》不過是範曄的壹次小小的疏漏罷了。範曄沒有必要也根本不會替曹操講話。而且我們註意到：《後漢書·應劭傳》裏說到陶謙殺害曹嵩的原因是“素怨嵩子操數擊之”，而在曹操第壹次東征之前，我們根本見不到曹操攻擊陶謙的任何記載。 從戰爭的情理上來推斷，曹嵩也應該死在兩次東征的間隙。 其壹、曹操第壹次東征戰績斐然，之所以退軍是因為沒有了糧草。但是，興平元年春曹操退軍，同年夏天曹操就又壹次出軍了。這個出軍的時間很不合理。既然春季的時候因為糧草不繼撤軍了，如今秋收未到，兗州當然是同樣還沒有糧草的，而徐州自然也沒有野外的秋豐可供曹操去打。選擇這個時候出軍明顯是不理智的。曹操熟知兵法，卻犯下這樣的兵家大忌，壹種可能的解釋就是：在這期間，發生了某件讓曹操相當抓狂的事情，讓他失去了理智。使他不顧壹切，再度貿然出兵徐州。 其二、和第壹次東征不同，按照《三國誌·魏書·武帝紀》的記載：“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第二次東征期間，曹操在徐州實施了壹場規模浩大的屠殺，“泗水為之不流”。這種喪心病狂的舉動表示：曹操顯然受到了刺激。 這個讓曹操抓狂的事情、這個讓曹操喪心病狂的刺激，我認為就是曹嵩之死。 我如此費勁地致力於解決曹嵩死亡的具體時間，實際上是為了帶出另壹個重要的問題：既然曹嵩死在兩次東征之間，那麽它就不能夠作為曹操發動第壹次東征的理由。既然如此，就很有必要問壹句：曹操第壹次東征的原因是什麽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對我們理解兗州之變相當重要。三、新士人同盟 初平四年，距離帝國的士大夫們寄予厚望的關東同盟的成立已經過去有四個年頭了。然而事實卻讓他們相當失望。同盟的成立非但沒有起到最初宣傳的拯救和復興帝國的目的，相反，同盟中的各方諸侯借助同盟順利實現了他們事實上的割據在理論上的合法性，在某種程度上，同盟反而正充當著帝國最後的掘墓人。 伴隨著對關東同盟的極度失望的，是士大夫們新的拯救帝國的努力和嘗試。但是，士大夫們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和性格的軟弱性，使他們即使看到了關東同盟那活生生的教訓，也仍然跳不出同盟救國這種老套的圈子。 初平四年，在徐州，以陶謙為發起人，帝國的壹批州郡大員和知名士大夫組織成立了壹個新的同盟。這個同盟打出的口號是起兵西迎漢獻帝還都洛陽，也就是勤王。為了區別於此前由袁紹主持的關東同盟，我將這個新同盟命名為“新士人同盟”。 和以前的關東同盟成立時的動機不同，我完全信任這個新同盟成立時的初衷，信任他們沒有掛羊頭賣狗肉。 我信任它的理由只有壹條：同盟的發起人陶謙這壹年已經六十二歲了。這個老人即使曾經有過逐鹿中原、割據稱雄的大誌，現在也已經差不多消磨殆盡了。死亡對於陶謙，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的事情。 壹個行將就木的老人，為了挽救壹個行將就木的帝國而做出的這種努力，我沒有理由不去信任他的初衷。這壹條理由，我想已經完全足夠了。 新士人同盟壹致推舉對帝國極為忠誠的著名將領朱俊擔當盟主。 新同盟的產生起因於士大夫們對原關東同盟的深深的失望。所以，新同盟的出現理所當然地意味對原有的關東同盟的壹種損害。這種損害可以分為道義上的損害和實質上的損害兩個方面。 就道義方面而言，新同盟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關東同盟的大失人心和不作為（甚至反作為）。無疑這是抽了關東同盟壹記響亮的耳光，尤其對盟主袁紹是壹記重重的冷巴掌。新同盟的出現會讓關東同盟，尤其是盟主袁紹在帝國的政治生活中處於壹種尷尬的境地。新同盟推舉朱俊為盟主更是對袁紹在帝國士大夫們中間的地位的壹種直接挑戰。 至於實質上的損害，我們只要看看下面這個下面這個新士人同盟成員的名單表就可以理解得很清楚了： 發起人徐州刺史陶謙徐州部成員 瑯邪相陰德、 東海相劉馗、 彭城相汲廉青州部成員北海相孔融豫州部成員 沛相袁忠、 汝南太守徐繆兗州部成員泰山太守應劭其他知名人士前揚州刺史周乾、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 徐州是陶謙自己的地盤，徐州部成員自不必說（有意思的是，徐州五郡中的下邳國和廣陵郡沒有出現在名單中，這個跡象表示：年邁的陶謙並沒有在徐州實現自己的集權統治）；青州的孔融是老牌的擁漢派，對關東同盟雖舉盟而不勤王早就心生不滿，參加新同盟是理所當然的。 關鍵在於豫州和兗州部的這幾位成員。兗州是曹操的地盤，而豫州此刻可以算作袁紹和曹操***有的地盤——沛國是曹操的老家，曹操在那裏擁有雄厚的宗族勢力；汝南則是袁紹的老家，袁氏在那裏門生廣布，勢力盤根錯節。兗豫三郡（沛國、汝南郡、泰山郡）加入了陶謙的新同盟，毫無疑問，是對曹操和袁紹的勢力和地盤的壹種直接損害。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就有過關於這種損害的記載：據說在曹操第壹次東征徐州之前，陶謙反而先對曹操的兗州有過侵略行為：“取泰山華、費，略任城”。這明顯是個不實的記載。真實的情況應該是：泰山郡加入了新士人同盟，所以以陶謙為首的新士人同盟的勢力範圍順勢也就擴展到了泰山的華縣、費縣等地。曹操對此大為惱火。 正是因為新士人同盟直接損害了曹操在兗州的利益，所以，在新同盟成立的同年秋天，曹操率軍開始了他對徐州的第壹次東征。 由於新士人同盟對關東同盟盟主袁紹的損害也很大，所以，袁紹全力支持曹操的東征，派自己的部將朱靈率領三營部隊支援曹操。不過讓袁紹有些哭笑不得的是：朱靈見過曹操之後，覺得曹操這個二老板比大老板袁紹好多了，所以幹脆不回河北，直接跳槽了。 但這顯然還不是引發這場戰爭最根本的原因。 這場戰爭實際上是帝國的士大夫們的分裂的必然後果。以袁紹為首的老同盟早已喪失了拯救帝國的興趣，相反，帝國崩潰中掉下來的殘磚片瓦成了他們爭相攫取的目標。而以陶謙為首的新同盟卻仍然對帝國的復興懷抱著最後的希望。他們之間的利益是如此地相互沖突、難以兼容，所以這場戰爭在所難免。 歷史選擇曹操來執行這場戰爭也非偶然。新士人同盟不但把他的兗州的壹個郡拉走了，而且兗州還是新士人同盟從徐州起兵迎天子回洛陽這個計劃的必經之地。曹操首當其沖，面臨著新士人同盟帶來的絕大部分的壓力。 而他現在作為袁紹的馬仔，既不願意、也不可能倒向新士人同盟。雖然他當年曾經是關東同盟裏面最積極的伐董分子。——日月偷換、年歲流轉，現在的這個曹操和當年初興義兵討伐董卓時的那個曹操之間已經有了天壤之別。當年的曹操壹無所有，沒有地盤、沒有名聲、官職都還是暫且“行”著的雜牌“奮武將軍”。 那個時候的曹操上竄下跳、哭著喊著鬧著要去討伐董卓，是因為他需要借助那場戰爭來積累政治資本。現在的曹操卻已經身為兗州刺史，是割據壹州的諸侯了。討伐長安諸將對曹操而言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任何實質性的意義。事情到此還不能為止。 曹操第壹次東征徐州這場戰爭的背景的復雜程度仍將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同樣將新士人同盟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除了關東同盟之外，還有由李傕、郭汜等長安諸將執政的長安中央政府。 ——對長安諸將執政的長安中央政府的不遺余力的打擊正是新同盟成立的目的所在。為了瓦解這個新興的同盟，長安方面也采取了壹些措施： 措施之壹：采用尚書令賈詡、太尉周忠的計策，以朝廷的名義，把新士人同盟壹致推舉的盟主朱俊征召入朝。失去了朱俊這個領袖，新士人同盟立刻就喪失了整個帝國範圍內的號召力，局面壹下子小了很多。 措施之二：以朝廷的名義，下達了壹份詔書。詔書的具體精神是命令各個地方州郡罷兵。 記載有過這份詔書的史籍是當時吳國的官史《吳書》（非《三國誌·吳書》，下同）。但是《吳書》認為這份詔書是曹操下達給陶謙的。曹操下達這份詔書的原因是覺得陶謙的勢力太過強大，試圖通過這份詔書達到讓陶謙解散自己的武裝力量的目的，以便於自己東征徐州。裴松之認為當時漢獻帝在長安，所以“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否認了《吳書》的記載。 裴松之說詔書不可能是從曹操手裏發出來的，這個判斷很有道理，但卻並不能因此否認這份詔書的存在。這份詔書固然不能夠由曹操親自簽發，但卻完全有可能是長安中央政府發出來的。理由有兩點：其壹、撰寫《吳書》的韋曜史品相當不錯。這個人因為不願意違心給吳國的末代昏君孫皓的父親孫和作《紀》，後來被孫皓找借口殺掉了——孫和沒有做過皇帝，而只是孫權的廢太子，是沒有資格在史書裏入《紀》的。出於對韋曜的信任，我認為他還不至於無恥到自己去偽造出壹份長達二百余言的詔書和壹分長達三百余言的陶謙的回奏，而且還偽造得那麽有板有眼。其二、長安方面既然采取了第壹步行動，搞走了朱俊，當然也會采取更進壹步的措施去破壞這個新的同盟，在新同盟正準備起兵的當口發布這麽壹份詔書，其目的和針對性是壹目了然的。 這樣，我們又引出了另外壹個問題：韋曜當然也是知道初平四年漢獻帝不在曹操手上的。這時基本的歷史常識。如果連曹操直到建安元年夏才挾天子都許縣這樣的大事韋曜都會弄錯，那麽我們就很難想象他是怎麽在吳國的史館裏面濫竽充數的。 所以，韋曜這樣記載：“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陶）謙。欲伐謙而畏其強，乃表令州郡壹時罷兵。詔曰……”，恐怕不能用筆誤這壹類的理由來解釋。這裏面肯定別有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