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的倔起：俠客文化為何會誕生於春秋戰國時期？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這樣壹類人:十步殺壹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盡管他們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但江湖上依然有他們的傳說，這就是俠客。史學家司馬遷曾為他們單獨立傳：《史記·刺客列傳》、《史記·遊俠列傳》。在書中，司馬遷是這樣評價他們的:「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正因為這些高尚的品德和獨特的魅力，所以「 ”俠客”文化即武俠文化也被寫進了中國歷史文化。 俠客行 據史料考證，「 ”俠”源自於商周，興起於春秋，興盛於戰國。後面由於歷代統治階級處於政治目的，不斷打擊迫害這壹群體，最後逐漸消亡。那麽，「 ”俠客文化”為何會誕生在春秋戰國時期呢?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壹、好劍之風興起，崇尚武勇之風流行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風雨飄搖，群雄並起，各個諸侯國為了稱霸，隨時都會兵刃相見，那個時期，冷兵器的材枓由青銅逐漸被鐵代替，出現了具有王者風範的劍，深受各階層喜愛。劍的出現，加速尚武之風流行，推動了當時武術競技的發展，劍是尚武精神的象征，並且那時將「 ”俠"者稱之為「 ”帶劍者”，因此也越來越多的帶劍者加入了「 ”俠”者的行列，民間也誕生了許多有名的劍客。俠者的行為準則是匡扶正義，他們是正義的化身，深受人們尊敬。 劍客 二、士人的倔起 在西周、春秋時代，士的政治地位介於卿大夫和庶民之間，經濟上有「 ”食田”,文化上受過教育。至春秋中後期，士階層解體，失去了生活保障，但同時也獲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由於大國爭霸的政治需要，各諸侯國爭相「 ”尚賢”，士成了各國都迫切需要的人才，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培養了大批文化人，而且「 ”不爭輕重尊卑貴賤，而爭於道”的文化理念也在那時形成，此時，士人倔起。士人分文士、武士，而武士多為刺客、遊俠等，他們在當時是最活躍的社會階層，凝聚力和號召力都不容輕視的壹股強大勢力。 遊俠 三、基層權力空虛，養士之風流行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日趨衰弱，官府不能有效管理，官府組織形式松散，基層權力空虛，在這種情況下，各諸侯國的王公貴族、權臣借助民間力量，填補進來，操控著基層秩序的運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身兼廟堂和草莽的諸候公子們，如戰國四公子:齊國孟償君田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趙國平原君趙勝、楚國春申君黃歇，他們廣交天下豪傑，禮賢下士，行俠仗義，收養門客數千人，同時為了滿足大國爭霸的需要，養士之風盛行。 齊國孟嘗君號稱有門客三千，他的門客有齊國罪犯，也有其他諸侯賓客。在某種程度上，齊國的基層勢力已經由他填補。只要孟嘗君把門客放出去，在齊國各地都能通行無阻，官府或者地頭蛇都要給足面子，彼時的孟嘗君，影響力極大，威名震耳，儼然武林掌門。 趙國的平原君雖然能力平平，但忠心報國，禮賢下士，門客也達數千。曾率門客毛遂，去楚國求救，說服楚王救趙，並在保家衛國的「 ”邯鄲之圍”中散盡家財，鼓勵士兵堅守城池，直到援軍趕到，解除危機。雖立了大功，卻不向趙王請封，很有俠的風範。 最值得壹提的是魏國的信陵君，四大公子之首，富有戰略眼光，能力超群，品德高尚，堪稱完美的人。他為了對得起國家竊符救趙，為了對得起國君客死異鄉，忠肝義膽，舍身取義。正是這樣壹個人，才使諸侯皆不敢加兵謀魏數十余年，稱的上：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孟嘗君 春秋戰國時期，除了戰國四君子外，還有壹些剌客表現不俗。專諸、聶政、豫讓、荊軻等都被載入了史冊。做為剌客身份的俠客，他們都表現為重情重義，忠肝義膽，士為知己者死，明知壹去就是死，還毫不畏懼，舍身取義，俠字在這裏就是忠義，對君主忠，對朋友義。知恩圖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德，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也是那個時代俠客的行為準則，俠客文化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的。 荊軻刺秦王，出征時唱的歌 金庸先生說:「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在春秋戰國時代，還有壹個布衣之士，墨家的創使人壹壹墨子，堪稱 中國遊俠的鼻祖。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唯壹壹個出身農民的哲學家，在戰爭隨時暴發的亂世裏，他帶領著墨家弟子穿梭於各諸侯國之間，為消除戰禍，使百姓免於戰火做出了很大貢獻。楚國攻宋，墨子派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持守城裝備幫助宋國，又以機智交鋒，迫使楚國退兵，保全了弱小的宋國，可以說墨子對俠的運用，大到了為國為民。據考證墨家後來分化為兩支，壹支註重科學理論研究，另壹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 墨子 悠悠歲月，雖然俠客這個群體已經消失，但是俠客精神永存。行俠仗義、舍身取義、為國為民，依然是我們的行為準則，只要心存俠義，皆可為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