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死亡是壹個禮物。”大學哲學教授大衛·戈爾被處以死刑之前，對記者貝茜·布魯姆說。24小時之後，戈爾被註射毒針死去，同時布魯姆找到了案件的真相：戈爾是無辜的，他安排了壹切假象，好讓自己成為壹個死刑冤案，以推動死刑的廢除。
故事發生在美國德州，基本的背景是：1977年，註射死亡被發明之後，因其與電椅、絞刑和毒氣室相比不那麽殘酷，美國很多州又恢復了死刑——現在50個州中有38個州的刑法中有死刑，尤其在喬治·W·布什任州長期間的德州，死刑數量猛增。
據說，導演艾倫·帕克就是為了反對布什“堅決支持死刑”的態度而拍攝這部電影的。
在故事的最表層，艾倫·帕克通過提供壹個生動的死刑冤案，贏得了觀眾的同情（在這點上幾乎有點投機取巧），也闡述了反對死刑的壹個比較常見的理由：法律是神聖的，但在現實中永遠都是“人在審判另壹個人”，人的審判註定是有限的，無法完全剔除偶然性的，是會犯錯的。這種有限性不是死刑能承受的，因為死刑壹旦執行（生命壹旦被剝奪）就不可挽回。
正如直接參與法國廢除死刑的著名律師羅貝爾·巴丹戴爾所說，壹個人的生命如此尊貴，是不應該被這種或那種偶然性所決定的。偶然性的存在顯出了死刑判決的荒謬。“人對人的死刑，其實都是壹種‘私刑’，因為上帝的審判屬於上帝，但人間的法庭無法滿足正義的絕對要求”。
艾倫·帕克用戈爾的死來彰顯人之審判的內在有限性。這壹點類似於法國哲學家加繆在《局外人》中，通過壹個遊離於秩序的“局外人”之被判死刑來彰顯秩序和審判之“荒謬”。
在法庭上，“局外人”默爾索在母親下葬時“竟然不哭”等“不尋常”的生活點滴都被嚴密地論述成為完整的“罪狀”，成為死刑（該死）的依據。而這種嚴密與完整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已經被審判者的偶然道德偏好所滲透。對於戈爾，因為他背著“強奸犯”（因為學生的誣陷）的罪名，所以幾乎沒有人懷疑他殺人的罪狀。這種“深信”同樣是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