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長，但很有用。從基礎做起，方便大家理解。
首先，從董卓的家族說起。《三國誌·魏誌·董卓傳》註引《英雄記》說："（董）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董卓的父親以微官擔任過潁川郡的綸氏縣尉，是掌握緝捕“盜賊”的武官。董君雅既是武職人員，必然長於騎射，這和他的籍貫是涼州的隴西臨洮分不開的。
當時，涼州是壹個特殊地區。《後漢書·陳龜傳》說：“今西州邊鄙，土地瘠埆，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所謂“西州”即指涼州。同書《虞詡傳》說：“諺日：‘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僅從這兩條史料來看，在當時與“羌胡”長期戰爭的情況下，加以“關西出將”的傳統，從而形成涼州這個地區的特點。“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內地男耕女織的生活，對這裏來說，幾乎是很難想象的。當然，“土地瘠埆”的自然條件，是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涼州的地理因素，加上東漢末年的長期戰亂，必然孕育長於騎射、以鞍馬生活為主的傑出人物，董卓即是其中的典型。
董卓長期生活在這個特殊地區，與“羌胡”雜處，而且被人們視為“羌胡之種”（《後漢書·列女傳》），很可能，其母即非漢族。在這種“邊鄙”環境中，培育了董卓的才能。“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這是《三國誌·魏誌·董卓傳》對其才武的描述。《後漢書·董卓傳》作“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李賢註引《方言》說：“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即是說，身負兩弓、騎馬奔馳之際，董卓能夠左右張弓射箭，說明其力量之強和騎術之精。《三國誌·魏誌，董卓傳》又說："（董）卓少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漢書·董卓傳》以此為基礎，增加了“以健俠知名”、“為羌胡所畏”兩句。說明董卓不但是壹名遊俠之士，而且以此著稱，在當地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並為“羌胡”所畏懼。又《三國誌·魏誌·董卓傳》註引《獻帝起居註》說："（李）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李傕是此後董卓手下的大將之壹。如前所說，涼州被當時人們看作“邊鄙”，李傕是涼州北地郡人，因而被稱為“邊鄙之人”，含有輕蔑之意。至於為什麽加以輕蔑，十分明顯，即是因為“習於夷風”，長期與“羌胡”雜居，對內地的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屬於低文化層人物。李傕如此，董卓也應該如此。
《三國誌·魏誌·董卓傳》註引《吳書》說：“郡召（董）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這裏的“郡”，所指當然是董卓的家鄉隴西郡。從擔任郡吏到州吏，不是“監領盜賊”，就是“領兵騎討捕”，都是武職，這和董卓的“才武”分不開的，郡太守和州刺史所欣賞的，當然也是他的“才武”。
在涼州，董卓擔任過“兵馬掾”，由於這個職務對此後的軍事生涯具有密切關系，這裏有必要作較詳的考察。《後漢書·董卓傳》說："（董卓）為（涼）洲兵馬掾，常僥守塞下。”關於東漢時期州壹級兵馬掾壹職，有關史籍沒有具體記載。但在《後漢書》中卻有三條關於郡的兵馬掾的史料。其壹見《東夷傳》："（句驪）復與遼東鮮卑八幹余人攻遼隊，殺略吏人。（遼東太守）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酌以身捍諷，俱沒於陳，死者百余人。”其二見《烏桓鮮卑傳》：“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日：‘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嚴）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其三見《劉茂傳》:“延平中，鮮卑數百余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張）顯促令進，（嚴）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這三條史料所敘述的，壹條在遼東郡，另兩條所記是同壹事，在漁陽郡，都屬於當時的邊郡，說明“兵馬掾”壹職應該專設在與少數民族鄰接的地區，任務是作戰時參與策畫，並身臨前線，交鋒對陣，這是邊郡的重要武職。州壹級的“兵馬掾”，其職責應該與郡相同。在這個職位上，董卓不但以他的“才武”激守塞下，投身戰鬥，而且協助刺史參與謀畫。作為此後的將軍和統帥，涼州兵馬掾任上的這壹段經歷，對董卓來說，應該是壹次重要的鍛煉。
在涼州，董卓可以兗任州郡吏，按照其時慣例，應該屬於當地豪族。
漢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擊漢陽叛羌，破之”(《後漢書·董卓傳》）。什麽是“六郡良家子”,因為涉及到董卓的出身和此後的發展，這裏有必要加以說明。《漢書·地理誌》說：“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這裏頗為生動的描述了這壹地區的特點。從當時的行政區劃來說，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四郡屬於涼州，上郡、西河兩郡屬於並州；但是，以自然條件、民風材力而論，六郡完全相同，並不因為分屬兩州而有所差異。從西漢開始，就從並、涼兩州的六郡“良家子”中，選拔“期門”、“羽林”，即皇帝的衛士。這個地區的人們“修習戰備，高上氣力”，這僅是條件之壹；此外，還有壹個重要條件―“良家子”，他們必須出身“良家”。據《漢書·地理誌》註引如淳的解釋，即“醫、商賈、百工不得豫也”。再據《史記·李將軍列傳》索隱：“如淳雲：'（良家子）非醫巫、商賈、百工也。”’漢代將“醫巫”、“商賈”、“百工”的人家認為非“良家”，其子弟也不能作為“良家子”，反之，凡是非上列人家的子弟，即所謂“良家子”。董卓的父親擔任過綸氏的縣尉，董卓本人也擔任過涼州的州郡吏，當然可以具備入選的條件，成為“期門”、“羽林”。董卓由涼州邊鄙之地來到京師洛陽，同時，“六郡良家子”又是名將出身的最好途徑，趙兗國、甘延壽即是如此（參看錢文子《補漢兵誌》）。對董卓來說，這是壹生中的重大轉折。從此，他逐漸參與東漢政府的軍事行動，取得高位，並擁有壹支精銳的涼州部隊。
董卓是如何建立並發展他的軍事力量的。
如上所說，在京師洛陽得到中郎將張奐推薦，董卓回到涼州，以軍司馬職位參加了對羌族的戰爭。張奐是董卓的同鄉。《後漢書·張奐傳》說：“張奐字然明，敦煌淵泉人也。父惇，為漢陽太守。”張奐是敦煌郡人，其父張惇又曾任漢陽太守，敦煌、漢陽兩郡都屬於涼州，說明父子兩人在涼州具有較高威望。張奐所以推薦董卓，是欣賞他的”才武”，以及在涼州的知名度。由涼州到京師洛陽，對董卓來說，是壹個重大轉折；由洛陽再回到涼州，這又是壹個重大轉折。原因很簡單，脫離涼州這個土生土著之地，董卓要發展他的軍事力量，是十分困難的。
《後漢書·張奐傳》說：“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投詡，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余人。冬，羌岸尾、摩鱉等脅同種復鈔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余人，三州清定。”在這次對羌族的戰爭中，董卓顯示了他的軍事才能。戰爭結束後，董卓“拜郎中，賜縑（jian）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己，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為《後漢書》作註的李賢說：'‘為功者雖己，***有者乃士。”即是說，董卓認為自己雖有指揮之功，但作戰還是要依靠戰士，因此，將賞賜的九千匹縑（jian）毫無保留的分給吏卒。十分明顯，僅據這個事例，說明董卓不但“才武”，而且具有大將或統帥的風度和才能。董卓所以能夠組成以他為首的涼州軍事集團，並控制東漢政府，原因即在於此。
據《後漢書·董卓傳》，在張奐領導下擊破並、涼兩州的羌族後，董卓“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為並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麯陽，軍敗，抵罪”。除鎮壓黃巾起義失敗，又見於《後漢書》的《靈帝紀》、《皇甫嵩傳》外，在並州刺史、河東太守任上，《三國誌·魏誌·董卓傳》註引《英雄記》說："（董）卓數討羌胡，前後百余戰。”說明其主要任務仍是對付“羌胡”。盡管沒有離開過戰場，董卓卻再次離開了涼州，不在涼州，即是脫離發展的土壤，特別是武裝力量的發展。但是，當鎮壓黃巾起義失敗抵罪之後，幸運卻降臨到董卓身上，不但得以回到涼州，重新組織軍隊，而且迅速發展，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董卓軍敗抵罪在中平元年，就在這年冬天，涼州再度燃燒起反抗東漢政府的烽火。《後漢書·董卓傳》說："（中平元年）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桴罕河關群盜反叛，遂***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托誅宦官為名。”這是壹次規模巨大的“羌胡”起兵，東漢政府派左車騎將軍皇甫嵩率軍前往鎮壓。董卓就在同時被任為中郎將，作為皇甫嵩的副手，因而得以再次回到涼州。
皇甫嵩是涼州安定郡人，據《後漢書·皇甫嵩傳》，他是“兵動若神，謀不再計”的傑出將帥。“本朝失敗，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皇甫嵩）與董卓耳。”這是皇甫酈對其叔皇甫嵩說的。說明這時董卓的地位已經和名將皇甫嵩相等，被人們視為可以安定這個戰亂時代的傑出人物。由於皇甫嵩對宦官集團的僧恨，被中常侍張讓誣陷為“連戰無功，所費者多”，被征還並遭到處分。這是董卓與皇甫嵩的第壹次合作。其間，董卓還以破虜將軍名義，在司空張溫統率下繼續在涼州對邊章、韓遂作戰。《後漢書·董卓傳》說："（中平）五年，（王國）圍陳倉，（董）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這是中平五年董卓與皇甫嵩的第二次合作。
《後漢書·皇甫嵩傳》註引《獻帝春秋》說：“初，（董）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兩雄不並立，所謂“爭雄”，說明兩人之間矛盾的起因，也說明了矛盾的表現。由於董卓手握重兵，東漢政府當然不放心，將他調到京都改任他職，借以剝奪其兵權。《後漢書·董卓傳》說："（中平）六年，征（董）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lin）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董卓擁兵自重，挾“羌胡”以威脅政府，詞氣嚴厲，拒絕前來京師，更拒絕交出軍隊。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情況下，東漢政府即企圖利用董卓與皇甫嵩之間的矛盾，使皇甫嵩以武力解決董卓。同《傳》又說：“及靈帝寢疾，璽書拜（董）卓為並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日：‘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xia）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壹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即是說，所率領的軍隊僅屬董卓個人，也只聽其命令，完全可以帶到並州，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交給皇甫嵩，詞氣仍舊十分嚴厲。而且董卓既拒絕交出軍隊，又拒絕就任，前赴並州，只是將大軍屯駐在司隸所屬的河東郡，觀看東漢政權內部的變化，也當然觀看皇甫嵩的動態。至於皇甫嵩這方面，盡管其侄皇甫酈對他說："（董）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並建議“杖國威以討之”(《後漢書·皇甫嵩傳》）。老謀深算的皇甫嵩終於不敢動手，說明其時董卓的武裝力量不但已經和皇甫嵩相等，而且很可能超過了皇甫嵩。
董卓所掌握的軍事力量，是在涼州形成發展的，前引《後漢書·董卓傳》所說的“湟中義從”和“秦胡兵”即包括在內。關於“湟中義從”,《後漢書·西羌傳》說：“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日‘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說明“湟中義從”是湟中地區的“月氏胡”，曾在北宮伯玉領導下發動過反抗東漢政府的起兵。如前引《董卓傳》所述，這次起兵曾遭到董卓和皇甫嵩的鎮壓。董卓軍隊中的“湟中義從”，其中壹大部分應該即是這次戰爭中的降人或俘虜。至於“秦胡兵”,“秦”是指涼州的漢族士兵，‘胡”則是指非漢族士兵，即所謂“羌胡”，請參看拙著《釋“秦胡”》壹文（（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第1期），這裏不再重復。因此，在上引董卓對東漢政府的第壹次上書中，曾強調軍中的“羌胡”，即說明他所掌握的武裝力量，不但有涼州“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的漢族士兵，還有大量非漢族士兵，不論漢族還是非漢族，他們都是富於戰鬥力的精兵。當時，著名女詩人蔡琰（yan），在其名篇《悲憤詩》中，描繪她所親身經歷過的這個戰亂時代，其中有這樣四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後漢書·列女傳》）對董卓的軍隊及軍中的大量少數民族士兵，即作了十分真實的寫照。
此外，《三國誌·魏誌·鄭渾傳》註引張璠《漢紀》說：“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並、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董卓）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栗，況小醜乎！”這是在董卓與鄭泰的對話中，鄭泰對董卓武裝力量的稱譽。除涼州士兵、湟中義從、八種西羌已見上述外，又增加了並州和匈奴屠各族的士兵，同樣是為“百姓素所畏服”的精兵。這是董卓兼並丁原所屬並州軍隊以後的情況。至於董卓所部將領，據《三國誌》和《後漢書》，有：
（壹）李傕《三國誌·魏誌·董卓傳》註引《英雄記》說："（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屬於涼州，前引《三國誌，魏誌·董卓傳》註引《獻帝起居註》:"（李）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李傕在軍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的大將之壹。當董卓為呂布所殺以後，他成為涼州軍的首領，繼續招引“羌胡數千人”，並有“羌胡大帥”在內（《三國誌·魏誌·賈詡傳》註引《獻帝紀》)，以兗實其軍事力量。
（二）郭汜《三國誌·魏誌·董卓傳》註引《英雄記》說："（郭）汜，張掖人，壹名多。”張掖郡屬於涼州。同《傳》又引《獻帝起居註》說：“郭多，盜馬虜耳。”說明在從軍以前，郭汜在涼州是壹名以盜馬為生的無賴。他在軍中任校尉，也是董卓手下的大將之壹。當董卓為呂布所殺以後，他成為涼州軍事集團僅次於李傕的首領。
（三）張濟據《三國誌·魏誌·張繡傳》，張濟是武威祖厲人。武威郡屬於涼州。張濟也是董卓軍中的壹名校尉。
（四）樊稠據《三國誌·魏誌·董卓傳》註引《九州春秋》，在韓遂與樊稠的對話中，韓遂曾說“與足下（樊稠）州裏人”。韓遂是涼州金城郡人，樊稠也應該是涼州人。《後漢書·董卓傳》註引《獻帝紀》說："（李）傕見（樊）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
（五）李蒙《後漢書·董卓傳》說："（李）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余萬，與（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前此，李蒙又曾與徐榮奉董卓的命令擊破孫堅，見同《傳》。《後漢紀》卷二八說："（興平二年）二月，李傕殺右將軍樊稠、撫軍中郎將李蒙。”(“蒙”原作“象”，周天遊《後漢紀校註》據《後漢書·董卓傳》註引《後漢紀》改。）
（六）王方《三國誌·魏誌·董卓傳》說："（李傕等）與（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與樊稠、李蒙二人相同，王方也是董卓的部曲。
（七）胡軫（胡文才）《三國誌·魏誌·董卓傳》註引《九州春秋》說：“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三國誌·吳誌·孫堅傳》註引《英雄記》，胡文才名軫。胡文才、楊整修兩人都是涼州大人，所謂“大人”,據《後漢書》，這個詞可以具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岑彭傳》註：“大人，謂大家豪右。”《馬援傳》註：“大人，謂豪傑也。”“大家豪右”或“豪傑”較為切合胡軫(的身分。說明在涼州胡軫應該享有較高威望，為李傕等人所敬重。《後漢書·董卓傳》稱胡軫為“（董）卓故將”，同《傳》註引《九州春秋》說："（董）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因此，胡輪的地位當在李傕、郭汜之上。
（八）楊整修（楊定）惠棟《後漢書補註》卷壹六說：“整修，即楊定也。興平元年，為安西將軍；二年，遷後將軍。”《後漢書·董卓傳》說：“安西將軍楊定者，故（董）卓部曲將也。”惠棟的推斷是可能的。余見上。
（九）段煨《三國誌·魏誌·賈詡傳》說：“是時，將軍段煨(wei)屯華陰，與詡同郡。”賈詡是武威姑臧人，殷煨(wei)與之同為武威郡人，武威郡屬於涼州。《後漢書·董卓傳》說："（董卓）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mian)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余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同《傳》）又說："（董）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資治通鑒》卷五九胡三省註：“將、校謂中郎將、校尉。”因此，段煨(wei)應該是董卓的親信。
（十）徐榮《三國誌·魏誌·公孫度傳》說：“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公孫）度為遼東太守。”公孫度為遼東襄平人，徐榮與之同郡，應該也是遼東人。同書《武帝紀》說："（曹操）到滎陽汴水，遇（董）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徐榮很可能是董卓軍事力量中唯壹非涼州人的大將。《後漢書·董卓傳》說："（王允）乃遣（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李傕）於新豐，（徐）榮戰死，（胡）軫以眾降。”據前引《九州春秋》，董卓死後，盡管胡軫奉王允之命，阻止李傕進軍長安，“實召兵而還”，支持李傕向東漢政府進攻，而徐榮卻是戰死的，說明他被胡軫、李傕排除在涼州軍事集團之外。
“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後漢書·王允傳》），從上述重要軍事人物的情況來看，是完全符合的。以董卓本人為統帥，以李傕、郭汜等人為將領，下面是涼州的漢族和非漢族，並以“羌胡”為主的精兵，從而組成了富於戰鬥力的涼州軍事集團，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後控制東漢政權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