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內部
清朝後期，以光緒帝恩師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和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關系日益惡化。
當時李鴻章雖有宰相尊稱，但是當時的清政府不設宰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機構是軍機處。李鴻章空有宰相的虛名，但是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長期駐地為天津和保定，沒有皇帝召見，不得擅自進京。
清流派是清末的政治舞臺上壹個極具權勢的力量，以戶部尚書翁同龢為首，掌管軍機處和翰林院，又稱為帝黨，實力非常龐大。軍機處諸公對翁同龢極為尊重，光緒帝更是“每事必問翁同龢，眷倚尤重”。
早在對日宣戰前，時任翰林院編修的帝黨重要成員張謇就向翁同龢建議，將李鴻章調往威海前線，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俾分淮系而制約之”。出於對李鴻章和淮軍的疑忌,調湘軍北來以分淮軍之勢，借以鞏固京畿，而防內變，成為帝黨壹致的觀點，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黨的壹貫主張。直接導致了甲午戰爭的前期變成了淮軍單獨對抗日本全部軍隊的奇怪現象，李鴻章對此產生了壹定的抵抗情緒。 作為翁同龢的門生，光緒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光緒皇帝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認為其在對日作戰上過於謹慎。於是1894年7月16日，光緒皇帝下旨，申飭李鴻章，令其將北洋的全部軍隊送上前線，準備作戰：[“將布置進兵壹切事宜......若顧慮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貽誤戰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從朝鮮戰場到豐島海戰，淮軍和北洋水師勝少負多，招來了清廷中的清流派壹浪高過壹浪的責罵，斥責在朝鮮的淮軍統領葉誌超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稱其為“殘丁敗葉”；並再次指責李鴻章“貪生怕死”。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聽聞有日艦出現在渤海海域，立即慌了手腳。光緒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往來梭巡，嚴防死守，不得遠離，勿令壹船（日艦）闖入，若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本來還在渤海外圍巡防的北洋水師，就這樣被死死的鎖在了渤海灣內。
為了攻訐北洋軍事集團，帝黨的清流派言官們不惜用誇大事實甚至造謠中傷，栽贓陷害的手段攻擊李鴻章及其下屬的北洋將領。
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禦史張仲炘奏陳北洋諸種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在海上沖突已發生後，猶在上海由候補道張鴻祿經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訂購開平煤三萬石，以戰事既興，經辦人員不擬售給，李鴻章卻謂買約訂於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辦，人稱不解。尤有進者，張摺復指李經方昔使日本，與宮眷往還甚密，曾認明治天皇女為義女，且議聘為兒媳；又在日開有資金八百萬之洋行，時任津海關道之盛宣懷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貿易；前後相映，則資敵之罪，似已非妄”。
為了攻訐李鴻章，連李鴻章之子李經方讓兒子當了日本“駙馬”這種超出壹般人想象力的“故事”都能堂而皇之寫進奏折登堂入室，以至於連帝黨首領翁同龢看了這篇奏折後都評價：“語絕奇”。
當然，這篇奏折流傳出去後，對於將李鴻章塑造成“日本間諜”，效果非常明顯，至於李鴻章之子是否就這麽離奇的成了“日本駙馬”，這種毫無根據的惡意攻擊的目的，當時又有多少人真正關心呢？
為了限制李鴻章在甲午戰爭時期的權利，清流派奏請光緒帝，調來了和李鴻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東巡撫。李秉衡，遼寧人，和翁同龢是摯友，亦屬於清流言官，甲午戰爭時期，處處和李鴻章作對，各種奇葩的借口不發援軍，以至於劉公島成為壹座孤島，在經歷了悲壯的抵抗後，最終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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