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轉型期的制度缺陷阻礙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當前，許多矛盾和問題的根源在於改革不到位、制度不完善。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與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財稅金融體系不完善、企業改革不到位有直接關系；資源浪費嚴重、利用效率低下，與土地、水和重要礦產資源產權制度不清晰、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有關。目前，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還沒有得到根本消除，還出現了壹些新的體制障礙，如城鄉體制分割、產權制度不完善、國有企業改革任務艱巨、資本等要素市場發育落後、市場經濟秩序混亂等。新舊制度並存、制度缺位與錯位、法律規制不足，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不和諧的制度根源。市場主體道德水平、素質和誠信不夠高，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對構建和諧社會也有不利影響。目前，改革已經到了關鍵階段，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人們的發展意識、效率意識和自我價值實現意識顯著增強，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多樣化，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社會價值取向錯綜復雜。當前，在傳統思想文化觀、道德觀、民族觀、國家觀、價值觀受到嚴重沖擊的過程中，我們的思想文化戰線既缺乏科學揚棄傳統思想文化的精神，也缺乏對符合主流社會和時代潮流的思想文化的正確引導措施。男女老少壹般都是跟著感覺走，跟著錢走。只是當傳統文化的精華延伸到國外形成商業文化，在中國的大江南北產生巨大轟動的時候，人們的價值取向才被人類的良知所烘烤。當前，宣傳教育和思想文化建設的現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極不相適應。
利益分配格局調整的矛盾更加尖銳，實現社會公平、協調各方利益的任務十分艱巨。目前，存在著中央與地方、東中西部、省市之間、區域範圍內的多重行政區劃，也存在著行業與產業的經濟區劃，還存在著眾多作為經濟細胞的經營主體和具有經濟人與社會人雙重人格的個體“人”。在發展極不平衡的狀態下，貧富差距逐年拉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越來越嚴重。目前，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工資收入最高與最低之比已經達到3:1；城鎮居民人均最高與最低收入之比達到8: 1，城鎮居民人均最高與最低消費之比4.5:1；農村人均純收入最高和最低的比例接近30: 1。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導致社會矛盾和群體性事件增多，解決難度越來越大。
第二，城鄉二元結構導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和諧
所謂城鄉二元結構，是指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城鄉生產和組織的不對稱。當前，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轉化機制尚未建立。城鄉居民在就業、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
本文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結構理論，運用比較勞動生產率、二元對比系數和二元對比系數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進行了定量測度。說明二元結構特別顯著。建國以來，我國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始終小於1，而非農勞動生產率壹直大於1，農業與非農產業差距較大。城鄉二元對比系數為0.1-0.4，而發達國家壹般為0.5-0.9。非農增加值比重仍高於從業人員30個百分點左右。第二，二元結構階段性變化明顯。1955-1980，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二元對比系數始終在0.1-3之間，1981-1991年，農村改革、城鎮化和戶籍制度的松綁使得，但從90年代後期開始，逐漸降低到0.22，二元結構進壹步強化。當前，我國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從全國來看，東西部的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2004年，西部人口占全國28.8%，財政收入占全國17%，財政支出占全國24.9%，人均GDP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3%。從新疆這個西部欠發達省份來看，天山北坡經濟帶的人口只占整個新疆的23.3%，但GDP卻占1/2，財政收入占52.8%，其中各種稅收占55.7%。雖然地方財政支出的80%以上都投向了南疆等偏遠地區，但經濟發展緩慢的格局並沒有改變。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從2.5: 1擴大到3.3: 1。如果算上城鎮居民獲得的各種轉移支付和補貼，實際收入差距在5倍左右。農村居民人均儲蓄存款僅為城鎮居民的13.2%，金融發展加劇了財產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第三，不完善的收入分配機制制約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目前，在利益結構調整過程中，腐敗產生的“黑色”和“灰色”收入現象，如企業改制過程中的分配差異、假冒偽劣獲得的非法收入、資源壟斷產生的高收入、尋租等，嚴重影響了通過市場效率調節收入分配，使得初次分配中註重效率和再分配中註重公平的原則不足。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指出，在經濟增長的長期階段，收入分配不均沿著“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型軌跡變化，而這種“先惡化後改善”的過程大約需要50-100年。2005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逼近0.5，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上升趨勢。日本(1993)、法國(1995)等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249和0.327。中國經濟增長與利益分配的不協調還體現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貧富不平等問題十分突出。城鎮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之比為10: 1，農村居民為30: 1。僅從城鎮居民分析，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明顯快於低收入家庭，財富越來越快地向少數富人聚集。行業之間收入分配的懸殊也非常突出。職工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行業之比從1990年的2.3∶1上升到目前的3∶1，這還不包括工資以外的各種福利；特別是民航、電信、金融、郵政、石油、電力、燃氣、自來水等行業收入水平遠高於其他行業，行業壟斷難以打破，加劇了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
同時，中國還有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城鎮低收入家庭“上學、看病、買房”是常事；農村低收入家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較為突出。人均教育醫療支出占其生活消費支出的23.0%，高出全國平均水平4.5個百分點。長期下崗職工、困難企業職工和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贍養人的“三無”低收入家庭，甚至無法參加各種保險。這些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機制的存在往往是社會政治危機的主要原因。總的來說，人們對收入差距並不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相反，如果這種差距的形成機制被認為是合理的，人們不僅會認可經濟上的贏家，而且會為實現這種成功而做出自己的努力。相反，如果這種差距的形成機制本身被認為不合理，人們就不會接受，甚至可能用斯科特所謂的“弱者的武器”來反抗。
第四，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加劇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和諧
當前，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如產業結構不合理、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社會福利難以提高等，歸根結底都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造成的。總的看，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科技創新能力不強，自主研發能力薄弱，影響了競爭力的提升。自2000年以來，中國的R & ampd雖然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壹直保持在65，438+0%以上，並且逐年增加，2004年達到65，438+0.44%，但與美國R & amp；:D高達2.8%的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由來已久，無論是企業的生產行為，還是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行為，都形成了廣泛的慣性；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不僅短期內難以改變，而且有“加重”的趨勢。發展重工業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這將增加單位產出能耗的比重。中國很多省市自治區的發展理念中的“唯GDP論”並沒有完全改變。很多地方政府官員為了“出政績”，還熱衷於上項目、擺攤，最後形成了壹批落後產能。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經濟的高速發展總是伴隨著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和資源的嚴重浪費，能源資源的瓶徑越來越嚴重。原油進口依存度達到40%以上，銅進口依存度達到65%，尤其是可以提供的土地和環境資源相當匱乏。從我國西部的新疆來看，雖然國土面積占全國的1/6，但綠洲面積(包括水域面積)不足8萬平方公裏，每平方公裏綠洲人口密度為250人，高於江浙地區。由於人口增長過快，經濟發展加快，水資源利用增加，大量湖泊幹涸，湖泊總面積比50年前減少了壹半。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塔裏木河下遊400公裏河流斷流，中上遊胡楊林從600萬畝減少到360萬畝，下遊胡楊林從81萬畝減少到1萬畝。耕地鹽漬化面積達到38%，綠色生態屏障瀕臨消亡。特別是北疆和南疆頻繁的沙塵暴，危害半個中國。雖然還有很多可利用的水資源，但是開發利用的成本太高。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經濟雖然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只是規模壯大，有了工業形成，沒有工業化。棉花總產量654.38+0.89萬噸，加工不到654.38+0/5，且以紗線為主。雖然人均GDP高於中國6%，但居全國第壹，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國倒數第五。石油勘探與加工、TBEA等少數企業除外。，擁有部分知識產權，新疆整體經濟發展的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長期粗放經營，經濟運行質量不僅差，競爭力不強，而且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影響了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全面發展。
第五，傳統的經濟發展理念導致中國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嚴重失衡。
經濟發展為社會進步提供了物質條件，但不會自動帶來社會進步。如果社會發展不能取得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進步，發展的成果就難以被社會成員公平分享，發展就難以持續。傳統的經濟發展觀壹般強調經濟發展而非社會進步。很多地方在實踐中仍然把GDP增長作為發展的核心，客觀上對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不夠重視，導致“壹條腿長，壹條腿短”。社會領域的發展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更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改善的要求，直接加劇了重效率輕公平的社會失衡。在改革過程中，壹些群體的利益受損也十分突出。在近幾年的改革中，為改革付出最多的人被削弱了，沒有* * *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比如企業兼並重組過程中形成的下崗職工，城市擴張過程中形成的失地農民；城市農民工的工資、社保、中介、醫療、子女上學等合法權益缺乏維權和保險；被征地農民補償安置標準低，承諾兌現不到位。出現了壹些無地可耕、無工可做、無低保的無家可歸者，成為“城市化浪潮中新的弱勢群體”。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加劇了這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