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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裏不能不提及香港導演王家衛的作品《春光乍瀉》。王家衛在影片中運用了大量的黑白與彩色畫面的交替，意義不明的象征和平凡含混的日常對話來描述壹對流浪在異國他鄉的同性戀者的生活。最後的結局是離棄——曾有的親密最終消失在壹陣可疑的風中，有情人終不能長相廝守。懷疑、失望、寂寞和焦慮充斥在影片的各個鏡頭中，王家衛的憤世嫉俗也在兩個男人苦痛的分分和和中淋漓了出來。有人說，影片的內容只是表象，叛逆和拒絕才是王家衛的母題。而我倒覺得，與其說叛逆和拒絕，倒不如說壹種冷徹透骨的失落貫穿於影片的精神之中。對於世界無奈的黑暗與混亂，除了叛逆和拒絕，更根本的方式是極端的冷漠。在這裏，拒絕成為壹種姑且觀之的漠然——除了無奈，還有壹種“業已如此，妳又能怎樣”的悲涼自在。?
同王家衛的漠然呈現相對應，當代西方正在湧動壹股強大的同性戀政治和社會運動，它由過去對同性戀的被動辯護轉變為主動出擊，從過去的破壞傳統轉變為建構新秩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酷兒理論（“酷兒”壹詞來自英文單詞 Queer ，原意為對同性戀者的貶稱，後被激進理論者借用來概括其理論的精華，具有強烈的反諷意味）大張旗鼓地指出：超越了性別界限的同性戀不但不應該受到歧視，而且應當成為某種值得重視的新的價值追求。在他們看來，同性戀決不是壹種可憐的、躲在陰暗角落裏的生活方式，它甚至揭示了壹種新型人際關系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法國思想大師福柯就多次說過同性戀生活方式對於現存文化秩序來說是壹種“發明”：通過同性戀的實踐去“定義和發展壹種生活方式，它可以造就壹種文化和倫理”。按照福柯的觀點，性活動本來是人們追求快樂的壹種活動，而同性戀之所以在人們心目中成為壹種固定的有異常傾向的少數派群體是權力鬥爭的結果，是話語爭奪的結果。酷兒理論正是表達了邊緣群體對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的挑戰。?
然而不論今天的酷兒理論多酷，處在挑戰者位置上的同性戀在社會現實中始終還是尷尬的、弱勢的。他們作為主流社會的異己分子從出現之初就承受著道德的重負——盡管人們知道道德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所謂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其實也是歷經千年而變動不居。既然如此，也許我們可以用更為平和的心態來註目這壹次運動。同性戀影片用其特定的視角和語言記錄下了這壹段歷史，在這裏，抗拒、爭取尊嚴和自由的鬥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Petra 在《夜幕低垂》中所說的壹句話深刻的體現了同性戀者在道德上的評判：“尊嚴？！什麽是尊嚴？還有什麽比摟著自己心愛的女人跳舞更有尊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