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真正的朋友》節目截圖。
在這場旅行中，“四姐妹”的友誼充滿了溫馨感人的瞬間，而耐人尋味的是，節目標題“真正的朋友”壹詞，似乎反襯著大多數“閨蜜情”的虛偽。娛樂圈裏，“塑料姐妹花”似乎成了女星標配，姐妹疏遠互撕、勾心鬥角的報道層出不窮，似乎虛與委蛇的面子社交才是常態。不只是在娛樂圈，現實生活中“閨蜜”這壹本來展現親密女性友誼的詞匯也時常包含負面含義，類似於“閨蜜搶走了我的未婚夫”、“被閨蜜設局騙錢”、“被閨蜜誣陷傳播謠言”等網絡發言和新聞報道屢見不鮮。
相當程度上，“閨蜜”壹詞早已被汙名化，成為形容女性友誼關系脆弱和虛情假意的代名詞。女性之間是否有真正的友情？這種脆弱的閨蜜情，是人們的刻板印象，還是確有其事？在常常滑入以男性為中心的陷阱的女性情誼中，女性應該如何形成真正堅固的***同體？在今天，這成為了某種程度上“叩問靈魂”的發問。
撰文｜阿莫
“醜陋”的閨蜜情男性友誼在影視和文學作品中，常常被高度美化，並通過壹些非常浪漫的情節來體現，譬如借錢、頂罪、托孤、出生入死。無論作品的背景是在戰場等特殊場合，還是日常生活中，我們時常看到這樣的場景：為了兄弟，男人們願意做出種種犧牲，包括自己的事業、家庭、甚至生命，借此，“哥們兒”都被反復歌頌，“為兄弟兩肋插刀”的概念被廣泛傳揚。
相比之下，女性的友誼則被呈現出容易破碎的形狀：古代宮鬥劇和現代職場劇、家庭劇中，女人爭風吃醋、勾心鬥角、互相陷害，上壹秒還是摯友，下壹秒就可以轉臉不認人；她們之間雖然並非沒有感情，但這些感情常常困頓於虛榮、比較和敏感，是經不起時間與金錢考驗的，充滿了大大小小的間隙。
《後宮·甄嬛傳》中的華妃。
常常為人所輕蔑的女性友誼展現了社會對女性刻板印象中的奇怪矛盾。壹方面，人們往往認為女性是更細膩、溫柔、比男性註重感情的，正如美國心理學家 珍尼特 ·希伯雷·海登（JanetShibley Hyde）在其作品《婦女心理學》中根據研究得出結論：
“女性對人和內心世界的關註能力和體察能力優於男性…...女性的情感不僅細膩、深沈，而且更容易移情，具有易感性，更富有同情心，因此比男性有更多的親社會情感。”另壹方面，人們又覺得女性會對同性密友“背後插刀”。不少人認為誇張化的戲劇呈現只是對現實女性友誼的壹種醜化，但不可否認的是，影視文學作品也部分反映和揭示了社會現狀，畢竟能夠讓觀眾從現實生活中找到***鳴和投射的題材，才能夠壹再地熱播下去。熒幕中的虛偽閨蜜正是和成千上萬網絡熱帖中的“塑料姐妹花”交相輝映，才能夠獲得持久的生命力。
值得註意的是，當人們在討論女性友誼的虛偽或脆弱時，在這些討論中，女性之間友誼的問題往往被處理成壹個私人問題，即，友誼的破碎是某壹個女性的人品/性格的問題，或者是某壹類女生的問題。然而，由於充滿著自我暴露性、聯結性和緊密性，女性友誼絕不能局限於私人的親密關系，必須被置身於女性所處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背景中去理解。
對此，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在她的著作《厭女》中深刻探討過父權社會中女性友誼的困難性。上野千鶴子指出，女性***同體比起男性***同體而言，更容易充滿混亂和動蕩，而這種混亂和動蕩，是社會為兩性設定的不同社會角色造成的。
《厭女》
譯者: 王蘭
版本: 上海三聯書店 2015年1月
在男性世界中，同性之間同樣存在競爭，但價值標準相對來說比較壹元化，金錢和權力是明確男性社會地位和價值最簡明易懂的尺度，“讓男人傾倒”的男人，女人也會為之傾倒——男人喜歡錢與權，女人喜歡有權有錢的男人。這壹明確的價值觀在大多數情況下決定了男性的階層之間相對是穩定的，不太會產生突變。所以，男性也比較容易建立自我認知和對他人的認知，從而建立起穩定的階層和情緒，例如對上層產生尊敬或嫉妒的情緒，對同階層產生友好或競爭的情緒，對低階層產生同情或蔑視的情緒。
在女性的世界裏，情況則復雜得多。壹般來說，大部分女性都掙紮在三個不同價值體系的漩渦之中——壹是與男性同樣需要在社會上拼搏金錢與權力的體系；二是異性眼中的價值，即是否對異性具有吸引力；三是同性群體之間的價值，如是否值得信賴等等。這三個體系在大多數時候是非常沖突的。例如，在傳統觀念當中具有陰柔女性氣質的女性似乎不能在男性本位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取得話語權和自主權。如果女性要想與男性比肩抗衡,那麽女性在生理特色和性格氣質上就要“男性化”和“雄性化”，成為壹個“女強人”。但這樣的女性又會因為“不夠有小女人”而在婚戀市場上鎩羽而歸。如果要成為男人眼中的優秀女人，時刻作出討好男性的姿態，往往又會在女性群體中被視為做作的背叛者，是割裂女人之間的紐帶，排擠對方自己往上爬的女人。由於女性很難同時滿足三個不同的價值體系，所以對自我與他人的認知常處於徘徊之中。
女性的社會地位變化也比男性多，這讓她們之間的關系也不斷變化，很難確定自己和其他女性的位置。大部分女性由於欠缺社會資源，許多時候只能通過歸屬於男人的途徑獲得社會生存，靠男性賦予價值。在這個過程中，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她的婚姻關系緊密結合，隨時處於變幻莫測的狀態當中。只要能夠獲得壹個高階層的男性，就能獲得決定性的階層提升。因此，圍繞女人的歸屬，即“被男人選上”而展開的鬥爭，這是男女之間的最大不同。只要還處在時刻需要把所有同性視為對手的性別不對等的社會中，女人***同體就很難成立。
以男性為中心的女性友誼哪怕不視對方為直接的競爭對手，女性之間的友誼也時常面臨喪失主體性的危險——閨蜜情常常與以男性為中心的婚戀問題緊密相關。
在文學影視作品中，這種現象被彰顯得淋漓盡致：朱德庸所著、早年被改編成電視劇的漫畫《粉紅女郎》中的幾個閨蜜被分別起名為結婚狂、萬人迷、男人婆、哈妹……單從外號上就能看出，這幾個女性的形象與生活是以男性視角為核心的。而她們的生活也是圍繞著“誰談戀愛了”、“誰分手了”、“誰要結婚了”進行的。亦舒所書寫的《我的前半生》所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中，盡管有諸多女性友誼的探討，但兩位好朋友的感情完全糾纏在她們和男性的親密關系中，是以男性為核心和主線的：唐晶和羅子君的友誼展現在當羅子君老公出軌之時，唐晶親自出面警告並“手撕小三”，又幫羅子君走出離婚後的困境。兩人的友誼也破裂在男人身上——羅子君與唐晶的男友相愛了。相比起來，《歡樂頌》則在主題上更加開放壹些，包含壹些職業和代際關系的內容，但綜觀五位女主角的感情，許多次都升華在對彼此戀愛關系的幫助和出謀劃策上，她們的生活主調也大多和婚戀有關......
《粉紅女郎》劇照 。
《我的前半生》劇照。
《歡樂頌》劇照 。
這種展現女性友誼的方式值得探討，因為與男性友誼相比，它呈現出壹種完全不同的形態。在表達男性“兄弟情”的作品中，我們常看到男性因為堅持***同的理想、擁有同樣的興趣愛好、從事同樣的事業而建立感情，結為好友。但與之相反，閨蜜的感情往往只和分享愛情經歷和私密感受相關。例如，在諸多偶像劇中，閨蜜都負責擔任女主角和男主角感情的助推器。相應地，當閨蜜有了屬於自己的愛情時，女主角也會擔當幫助者的角色。很難見到她們有***同的特殊興趣或者事業目標。盡管她們有著不同的性格和生活經歷，但她們的同性友誼都同樣享有著壹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成為愛情之外的另壹個避風港。
事實上，類似的呈現方式是有現實依據的。心理學家的調查和研究表明，男性更喜歡以“壹起玩（do activities）”來增進、維持友情；而女性關系的親密則更多表現在交流與分擔情緒和感受上——“男性分享活動，女性分享情感”。
有人認為，這說明了女性友誼比男性友誼更為深刻和緊密，然而依靠分享私密情感，圍繞婚戀建立起來的女性友誼有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壹是由於扶助彼此獲得“婚戀幸福”是友誼的核心，壹旦雙方的利益產生沖突（例如在婚戀上有所競爭或差距），友誼很容易分崩離析，在分崩離析的過程中，由於之前的友誼主要是建立在彼此的隱私/感情暴露上，更容易拿對方的軟肋傷害彼此。《小時代》中四個從中學起就是好朋友的女孩就是典型的例子。當她們感受到朋友與自己的男友有所曖昧時，多年深厚的友誼迅速坍塌。二是女性友誼始終排在婚戀的重要性之後，因為婚戀狀況的改變，她們的友誼也會產生巨大改變，與男性群體中常說的“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不同，女性友誼中，閨蜜往往需要讓位於男友/丈夫。
《小時代》劇照 。
女性友誼的這種樣態並不是天然形成的，和女性的自我認知與人生規劃壹樣，有著深厚的歷史和社會原因。正如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女性主義學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數十年前就提出的，“他是主體（the Subject），是絕對（the Absolute），而她則是他者(the Other) ”，雖然時代前進了，但女性特性依舊是圍繞著男性主體，根據父權制文化的“他者”規定而後天形成。
歷史範疇內，無論中外，很長壹段時期內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家庭都是唯壹的生活場所。茶館/咖啡館、市場、廣場等男性可以聚集並發展友誼關系的公眾場合都禁止女性出入。女性友誼因此往往局限於閨閣內部，發生在私人生活領域。再加上受教育程度不高，她們之間的情誼往往只是淺層次的交流，局限於平凡無奇的家庭生活，充滿了情感的表達、需要和心理上的展示，以此來發展真正的友誼是不充分的。同時，相對於配偶關系、母子關系和親屬關系，社會顯然期待女性友誼是次等重要的，維持深度、持續的友誼並不現實。
現代社會，盡管女性得到了壹定程度上的解放，但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和期待，幾乎不可避免地使得她們比起男性更多被家務、育兒等事務捆綁在家庭之中。女性為人妻、為人母被歌頌為理所當然的要務和通向幸福的唯壹途徑。於是，當把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上之後，留給女性去維系那些親密的友誼的時間越來越少，如果家庭事務負擔較重，她們接觸的圈子則會變得更小。
有調查數據顯示，在婚姻和為人父母的早期，女性的友誼比男性顯著收縮。原因是結婚生子後，女性最被人承認的社會身份往往變成了“某某的媽媽”，生活圍繞著孩子打轉，身邊的女性社交圈所剩無幾。尤其是當壹個女性選擇或被迫成為家庭婦女時，與社會的聯系進壹步切斷，對於她們來說，也許最便捷的交友方式就是建立“媽媽群”。
但在“媽媽群”這種由生活境況而非***同趣味或理想連接起來的社交圈中，女性很難去建立真實、深厚的情感聯結，大都只是停留在浮於表面的人際交往。同時，這種社交圈中往往也存在著大量的攀比與競爭成分，最終成為虛偽的“塑料姐妹花”。
姐妹聯盟能實現嗎？性別刻板印象、社會階層、性別不平等種種問題，女性之間的友誼面臨比男性友誼更多的沖突可能，更難以維持。但在現實生活中，以上的社會現狀和女性困境卻往往被忽略，女性友誼的不穩定常被偏激地歸結為女性特質有關。
如果閱讀微博、知乎、微信公眾號、論壇等等社交平臺上關於女性友誼的發言，就會發現女性被歸結為脆弱，熱愛炫耀、攀比，善妒的，她們會為了某個閨蜜比自己家的好而暗自記恨，也會為了壹個男人而反目成仇。不少網友都提到，要想發展壹段友誼，就要避免某些“女性特質”，甚至有很多女性強調自己“不愛跟其他女孩交朋友，因為女孩事多/虛偽”。情感節目主持人塗磊曾在節目中說過以下幾句話，非常能代表壹種常見的觀點：
“我認為女人之間的友誼是極少極少的，即便存在，也不是在女人和女人之間，而是其中有某壹個女性，多半具有男性的色彩。她具備男性的豁達、直率和開朗，而較少女人的嫉妒心、虛榮心和攀比心。這樣的閨蜜才可能長久，而絕大部分的女人之間，都不會有友誼。”《綠皮書》劇照 。
這是壹種非常典型的分化言論——只有被社會接納為“名譽男人”，女性才能擁有男性才能享有的美好感情關系。人們常常恭維壹個女性“和其他女孩不壹樣”，但在表面恭維的背後，是她絕不會被真正融入男性***同體的現實，只要她還需要在三套不同的社會價值衡量體系中反復掙紮，女性就擁有也不會成為“兄弟連”的壹部分，正如電影《綠皮書》裏試圖進入白人中產階級生活裏的黑人。對女性特質的攻擊和汙名帶來的，只是女性***同體的進壹步割裂。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必完全對女性友誼持有悲觀態度，復雜的競爭關系、艱難的環境既可以抹殺友誼，但同樣可以為女性友情帶來某些特殊的品質。從中生長出來的閨蜜之情是壹種復雜和珍貴的產物。
意大利著名作家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的 “那不勒斯四部曲”第壹部《我的天才女友》在去年被改編成了影視作品，並獲得廣泛好評。其講述了兩個女主人公莉拉和埃萊娜的少女時代。她們的故事從相識開始，產生了種種微妙變化——在艱難的環境中，同樣身為弱者的兩個女孩相互支持、妒忌和猜疑，又不斷向對方學習並由此獲得成長。
《我的天才女友》劇照。
而且，可貴的友誼不僅僅能成為私人生活的慰藉和情感支撐，還能夠在更大層面上發揮作用，成為影響公***生活和社會的助推器。早在古典時期的希臘，友誼在許多城邦已經成為個體之間在公***生活中具有美善感的個人關系，亞裏士多德認為公民間的友愛是維系城邦***同體的基本紐帶。工業革命後，隨著傳統社會團結機制的瓦解和人際交往的疏離，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在《***同體與社會》中表示，友誼關系可以成為壹種精神紐帶，成為人們同心協力工作、思想壹致的基礎。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Emile Durkheim）也將友誼作為社會團結的壹種機制來應對19世紀的社會失範問題。而對於常年以來都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女性來說，友誼成為彼此依賴、扶助和權益抗爭的重要形式。
《***同體與社會》
譯者: 張巍卓
版本: 商務印書館 2019年2月
早在18-19世紀，英國的女性就嘗試通過友誼會的形式來形成***同體。女性友誼會會為其成員提供的服務主要是疾病、分娩、喪葬津貼和養老金,此外還有定期的宴飲和娛樂活動，有些女性友誼會還創建了自己的圖書館供成員學習。女性友誼會盡管由於政府政策原因，存在時間不長，但在女性福利供給方面具有開創性作用。工業革命興盛的18-19世紀，女性友誼會在工人階級女性就業、降低家庭生活風險、女性救濟方面意義重大。
20世紀60-70年代爆發的女權運動則是另壹個值得銘記的女性友誼標桿，女性關系告別了在男性面前的“爭寵”和大大小小的內部矛盾，在女權主義的倡導下向團結壹致、反抗男權的方向發展。走上街頭的女性抗議者、支持私人墮胎手術的醫生護士和參加婦女組織的家庭主婦們，為了救助朋友和同胞面臨著極大的風險與犧牲。這表明了女性之間的友誼不僅是個人進行自我肯定或者滿足的途徑，也有能力通過女性的聯合對現存社會的兩性關系和社會秩序提出挑戰。
近年來，“姐妹聯盟”通過互聯網的力量重興，無論是席卷全球，反對性騷擾的#Me Too運動，還是最近美國女性為了反對墮胎法案而發起的運動中，都有許多女性惺惺相惜、互相支撐、並肩作戰的身影。她們也許生活中互不相識，相隔在大洋兩端，從未彼此分享過私密的感情生活，但在壹種更寬廣的層面上，她們形成了壹個***同體，同樣值得人們感嘆壹句——友誼地久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