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10日，壹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二屆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舉行聯席會議，彭真副委員長作《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關於1955年秋收後視察工作的通知（草稿）》的說明。當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常委會聯合發出關於1955年會後組織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壹起到各地視察農村和城市的各項工作的通知。兩天後，壹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二屆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再次聯合舉行擴大會議，聽取關於1955年秋收後視察工作問題的報告，對視察工作作出具體部署。
圖：1955年下半年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視察工作報告等材料。
從此，人大和政協在常委會層面的聯動活動日益增多，通過召開聯席會議形式討論通過壹些“通知”或“決議”。例如，1956年10月舉行擴大聯席會議，印度尼西亞***和國總統蘇加諾到會發表演說，劉少奇委員長、宋慶齡副委員長發表講話；1956年11月舉行聯席會議，討論1956年下半年視察工作，通過《關於寬大處理和安置城市殘余反革命分子的決定和關於對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壹律由人民法院判決的決定》；1957年9月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人民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0周年籌備委員會”，推舉劉少奇為主任委員；1957年10月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並基本同意《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並決定公布實施，征求人民意見；1958年8月、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舉行兩次聯席會議，壹次是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應邀在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另壹次是聽取誌願軍司令員楊勇關於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的工作報告，並作出決議。
壹屆全國人大成立後，很快就建立了代表視察制度。毛澤東對人大代表視察制度很是贊賞，提出加上全國政協委員***同視察的想法。早在1951年1月，毛澤東在同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與會代表的談話中指出：“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視察，各地不要以此為累贅。讓他們去聽聽農民的訴苦，看看農民的歡喜。我們有什麽缺點和錯誤，也可以讓他們看看，這是壹件有益的事情。狀元三年壹考，土改千載難逢，應該歡迎他們去看看。”（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黨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22頁）1955年10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省、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委員，壹起作壹個月的視察。視察可以了解情況，可以聯系群眾，對立法、行政工作，法院、檢察院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好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大事記（1954-2014）》，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頁）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作出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關於1955年秋後視察工作的通知》，組織全國政協委員同全國人大代表壹起到各地視察。從11月中旬開始到12月為止，進行了壹個多月的時間，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全國各地視察。視察內容有農業合作化、糧食生產、糧食統購統銷、落後鄉的改造、工商業的生產經營、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街道工作和“肅反”工作等問題，政協委員還把各地有關知識分子的問題列為視察的重點。
據統計，參加這次視察的全國人大代表351人，占代表總數的28.7%；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139人，占全國政協委員總數的26.2%。視察後寫出視察報告149份，提出意見、建議1000條。此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把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視察分別列入工作日程，每年安排春秋兩次視察活動。
壹屆全國人大和政協二屆全國委員會期間，兩個組織在常委會層面的聯動比較頻繁，從內容上看主要是圍繞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合視察或壹些***同的事務進行討論審議。之所以能夠召開聯席會議，是與當時人大和政協比較活躍分不開的。壹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110次會議、全國政協二屆常委會***舉行54次會議。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有交叉任職，比如宋慶齡、郭沫若、彭真、沈鈞儒、李維漢、陳叔通，既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又兼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工作上經常有交叉。
另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委壹起加上只有130人，比較容易組織。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聯席會議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合視察制度，為兩會機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圖：1957年10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常委會舉行聯席會議，討論196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圖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在會上作關於修改後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