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經濟作為壹個帶有神秘色彩的實體，它自身既帶有宗教的成分，又兼有經濟的內容。今天寺院經濟的繁榮，體現在方方面面：香火的鼎盛，寺院的富裕等等。只有讓人們更多地了解寺院經濟，積極引導它與社會相適應，寺院經濟才能更加繁榮。
多少年來，被人們視為神秘之地的寺院，隨著時代的變遷和進步，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國家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的影響下，寺廟正逐步改變千百年來“吃飯靠供養，修廟靠國家”的舊模式。正在為適應新形勢的變化，面對新挑戰，自覺或不自覺地調整寺院的功能，增加寺院內容 ，想著更加完善的寺院經濟實體的方向發展。這樣也許會帶來寺院經濟的繁榮，但也帶來了觀念和認識上的壹些新問題。
壹、 寺院經濟的興起
寺廟作為佛教存在與發展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是弟子們念佛修行的場所，擔負著眾弟子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重任。要完成這壹重任，就必須依賴於寺廟經濟的形成與發展。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並在洛陽建立漢地第壹座寺廟——白馬寺。歷經魏、晉、南北朝，到隋朝已經十分繁榮與興盛。在盛唐時期，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推行佛教，貞觀初年，嵩山少林寺擁有兩百三十頃。貞觀年間，全國寺廟多達3726座。[①]寺廟如此之多，僧尼如此之眾，都是依賴於寺院經濟的繁榮發展。歷代王朝的大力扶持和封賞成為寺院經濟形成的最初條件。除朝廷的扶持外，接受皇室貴族、富豪信徒的施舍供奉也給寺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再加上佛教所倡導的“眾生皆平等”、“今世的修行時為來世的積福”等深入民心的教義，為寺院贏得了廣大的信徒和支持者。當“軟件”和“硬件”都具備時，寺院經濟便破繭而出，展現出它的活力。
二、 引起寺院經濟芳容的“內因”與“外因”
眾所周知，佛教作為壹種外來的宗教，在它創立之初，佛教對於金錢與財富的追求便是壹種消極的態度。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同樣佛教也指出財富的危害。但是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受到了內部和外部的影響，逐步改變了以前那種觀念，形成了壹種與時俱進的教義，同時也積極適應外部環境條件的改變，尋求壹條適合自己的獨立發展的道路。
壹方面，教義的變動是引起寺院經濟繁榮的“內因“。寺院中的出家人所做的事情不外乎就是修行和遵守戒律。假設他們不從事其他活動，那麽他們的衣食住行從何而來。佛經上寫道：“佛教出世間的最高理想——“涅槃”，涅槃是熄滅了壹切煩惱，從而超越了時空，超越了生死，與現實世界對立的壹種境界，也就是否定了世間壹切的意義。[②]因此佛教徒要想達到這種理想境界，就必須拋棄壹切愛欲和追求，拋棄壹切物質利益，從而達到安穩寧靜。從而佛陀時期的佛教，從教義上也表現出對物質財富的否定。“四諦說”也是佛教的基本教義，從“四諦說”可以看出佛陀對經濟問題的處理。其中可以看出他對於人生的愛戀，對金錢和物質的追求都是苦。既然物質財富和金錢都不能給人們帶來任何幸福，而只能帶來無盡的痛苦，因而人們就應該放棄貪欲，放棄錢財，以免物欲所累。對財富的看法，在佛經中有蛇毒之喻。佛經中有這樣壹個故事：佛陀與阿難外出乞食，看到路邊有壹塊黃金，便對阿難說：“蛇毒”，阿難亦應聲：“蛇毒”。正在附近幹農活的父子倆前來觀看，當他們發展佛陀和阿難所說的蛇毒竟然是黃金時，立刻將其據為己有，可結果黃金卻使他們陷入了國庫被盜案。父子倆在刑場上行刑前，才明白佛陀所說的蛇毒之含義。[③]出家人應賺信譽修行和弘法，但又不能脫離人群，既有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等問題要解決，又要面對大眾自度和度他的工作，所以這時便出現了分歧。在公元壹世紀左右，印度出現了大乘佛教，他們普遍認為佛教徒應該隨順世法，走向人間，使自身的生活也世俗化，佛教徒當然應該去積聚財富。觀念的改變，使得佛教教義必須面對經濟事務，這樣的問題更為明顯，出家人靠乞討施舍已經很難滿足日常生活。但是又不能違背佛經上的教義。因此，促使佛教教義思想的改變，在中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利樂有情”，“農禪並重”的人間佛教思想。
另壹方面，中國自身的大環境是促使寺院經濟繁榮的“外因”。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那是的高僧大多來自於西域，他們是嚴守戒律的比丘。嚴守戒律和遵守佛制便得乞食於人。然而，中國的環境畢竟與印度有很大的差別，乞食生活能否繼續還是壹個疑問。首先，印度文化歷來就尊敬寺廟，他們相信通過布施可以得到善報，乞食得到尊敬。而中國向來以農立國，十分重視農耕，加之中國幅員廣大，缺乏勞動力，如果有人遊手好閑、乞食度日，必遭社會唾棄。其次，受到儒道文化的條挑戰。佛教作為壹種外來宗教，必然與中國本土的儒道文化發生沖突。儒家發對禁欲，認為人的本能需要是正常的，孔子在《論語》中曰：“食、色性也”。到家也強調天人合壹，陰陽和合，《老子》四十二章中有“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合。”而佛家則要求人過苦行生活，要節制自己的各種欲望。儒家文化的家族掛念特別強烈，講父慈子孝，多子多福，孟子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而佛家要求信徒離開家庭，心中唯有佛祖，過獨身生活。此外，印度氣候炎熱，野生果實很多，乞食不到，可以隨時采而充饑，而在中國卻不能如此順利地得到食物。由於以上的種種原因，在印度流行的乞食生活，到了中國卻難以為繼。[④]因此那些高僧要想修行傳道，就必須有寺院自身的經濟支持。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大亂，戰亂頻繁，人們流離失所，極其困苦。佛教所宣揚的因果報應、來世等觀念可以暫時緩解人民精神上的痛苦，大量勞動人民信仰佛教，佛教的影響由上層走向全社會。佛教的這種社會功能，對於調節封建統治者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和十分重要的。因而統治者也樂於扶持佛教，早期來自西域的傳道高僧，都受到皇家的禮遇和供養，並設有寺院作為高僧接待所，南北朝以來的寺院經濟的極大發展，是中國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強大的經濟實力的支持下，佛教在中國才能向縱深發展，隨之，寺院經濟也達到了繁榮。
在“內因”和“外因”的***同作用下，寺院經濟形成了壹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在持戒修行的同時，不放的註重和棄對物質世界對世間財富的獲取，並主張通過合法途徑和非暴力形式，反對非法交易的獲取暴利。農禪並重，已成為四眾弟子的行持的準則。“壹日不作，壹日不食”成為廣大佛教徒所遵循的優良傳統。
三、寺院經濟繁榮帶來的實際意義。
寺院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是佛教為適應社會而作的調適。社會經濟繁榮，寺院經濟穩固，佛教也就不斷發展和壯大。這時對寺院經濟繁榮實際意義的概括。長期以來，由於政治原因，宗教壹直難以在社會生活中露面，最多只是作為歷史的遺跡供人瀏覽而已，只是壹種“非資源”。改革開放的格局和商品市場經濟的形成，為宗教從非自願轉為資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會環境。
首先，寺院經濟的繁榮帶來了經濟創收，也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寺院要生存要發展，除濃厚的宗教氣氛和文化氣氛外，也離不開經濟這個硬環境來作自己的堅強後盾。僧人要有精神生活，但也離不開物質生活，離不開衣食住行服務的各種生活資料。僧人以自己的勞動所獲得的成果來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不僅可以充實自己的人生，而且堅固自己的信仰。寺院利用自己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開展各種經營服務活動增加收入，為寺院的發展增強了後勁，這種功在社會、利在寺院的好事，不但應該做，而且要繼續發揚廣大。總所周知，當今寺院不僅是信仰者作為佛教活動的場所，且已成為旅遊觀光、文物保護、古代文化研究和國際間友好往來，具有各種綜合功能的“特殊單位”。處在風景瀏覽區的開放寺院，遊人看到更多的是向遊人提供的各種服務設施。這種做法，本身已經告訴人們，寺院正在改變過去不做生意的傳統觀念，不但能夠理財，並且能夠將經濟搞活。近年來，寺院辦起了自己的素齋館、旅館、工藝品小賣部、佛教書刊流通處、到有接待處等，更有甚者，將帶有佛教特色的素齋館辦到城中的鬧市區。這些經營服務項目的開辦，不僅給寺院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入，而且受到 良好的社會效益，減輕了國家財政對寺廟的負擔，最重要的是提高僧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體現了僧人的自身存在價值。
“農禪並重”、“五明兼舉”壹直是佛所倡導的重要思想，也是現今佛教寺院發展經濟、創福修慧，實現“以寺養寺”所遵循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寺院經濟逐漸與市場經濟接軌，向著有序的方向發展。它的有序良性發展，不僅有諸多的現實意義，而且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也是黨關於宗教長期性、民族性、群眾性的具體實現。從古至今，只有國富才能民強，只有國昌才能佛盛，才有寺院經濟。因而寺院經濟的繁榮也必將給國家的兩個文明建設做出它的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