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之後，經濟正處於壹個更高級、更先進的經濟階段——數字經濟。傳統產業通過數字化、信息技術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不斷向數字化、智能化水平發展。因此，本文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和總結，為深入研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數字經濟；實體經濟；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產業轉型升級
壹、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含義
(壹)數字經濟的含義
什麽是數字經濟？DonTapscott首先提出了“數字經濟”的概念。DonTapscott(1996)在《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希望與危險》中指出，數字經濟是“用比特代替原子”的經濟。[1]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經濟的範圍越來越廣，各國對數字經濟的理解和發展重點也有很大差異。
在中國，根據2016杭州峰會《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的表述，提出“數字經濟是指以數字化知識和信息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運用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驅動力的壹系列經濟活動”。[2]和中國壹樣，韓國和俄羅斯也認為數字經濟是壹種經濟活動，但韓國對它的定義更寬泛，認為“數字經濟是基於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所有信息和通信產業的所有經濟活動”；俄羅斯認為，這種經濟活動是用來維護國家利益的。[3]對比美國和法國，對數字經濟的理解是基於對數字經濟的計算。美國對數字經濟的計算包括電子商務和數字服務兩部分[4]，而法國是從行業的角度來衡量的。英國研究理事會(2010)從產出的角度理解數字經濟，認為它通過人、流程和技術之間的復雜關系創造社會和經濟效益。[5]澳大利亞認為，數字經濟是通過互聯網、手機、傳感器網絡等信息通信技術實現經濟社會全球網絡化的社會過程。[6]
(二)實體經濟的含義
次貸危機後，各行業頻繁使用“實體經濟”，美聯儲從行業市場分化的角度將實體經濟定義為除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以外的部分。劉軍民(2003)並不提倡這種方法。他認為，實體經濟是由成本和技術支撐的價格體系。[7]而成思危(2003)從物質生產的角度定義了實體經濟。他認為，實體經濟是壹種與生產特定產品和增加產品價值相關的經濟活動。[8]
但是，服務業是否屬於實體經濟在學者中存在爭議。金北(2012)認為實體經濟應該包括壹、二、三產業中的直接服務業和工業化服務業[9]，所以金北認為部分服務業也屬於實體經濟。同時，《金融時報詞典》和《經濟詞匯》都認為，實體經濟是通過利用各種資源生產商品和服務，以滿足人們生活需求的經濟活動。武秀生和林左鳴(2006)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實體經濟只包括物質生產活動，而[10]服務業不屬於實體經濟，屬於廣義的虛擬經濟。劉(2011)根據馬克思的“物質生產和無形生產的分類”來定義實體經濟。她認為，狹義的實體經濟包括工業、農業、建築和商業及相關物質生產但不包括服務業，而廣義的實體經濟包括第壹、第二產業和壹些第三產業，如虛擬經濟和高端服務業。[11]
二、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基本理論
(壹)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內涵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是近幾年才提出來的，所以學者們對這個概念的研究並不多。同時，整合涉及不同的方面、層次和內容，是壹個極其抽象和寬泛的概念。其中，余樂、潘新星(2012)認為，從狹義上講，是指數字信息技術與工業、農業、建築和商業以及相關物質生產相結合的過程；廣義上是指工業化的社會進程和數字化的社會進程相結合的過程。[12]
(二)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互動關系
1.實體經濟是數字經濟的基礎。
學術界已經達成共識，數字經濟是融入實體經濟，而不是取代實體經濟。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以實體經濟為核心”，這無疑奠定了實體經濟的基礎地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不能片面強調數字化，而要從整體上把數字經濟融入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從整體上推動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目標的實現。(於樂，潘新星，2012)沒有實體經濟，數字經濟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數字化，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兩面，缺壹不可。
國內學者普遍認為數字經濟是融合經濟。閆德利(2018)認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產物是“數字實體經濟”，是數字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其主體屬於實體經濟[13]；吳(2016)基於數字經濟是數字工業經濟和數字農業經濟的認識，認為數字經濟是實體經濟[14]。馬雲(2018)也指出，數字經濟本身就是實體經濟，並不是獨立存在的，也不是相互對立的，因為只有擁抱數字技術的實體經濟，包括制造業、服務業、流通業，才是真正健康的、有前途的實體經濟。
2.數字經濟是實體經濟的動力源。
國內外學者對數字經濟的理解基本壹致。他們認為數字經濟可以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是實體經濟的動力和源泉。其中，Brookes，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過觀察電子商務對日本和美國宏觀經濟的影響，認為電子商務作為信息技術應用的壹種模式，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力量。[15]此外，Georgion(2009)測算了電子商務對英國、德國等13個西歐國家的經濟影響，發現電子商務通過提高公司的市場績效進壹步促進了經濟增長。[16]
王亞南(2011)基於我國制造業的發展現狀，結合制造業的優劣勢，提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不僅可以改變制造業原有的增長方式以提升競爭力，還可以通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來尋找制造業新的增長點。[17]劉繼超、龐洋(2013)認為，基於信息技術的制造業數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聯網的推廣應用，將帶來分布式、社會化、網絡化的大規模定制生產方式，形成去中心化、開放化、協作化的社會商業框架和商業模式，用信息技術改造制造和管理的全過程，通過服務將業務重心向產業價值鏈兩端延伸。[18]馬(2017)認為，“互聯網+”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壹種手段。目前來看，“互聯網+”給各個行業帶來的改變只是壹個開始，但在不久的將來，數字經濟的發展將重塑各個行業的核心競爭力。[19]陳(2018)調研發現，煤炭行業轉型升級成效顯著，具體體現在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技術升級、實現工業化、提高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實施煤炭綠色發展、提升煤炭機械裝備制造水平等方面。[20]
第三，國內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
(壹)國外研究進展
由於西方發達國家是在工業化進程完成後才開始發展信息技術的，國外學者直接討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很少，大多研究信息技術與產業轉型和企業發展的關系。凱文姆。斯托拉裏克(1999)認為將信息技術嫁接到傳統行業、產品和流程中，會提高相關企業的生產率。正如薩爾瓦多和池田所說，互聯網可以通過信息透明釋放巨大價值，大數據時代將產生新的產業形態和組織間管理規則。
然而，邁克爾等人(2001)認為，信息技術的應用可能不會直接增強制造企業的競爭優勢，但對競爭優勢的潛在貢獻是通過其對獨特組織能力的開發和利用的影響。[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使用it采用指數作為因變量，對大約65，438+07，000家公司進行了有序概率單位分析。結果表明，企業規模、地理位置、員工職能構成、R&D活動、分包、出口以及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業之間的合作都是IT采用的重要決定因素。[22]。
Moosa(2011)研究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與制造企業的關系，發現融合中的企業可以利用信息網絡構建擴展的生產模式，從而實現網絡化、集約化制造，顯著改善制造業與客戶的關系，進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產組織降低經營風險。[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產函數估計了信息和通信技術(ICT)對1995至2003年意大利制造公司技術效率(te)的影響。因此，信通技術投資對企業的技術效率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24]
(二)國內研究進展
國內學者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效益或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上。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將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對企業效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由於不同地區壹體化水平的差異，壹體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也存在較大差異。
何帆、(2019)利用a股2012 ~ 2017的數據，考察實體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績效提升效應。實證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顯著提高了實體企業的經濟效益，並且發現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可以通過降低成本、提高資產利用效率和增強創新能力，有效提高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經濟效益。[25]李小重、黃蓉(2018)研究分析了實體經濟(紡織行業)與數字經濟(電子信息行業)的融合發展，以及驅動紡織行業提升競爭力的機制。基於產業融合理論，實證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程度與兩個產業的耦合度、協調度和產業融合水平正相關，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紡織行業的創新能力和出口規模有正向影響。[26]楊德明、劉永文(2018)為了探討“互聯網+”對傳統企業績效的影響，他們利用2013至2015年我國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構建了反映傳統企業實施“互聯網+”的指標。實證研究發現，傳統企業與互聯網的融合顯著提高了公司績效[27]。倪萍(2013)基於重慶的數據分析了高新技術產業與現代服務業的相關性。結果表明，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推進信息化建設將顯著加快重慶市服務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後續效應將相互產生積極影響[28]。
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提出之前，叫做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由於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融合提出較早，國內學者對其研究較為豐富。本文主要研究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對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機制和區域差異。
張亞斌等(2014)采用協調發展系數法和SBM-Luenberger指數法分別測算了區域工業化和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整合質量。實證結果表明，重工業化趨勢不利於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區域工業化整合質量的提高可以有效改善區域工業環境質量和績效，進而促進工業向綠色發展轉型。[29]顧(2016)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對全樣本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了回歸分析。在2010-2014期間，全國30個省市調研了工業化與工業化融合對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發展的效應和區域差異。結果表明，工業化與現代化融合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東部地區影響最大，但東中部地區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弱。[30]焦湧和楊惠新(2017)的研究表明，工業化與工業化的耦合度、增值能力和政府幹預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向合理化和升級發展。同時發現，不同地區的壹體化對產業結構升級有顯著的異質性影響，但對產業結構合理化有正向影響。【31】劉桂林(2017)用基礎環境、產業應用、應用效益三個分項指標來衡量兩化融合水平，探討了兩化融合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和機理。研究表明，基礎環境和應用效益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具有相對顯著的影響，其作用機制主要是通過提高應用效益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32]馬歡歡(2018)分析了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對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制。結果表明，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對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且作用最強；而且不同地區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功能明顯不同，對東部地區有促進作用，對中西部地區有壹定抑制作用。[33]
四、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在網絡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很多問題。只有充分認識融合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並及時加以解決，才能持續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和健康發展。
(壹)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
網絡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加速融合應用，推動了壹、二、三產業轉型升級。但發現第三產業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第三產業數字經濟發展遠遠超過第壹、二產業。而且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同時，數字經濟生產領域的技術和資源投入沒有消費領域多，在創新、設計、制造等核心環節也遠低於發達國家。(盧春聰，孫克，2017[34]；孫克，2017[35])
(二)傳統產業轉型壓力大。
數字化時代的到來為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然而，由於許多傳統企業普遍缺乏數字化轉型實力，缺乏資金、技術和集成人才，導致創新不足，數字技術應用水平低，在涉及數字技術的領域，從投入和應用到產生收入的周期較長，迫切需要改善傳統行業的軟硬件基礎發展。(嚴陣，2018[36]；康偉，姜寶，2018[37]；方曉紅，2019)與此同時，由於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加速融合，實體經濟中企業退出、不良資產積累等問題逐漸顯現，對實體經濟造成了較大沖擊。反過來，由於整合後主體、行為、環節更加復雜，聯系更加緊密，任何壹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有可能波及整個經濟。(孫克，2017)
(三)對新舊動能轉換支持不足
數字經濟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但傳統產業大多存在轉換成本高、試錯成本和風險大、信息投入大、資產專用性強、投資周期長等問題。傳統行業存在強烈的固化思維，使得數字信息技術在實體經濟中的應用困難重重，而新興行業由於剛剛進入，行業標準不完善甚至缺失，嚴重制約了企業進步的步伐；由於大多數傳統企業信息化基礎差，數字化技術應用能力不足，企業內部基礎無法與外部服務體系協調。(方曉紅，2019)同時，由於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企業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方式將發生變化，對傳統行業的相關部門產生較大沖擊。因此，這些組織部門需要適應變化。但據研究，這種適應性調整的時間，即從數字信息技術的輸入到收入的產生，是3-10年。(孫克，2017)
(四)缺乏高層次人才
數字經濟產業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精通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專業知識的人才先天缺乏。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需要復合型人才，遠遠不能滿足融合發展的現實需求。特別是對於中小型制造企業來說，由於缺乏高素質的復合型人才，無法實現互聯網等數字技術與制造業的完美融合，嚴重制約了其發展。(方曉紅，2019)同時，普通高校的培養方向重理論輕實踐，課程設置跟不上企業的實際需求。(康偉姜寶2018)
(五)自主創新能力差
近年來，雖然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但從技術層面來看，我國數字經濟僅在電子商務、移動支付、享受經濟等應用領域具有較強的技術創新能力，而生產領域的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仍然較弱。(方曉紅，2019)從制造業技術創新能力來看，我國技術創新能力水平較低，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主要來自國外。目前，我國本土制造企業在技術擴散後並沒有形成吸收與自主創新的良性循環。相反，基於眼前利益，大多數企業往往在引進核心技術後進行模仿，以至於制造產品仍處於產業鏈的低端。(王亞南，2011)
動詞 （verb的縮寫）結論意見
審查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研究，對我國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發現，西方學者直接研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影響的文章很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術與企業發展的關系；國內學者對兩化融合的研究相對豐富，但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實證研究仍然太少。但實證分析側重於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即從全國或區域的角度研究產業之間的轉型升級，沒有具體到某個省市或行業的轉型升級。由於我國各省的產業發展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不同地區的主導產業也不同，因此產業結構升級的研究沒有針對具體產業的發展，相關建議也不適用。
從目前的文獻來看，對數字經濟的研究大多是基於“數字”或信息技術的角度，而從經濟角度的研究較少。而且自從2016才提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以來，這方面的研究咨詢機構和互聯網公司進行的研究比學者多，其中具體細分領域的實證和案例研究較多，系統的理論分析較少。
(2)展望
數字經濟發展歷史不長，目前還處於初級階段。未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需要加強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理論上，未來的研究應更加關註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本質和內涵，探索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的價值機制，為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指明清晰的路徑；在實證方面，未來的研究可以關註省市的具體行業，分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的具體作用，以彌補當前研究領域的空白。
同時，目前對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測度研究相對豐富，但對數字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的測度缺乏系統的指標，今後應重視融合的測度和評價。因為科學系統的評價體系是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必要條件，既能準確把握數字經濟的特征，又能充分考慮實體經濟的結構特征。此外，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是為了反映兩化融合的成熟度，使該指標能夠幫助企業和政府有效發現兩化融合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因此，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是未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研究的壹大重點，應分別構建完整、系統、權威的總體評價指標模型和反映區域、行業的評價指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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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於2065438+2009年6月，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