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不僅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才出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也是存在很多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東西的(只是不用這種方式表述而已),比如戶籍制,檔案制和單位制等。而作者對其中的單位制深感興趣,於是由對單位與單位制的含義與特征的討論開始,逐步闡述了單位制的形成過程與歷史淵源,內部存在的各種復雜的關系,改革開放對它的沖擊與帶來的變化以及中國單位制之所以可以稱之為特色的壹些特性。力圖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論述,來使人對中國單位制這壹獨特的東西有壹個比較深入的了解,從而進壹步了解中國當代社會,理解當今社會中壹些獨特的社會現象。
二, 關鍵詞:
單位制 分配制 短缺經濟
組織 關系
三,正文:
現在人們總是津津樂道著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變化,談論著中國歷史的變遷。的確,改革開放後中國所走的壹條個性鮮明的社會主義道路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是明顯的。不過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同樣走著壹條特色鮮明的社會主義道路,而其中,也存在著壹些具有中國特色的創造——戶籍制度,檔案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單位制度等①。這些制度都是中國***產黨為了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而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產物,而本文要論述的,是其中的“單位制”。
壹, 什麽是單位和單位制
要弄清楚什麽是“單位制”,就必須弄清楚壹個概念——“單位”。提起“單位”,中國人特別是城鎮居民總是會覺得特別的熟悉,因為就在不久以前,幾乎所有的城鎮居民都還被包括在這個特殊的組織之中,是其中的壹分子。即便今天,人們依舊會習慣性的問:“請問妳是哪個單位的?”它等同於問“請問妳是做什麽工作的?”“您在哪裏高就?”。這就是中國幾十年來總體性社會的積習,是行政性整合遠遠強於契約性整合所造成的結果。不過隨著社會結構的不斷轉型,“自由流動資源”的增多和“自由流動空間”的加大,“單位”的意義越來越模糊,也正在逐漸被其他詞語代替或轉變意思,例如工廠,機關等。
在很多人看來,單位就是進行生產性工作的場所,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單位並不等同於西方的工廠,也不是當時中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它是國家建立並實施有效控制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科層化組織,是國家為實現對社會活動資源的再分配,實現對城鎮的有效的政治控制與社會動員的壹個系統。是壹種再分配的制度化組織,是壹種國家實現統治與個人取得利益的工具。也就是說,在國家掌握幾乎所有資源的大前提下,單位是為國家將資源分配到個人的工具,同時,單位又是國家控制個人的工具,單位成員是有嚴格的身份的——這種身份往往將伴隨這個人的壹生。單位為成員提供住房,交通等壹切生活所需,而這種所需,則需要單位成員犧牲自己的壹些權利。單位幫助國家實現了嚴格的人生控制,同時單位又是完成社會動員的重要工具,由於單位幾乎掌握了個人的壹切,因此當需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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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很多人認為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在照搬照抄蘇聯的模式,但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妥當的。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國領導人就已經力圖在尋找中國自己的特色道路了,特別是在1956年以後,中國領導人開始做種種個性鮮明的探索,盡管有壹些失敗了,但它們依舊是中國特色的東西。所以我們只能說我們是在借鑒蘇聯經驗的基礎上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能說是照搬蘇聯模式。
通過單位往往可以達到最好的動員效果,中國改革開放前壹次次的政治運動就往往是先在單位和合作社內開展的。
這就是單位,實際上它的政治與社會意義遠遠大於它的生產意義,它是壹個完全意義上的“保姆”。而當單位普及中國城市的各種組織之中,成為壹種成型的制度時,中國城市的基本統治形式——“單位制”形成了。
單位制存在有兩種基本的組織:以自身專業分工為基本組織目標的社會基層組織和以執行國家意誌為主要目標的行政組織。這類似於韋伯的利益性統治形式與強制性統治形式,所謂利益性的統治是指以報酬為基礎的,具有交易性特征的關系,它主要通過經濟組織來實施;而強制性統治則是獨立於利益之外的,要求被統治者服從的權力,它往往通過官僚組織來實施。然而在新中國,兩者是實現高度的統壹的,經濟組織與行政性組織高度集合,形成了中國的兩大組織系統制度——“單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也就是說,實際上單位同時也是行政組織,單位領導同時也是國家幹部。單位制——實現了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集成,經濟性組織和行政性組織的統壹,在社會中形成了壹種全面的,下級對上級的,個人對單位的依賴性的向度和結構。國家得以完成對社會的完全取代,形成了“強國家-弱社會”的社會模式。
在自身的發展中,單位制逐漸衍生出了以下的壹些特征①:
1. 短缺經濟與福利的分配制以及單位與個人關系的非契約性。在建國初期,實際上物資是十分匱乏的,即出現了所謂的短缺經濟,而隨著單位制的建立,這種短缺經濟卻由於各種原因並沒有得到解決,因此各種生產生活必需的資源,就不得不采取分配的方式,而單位,就是分配的壹種組織形式。在單位中,除了工資以外,還負責福利的分配,比如住房,醫療,教育,交通工具等。也就是單位完全負責個人生活的壹切,這種福利的分配制等同於是壹種完全的承包,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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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考慮到單位制的形成是壹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因此我認為它的這些特征也是逐步形成而不是立刻定型的。
面保證了資源的合理分配,幫助度過了經濟短缺時代①。另壹方面,也實現了嚴密的社會控制等政治目的與方便快速的實現全民動員等社會目的。而同時,這種分配方式也導致了單位與個人的非契約性。***產主義是沒有失業的,而戶籍制度的實行也要求個人有很穩定的職業,因此,單位與職工也就形成了壹種依賴與控制的關系,而不是西方普遍的契約性關系。
2. 多重控制項與多重功能的合壹性。在當時的中國,對單位領導的考核,對單位領導的評價,並不是僅僅取決於單位的經濟效益,單位所創造的利潤。經濟參數只是考核中的壹部分,甚至是很小的壹部分,單位職工的意識形態與思想狀況如何,政治運動的好壞,環境的好壞,單位職工生活的好壞等都成了考察的內容,有時候甚至起決定性作用。而形成這種局面的,則是由於單位功能的合壹性,單位身兼經濟,政治以及社會等多重功能,這種全包式的組織形式就決定了對於它的考核必須采用多重標準項。
3. “結構”科層化與“功能”科層化的分離。在中國,幾乎所有的組織的結構都符合科層化的形式,所有的資源都被科層制所壟斷,所有組織都被官僚體制納入吸收,實現了“結構”科層化。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在“結構”科層化的同時,壹切科層化的遊戲規則在中國被拋棄,“事本主義”沒有得到遵守,所有的章程被擱置而沒有很好的實行,壹切變的以“人”為本,理性化的真正的科層制被拒絕。變成了這樣壹種獨特的現象:中國有高度發達的科層制,但在這種科層制下卻是壹種很低的生產效率。科層制沒有得到真正的發揮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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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當然其中也出現了十年自然災害等事件,但總得來說,單位制對於福利的合理分配作用還是比較明顯的,而至於壹直處於短缺經濟,則我們後面會說到是由於單位制對於生產的抑制作用,但這與它對分配的貢獻無關。
4. 非流動性與永久性的就業。這種非流動性包括勞動力的非流動性,也包括資源等的非流動性。戶籍制將人們都鎖在了自己的單位之中,人的流動性變得很小,而且即使流動也是向上的流動,而金字塔形的行政組織結構就已經決定了這種流動的微弱性,而另壹方面,資源的完全性的國家分配也使得“自由流動資源”的存在幾乎就是不可能。而永久性的就業,則使得單位的領導者缺乏有效的實現企業內資源的優化,工人也缺少努力生產的動力與壓力。
實際上這些既是單位制的特征,同時也是單位制形成的基本要素。這些基本特征使得中國的“單位制”是如此的與眾不同,同時也對中國的社會特別是城鎮社會起到了很大的影響。
二, 單位制的形成
前面已經大概的論述了單位和單位制的含義以及特征,那麽單位制是怎麽樣形成的呢?
單位制實際上是黨的組織系統向壹切社會組織延伸的產物。在革命戰爭時期,由於力量過於弱小而被迫長期在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的中國***產黨為了反抗各種壓迫與困難,形成了壹套對付資源嚴重匱乏的農村短缺經濟的有效手段——根據地的建設——黨為了能有效發動群眾而深入基層①,建立各種群眾組織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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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農村基層是黨的戰爭資源的主要來源:多數紅軍戰士是農民,軍裝,糧食等後勤物資也都來自於農村,對戰爭資源的運輸也多依靠農民,因此對農村的控制對於***產黨來說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根據地必須建設好。
構以進行革命與建設,但這些群眾組織與機構都隸屬於黨政機關或軍隊,是建立在對黨的絕對忠誠的基礎之上的。這些機構嚴格執行略帶等級性質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這實際上是單位制的雛形,這些組織與機構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種功能於壹身,實現了用壹種相對平均的方式分配匱乏的資源,當然同時也實現了對資源的壟斷。而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後,由於對社會各種組織的控制都由黨領導的軍隊直接接管——革命戰爭期間,黨沒有精力與時間培養和鍛煉專業行政人員,因此不得不使用自己信任的軍隊人員來接替單位中壹些重要的領導職位。這樣壹來,習慣於根據地組織系統的各級領導人員為了克服解放初期的短缺經濟,就將這套根據地組織方式帶入自己所領導的各類城市社會組織之中,成為了城市的最基本組成元素——單位。
當然,沒有***產黨自己的意願,任何“轉職軍人”都是無法做到將在農村根據地的壹套在城市單位中使用的,更無法使單位成為城市的最基本組織形式的。而在當時,剛剛掌握政權的中國***產黨面臨的是這樣壹種境遇:在連年的戰爭和腐敗的統治以後的破爛的中國,壹個以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主的貧困的社會,只有少的可憐的壹點工業基礎,現代化的科技與知識更是無從談起,而發達的生產方式與組織形式也只是壹種空談,甚至於我們壹直以為驕傲的民族主義精神都是渙散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執政的中國***產黨面臨的是兩大歷史任務:結束自清朝中期就已經形成的中國社會的總體性危機,實現富國強兵和工業化。這種情況下,中國***產黨不得不采取壹些相對極端的手段,建立壹個“強國家-弱社會”的總體性社會。而這種總體性社會在城市實現的重要形式和有效手段之壹就是——單位制。“掌握了國家機器的黨把自上而下的行政權力,軍事化組織方法和向往平均主義的大同世界的群眾激情當作克服理想與現實矛盾的手段。在這樣壹個對社會重新組織過程中,單位遂成為現代中國壹切社會組織的基本形式。”①
在各種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在壹系列的政策實施以後,二元制的城鄉關系結構建立起來,私人經濟被消滅,市場活動被壓抑,農民與農村經濟成為“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服務的“機器”並無法得到工農聯盟中應該享受的優勢地位,壹切國家行為都被納入計劃之中,計劃經濟正式形成。“計劃管理的特點是:計劃的決策是政治性的,計劃的制定,下達,執行和監督按行政程序進行,因此,壹個等級森嚴,金字塔形的行政組織體系是中央集權幾乎管理的必然配合物。不僅國營組織成為行政組織的附屬單位,就連城鎮組織也隨計劃範圍的擴大而被“歸口”管理,成了單位。”②。
在這樣壹種計劃體制下,壹切自由的人員與資源流動都不可能發生,而社會主義是不能存在失業的③。因而安排城鎮居民就業也就成了國家必須的責任。就這樣,當職工將自己的部分權利轉讓給國家以後,國家也擔任起了相應的責任,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主人的問題國家當然必須予以解決,於是所有職工的福利都被國家承擔了下來。但是在當時的社會,資源是短缺的,沒有那麽多富足的資源可以分配給大量流動的人口,而且流動人口的大量存在也不利於社會治安與行政管理,另壹方面,國家也沒有那麽多的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崗位給對當時來說過多的城鎮人口,於是國家就不得不采取各種手段嚴格控制社會組織以緩解個方面的壓力。壹系列政策的出臺,特別是戶籍制度的實施,使得單位制的人身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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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路風《單位:壹種特殊的單位組織形式》(中國社會參考資料)
②引自路風《單位:壹種特殊的單位組織形式》(中國社會參考資料)
③這是當時社會普遍的看法,這種看法甚至在改革開放初期依舊存在。
被定型下來,單位制得到了完善。
三, 單位制中的各種關系
在闡述完單位制的形成以後,我覺得有必要闡述壹下單位中存在的復雜的各種關系,因為正是這些關系的存在,才使中國的單位制顯得如此有特色,也正是這些關系的存在,造成了單位中的種種問題,有些因素甚至影響到現在。
1. 單位與國家的關系。壹方面單位依賴於國家,因為單位可以說完全是依照國家的意願而建立的,而它對其成員所分配的資源也來源於國家,它的領導人的任免與轉變由國家決定,壹旦離開國家,可以說單位就無法存活。但另壹方面,國家又有賴於這些單位來進行控制與社會整合,單位是國家與個人間的聯系紐帶與緩沖層,只有在單位的幫助下,國家才能有效的實現自己的“強國家-弱社會”的統治模式,壹旦單位被瓦解,而新的管理體制沒有形成的話,國家就不得不直接赤裸裸的面對人民,卻沒有有效的手段可以實現社會的控制與整合。
所以說國家和單位是相互以來生存的,但我們也要看到,它們又是相互獨立的,國家完全可以離開單位,拋棄單位,只要它用壹種更好更有效的管理體制替代單位制。而單位是壹個“人治”的“小社會”,是壹個“家族化”了的組織。在這個組織中,雖然資源來源於國家,但是對它的分配卻取決於單位的領導人,明確的上下級關系和庇護關系使得單位並不是僅僅聽命於國家,而是成為有自己的意誌的特殊的群體。因而可以說單位與國家是壹種依附與控制,但同時有具有壹定的獨立性的關系。
2. 單位內部的各種關系。在單位內部的人際關系,可以分為縱向的上下級關系和橫向的同事關系,前面已經說過,在單位中實行的是壹種等級制的平均主義,但實際上等級之間的收入差別是很小的,更多的是壹種平均主義的傾向。但是對於福利的分配中的不平均主義卻是很明顯的,因此在這種取得“福利分配者”——領導的歡心就顯得如此重要,於是單位中的派系結構形成了:那些和領導關系密切的人成為積極分子,而與領導人若即若離的則成為邊緣分子;領導人與領導人之間存在著親疏與爭鬥,這樣壹來積極分子又分成了很多的派別,而邊緣分子也由於自己的壹直而形成了各種派別。這種縱橫交錯的派系結構是以利益為主線的,但它卻成為了單位內基本的權力,利益和行動結構——在職工依靠領導人得到更多的資源的同時,領導人為實施自己的意圖,獲得更多的非正式資源,也必須依靠職工,這種相互依賴與利用的關系最後導致了單位“家族制”和尋租現象的出現。“所謂尋租是經濟學家圖洛克最早在研究壟斷資本時發現的壹種現象。所謂尋租指浪費資源以奪取人為權利轉移活動中的租金。由於在單位這種制度化組織中,人們浪費大量精力來建立與領導的關系,進入派系渠道,來贏得短缺資源的優先分配;而同時對整個再分配體制而言也付出許多代價,設計了許多組織機制來防備這種派系結構和非正式關系對組織可能產生的耗蝕作用。這表明單位內影響活動帶有很強烈的尋租特點,也就是影響活動是以產生大量機會成本的代價維持再分配體制”①這就是“家族化”了的單位中的人際關系,下級對上級權威的服從與對他的權力的依賴,人與人之間的壹種特殊的“同誌”關系的形成,這種同誌使得人與人之間實現平等的同時,“人情”消失了,但“同誌”間的親疏卻存在,“朋友”關系沒有了,個人在追求利益時被“原子化”。總之,單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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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李猛,周飛舟,李康 《單位:制度化組織的內部機制》(中國社會資料)
人與人的關系是壹種“差序格局”中的特殊形式的派系結構。
3. 單位與個人的關系,由於個人的壹切資源都是來源於單位的,單位負責個人的住房,醫療等各項事物,因此單位與個人是壹種控制與依附的關系,但是這種控制是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的:首先是個人對領導的依附,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單位是壹個“人治”的“小社會”,因此領導在其中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實際上單位是無法真正做到很嚴格控制個人的;另壹方面,單位矛盾的解決在於“幕後”,為了保持形式上的壹致與團結,壹切的矛盾都不可能放到臺面上來,這種遊戲規則使得單位對個人的控制出現了很大的真空。而在單位方面來說,個人對於單位也是很重要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個人是單位的基本組成成分,是單位生產所必需的勞動力,同時也因為他對單位中權力的分配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權力不僅僅取決於權威性,同時也受到所處的位置,具體的權利安排的影響,而權力的源泉則是社會關系,單位中的權力基礎是由非正式精英關系網和群眾關系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在“人治”的單位中,對單位權力的掌握除了國家的任命以外,還有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個人之間的關系。
中國是很講究“關系”的社會,因此我們通過對單位與國家關系;單位內部各種關系;單位與個人的關系的研究,可以看到單位制這種體制的特殊性,也可以進壹步的了解單位制。
四, 單位制的變遷
1978年,中國經歷了歷史的又壹轉折——改革開放,它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而單位制,也隨之發生了壹些變化。
首先要說明的是,改革開放以後單位組織生存的基本制度基礎並未發生改變,改革開放更多的是引進了西方的企業與其管理形式,是創新而不是去舊,這在改革初期表現的尤為明顯。之所以說生存的基本制度基礎沒有發生改變,是因為單位制的完全依賴性結構體制沒有發生改變:國有資產依舊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在社會總資產中占主導性優勢;所有的單位組織仍然隸屬於國家,這裏說的是單位組織,而不是所有的社會組織,在改革開放以後單位組織壹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但是對於單位組織來說,它們依舊是國家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舊要依附國家以繼續生存;國家仍然掌握了對單位領導人的任免權。
在這種情況下,單位制生存的最基本的要素並沒有被撼動,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單位制在改革開放以後,確實發生了壹些可喜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以下壹些方面:
1. 單位自主性的加強,國家的“放權讓利”的政策使得單位“自由流動資源增多”和“自由流動空間擴大”,這使得社會成為機會的獨立來源,國家壹統資源的時代結束了,單位的自主性得到了加強。單位有了壹些獨立的資源來源,而不必再過分依賴國家,破產,合並,下崗等機制的引進使得單位有了活力並開始了市場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單位作為行政組織的功能與再分配功能都明顯弱化了,單位都開始重視經濟功能而不是追求壹應俱全,面面俱到,單位不再願意成為“保姆”,不再負責單位成員個人所有的福利,單位“小社會”解散了,“社區”開始成為人們生活的中心,很多領導人開始追求經濟法人的地位而不是拼命向上爬,提高行政級別。單位開始成為“雇主”,契約性關系被引進,壹些單位開始向廠商,企業轉變。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這個過程中困難是很大的,前面所論述的依賴性體制結構壹天不消失,單位制就會繼續存在。
2. “內部人控制”的出現。國家控制的放松使得單位內部人員對於單位的控制進壹步加強,特別是國家對單位實行“利改稅”,利潤留成等變相的承包制等政策以後,單位本身的自主權進壹步,單位法團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而內部人的控制,是其中最實質性的表現。現代企業都是壹種“委托-代理”的關系,而“委托-代理”關系的出現就會產生內部控制問題。單位也是如此,只不過在改革開放前的這種關系由於國家強勁的控制力和單位資源的完全依靠國家而並不是特別明顯。但隨著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單位內部控制問題變的越來越明顯。單位領導人和單位職工對單位的控制力隨單位自主性的加強和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尚未完善而變得很強,於是開始更多的追求自身的利益。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壹個是單位的福利化,如果單位內部職工監督控制權的擴大,職工越來越有機會為自己創造更多的福利,甚至將這種擴大化的福利建立在損害單位的效益和國家的利益上;另壹個是領導人的腐敗問題開始突現,如果單位內職工的監督力度不夠的話,單位領導人就變的很有機會腐化墮落,有些領導人的腐敗是表現在有公款大吃大喝,中飽私囊上的;有些則是在單位股份制的過程中利用自己的領導地位謀取更多的利益,使自己由權力精英轉變為經濟精英,把單位分光吃凈;有的則表現在收受賄賂,變賣單位上。總之形式多樣,五花八門。這種單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實際上是改革開放的變化對單位產生的很不利的變化,是值得註意的。
3. 契約關系的引進與單位和個人關系的變化。改革開放給單位帶來了股份制,帶來了法團主義,同時也帶來了契約。於是下崗成了壹個很時興的話題,單位不再是終身保姆,不再完全負責職工生活中的壹切。它開始引進西方企業的那套福利機制,開始使自己變成僅僅是生產場所而不是生活場所。“小社會”開始消失,現代性的工廠開始出現。在單位只負責壹部分醫療,住房的同時,個人獲得“自由流動資源的機會”加大,“自由流動空間”擴展。個人不必再完全以來於單位,特別是契約的引進使得“鐵飯碗”成為空談,因此單位與個人的控制與依附關系明顯弱化了。而伴隨著這種福利性的強化和依附關系弱化的,則是派系結構的分化,有些單位的派系結構消失了,而有些則得到了加強,這都往往由單位的性質和效益的好壞以及單位領導人與職工的能力等因素所決定。
4. 單位內部渙散和單位的市場化。隨改革的深入,單位和國家的聯系越來越不緊密,國家不再負責單位的原料供給和產品的銷售,這樣單位就不得不直接面對市場,加入市場競爭,為自己尋找出路,單位走向市場化。與單位市場化同步進行的是單位內部機制的渙散,由於長久以來單位壹直習慣於作為國家的大車間,因此當市場化來臨時,它顯得如此的不適應。於是單位內傳統的“工廠-車間-班組”的嚴密結構形式被打亂,契約的引進使得單位不必再無限制的負責各種雜亂事物而可以專心從事本職,但同時如何安置單位內部富余人員,如何克服自身體制缺陷,如何擺脫長久以來的虧損和債務,這些問題都浮現出來。終於,壹種異質性的產權關系形成了——單位,特別是有實力的單位大量在外面開辦分企業,來獲得更多的利潤,而自身的母體卻依舊虧損並承擔著債務,“子母型企業集團”形成了。這種形式使得原有的單位結構被破壞,企業內部渙散了。
改革開放還給單位帶來了其他的壹些變化,比如破產制度的引進使得“不倒翁”倒下了,追求經濟效益再次成為單位的第壹要務,這種“要務”甚至於流行到了本不應該流行的單位中,比如行政單位的“政績工程”和經濟化,事業單位的盲目追求經濟效益等。我們無法評價這種變化是好還是壞,但是有壹點,單位制確實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
五, 中國單位制的壹些特性
前面已經說過單位制和戶籍制等壹樣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麽這種中國特色又是體現在哪裏呢?中國的單位制在開始的時候除了是把根據地組織的城鎮化以外,實際上還借鑒了蘇聯的經驗,所以在壹些外國學者看來,中國的單位制和蘇東的單位制是相同的。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很牽強的,中國的單位制在與自己國情結合以後,可以說已經完全被本土化,有了自己的特性了。
1. “結構”科層化和“功能”科層化的分離以及儀式化的組織形式,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單位是壹個高度科層化體制下的低效率,而在蘇東地區,科層化制度十分嚴格,組織很正規化,壹切都以國家的政策和單位內部的規則為依據,“人”的因素十分少。在中國單位這種分離的狀態下,形成了壹種高度的制度化和儀式性組織形式,而對單位的技術性不重視。這種儀式性質是由中國單位的“德性再分配體制”所造成的,在這種分配體制下,單位對社會資源的分配不是按照經濟效益與經濟貢獻,而是按照品德與政治覺悟的標準,而這種品德與政治覺悟是沒有壹個可以量化的標準的,因此帶有很強的主觀性的色彩,同時使得形式主義現象嚴重,而單位內部的派系結構則使得“幕後”解決矛盾的方式得以存在。這樣壹來,單位的儀式性質就形成了。
2. 單位內資源與依賴交換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交換的全面性,在任何壹個社會,都不存在像中國的單位制這樣的特殊狀態——單位負責個人的壹切福利,從住房到吃飯壹切全包,這種儀式性的福利狀態是在其他社會是找不到的,同時個人用來交換的也不僅僅是自己的勞動力,還包括壹部分的自由等權利。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