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電視人崔永元以大歷史為綱、采取口述歷史的手法、細節為王的策略，拍攝成了32集大型紀錄片《我的抗戰》。
這部紀錄片最大的作用，不止是全線重現八年抗戰的方方面面，而是給予很多正面戰場上的將士以隆重出場的機會。
詩人穆旦曾經是中國赴緬作戰遠征軍壹員，他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寫到：“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這是壹種詩的修辭，也是很殘酷的真相，確實沒有多少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理，《我的抗戰》中的許多老戰士被遮蔽。
穆旦本人也是如此，作為20世紀中國最出色的詩人和翻譯家之壹，他在工作中長期遭到邊緣化處理。
他能夠以詩人的形象，回到舞臺中央，但是更多的抗日戰士則連15分鐘的機會都沒有。
聽聽那些打鬼子的老人如何說，對於當下的年輕人大有好處、對於中老年人更是啟蒙，或者是身份的證明。
抗戰結束至今才65年，就已然失去了太多細節，對於絕大多數中國普通人而言，甚至連抗戰主力都不知道，更何況那些犧牲在戰場上的200多位將軍和他們手下幾百萬戰士、那些聲勢浩大的會戰，就因為他們是 *** 陣容，有著難以消弭的“原罪”。
中國是以大歷史為著的民族，對於具體細節向來含糊，且多喜歡用文學手法過度誇張、包裝、制造戲劇化效果。
當歷史沈澱之後，我們恍然發現，那些說法是多麽的不靠譜，中國的抗戰，是由壹個個具體的“我”來完成的，他們不是宣講材料中的數目字。
而敵人則質疑，要求中國拿出具體的數字、進程和材料。
《我的抗戰》試圖做的，就是挽救那段歷史親歷者最後的記憶，如果他們都去世了，那麽歷史幾乎就沒有發生過。
信史是以無數真實可靠的細節來構架出的，假設細節不真，便是穢史，不僅沒有教育意義和借鑒價值，而且誤導世人危害不淺
以崔永元為首的創作團隊，不惜成本制造《我的抗戰》，對於年邁的老人進行搶救性采訪。
以第十九集《松山之戰》為例，紀錄片先引用穆旦的詩，帶出松山之戰的背景，編導采訪當年作戰老兵，他們講述個人的微觀史，再用民國時期流行的版畫還原現場，並極為難得的找到如今唯壹在世的日本兵，以多種角度、聲音來還原從緬甸到松山的過程。
不止是緬甸、雲南，還有整個中國的抗戰，我們過去熟知的“歷史”只是歷史本身的壹小部分，而且是被宣傳營銷過度消費的。
有人證、有物證，且有來自對方陣容的證明，這才是回到歷史現場的最佳方法。
有心的觀眾可以再去參閱余戈著《1944:松山戰役筆記》、回看康洪雷導演的《我的團長我的團》，前者剖析入微、戰鬥序列具體到攻防雙方的班和個人所處位置，後者情懷與才情俱在，更能明白松山之戰在歷史轉折點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