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華麗，沒錯，人家畢竟是天皇之子，即便降為臣籍也是有錢有權的朝臣，甚至做到了準太上天皇的位置，而不僅僅只是壹個富家子弟。
不務正業，這可要好好分析壹下了，小說中我們經常能看到宴會、音樂會、風花雪月的場景描寫，這與作者是女性這壹點是有關系的，但這部小說並非完全表現的是源氏的風流韻事，源氏的官場生活也經歷了起落，他的人生也充斥著各種無奈甚至絕望。我們在小說裏關註比較多的是源氏與周圍女性的情感生活，實際上小說裏也有不少源氏在官場的描寫，讀者往往不是壹掃而過就是漸漸淡忘，其實這些東西對於源氏的深入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忽略了這些，就會讓讀者產生源氏不就是靠他父親的寵愛、大哥的器重、私生子的關系才最終坐上準太上天皇的位置嘛！的錯誤印象。源氏能夠權傾壹時，從壹個沒有外戚保護的孩童，到二十九歲坐上內大臣的位置、三十三歲升任太政大臣、三十九歲受封準太上天皇，壹生中做了兩位天皇、兩位皇後的保護人，若是只知道整體吃喝玩樂的公子哥兒，又怎麽會有這個力量？這些都是要靠政治實力作為後盾的。
我明白妳想問的是源氏為什麽要招惹那麽多女性，這個問題要從幾個方面去分析。
第壹，法律角度。古代日本人結婚早，源氏就是十二歲結婚的，這個年紀的官員俸祿非常微薄，根本不足以養家，所以男人要靠女人家供養，才能過上相對舒服的生活，當然，女性越多，得到的物質生活也就越優越。而這些女人因為不在壹個地方居住，所以也就無法將“妻”或“妾”完全固定在某個人的身上，即便源氏弄出了個六條院，裏面的女性也常年不見面，紫姬和明石姬不就是同住六條院的七年後才見的第壹面嘛。而且當時日本法律也與咱們中國的完全不壹樣，唐律令中，妻妾的地位有著嚴格的區分。《唐律疏議》中說：“妻者，齊也，妾通買賣。等數相懸。”而日本《養老令·儀制令·五等親條》卻明確規定妻和妾同為二等親。而且不但她們本人的地位相同，連同她們的子女，甚至她們和前夫所生的子女，她們的父母都被平等地列為四等、五等。對兩國婚制中女性地位的不同，日本《大寶律令》的註釋書《古記》壹語道破了天機：“本令（指唐令）妾比賤隸。。。。。。此間（指日本）妾與妻同體。”所以說古代日本的“妻妾制”從壹開始就和中國妻妾制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訪婚時代的女性們分居異處，各不相幹。因此她們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按照夫家的秩序來分地位的高低。具體內容不妨搜壹下《取婿婚》
源氏與葵姬的婚姻就類似於這個形式。源氏與明石姬婚姻的前半段兒也算。
第二，風俗角度。當時的日本流行的是訪婚制，女性成年後留在原來的家庭，而男性則要到女方家裏訪妻，生下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兒往往也歸女方，比如書中髭黑大將與原配離婚後，女兒真木柱就留在了外祖父家，而兩個男孩兒則被髭黑大將帶走了。等女兒長大後，父母要傾盡所有為女兒取婿，女婿經過多年官場升遷，有了壹定實力，購置寓所後，接妻子孩子過去居住，進而再為自己的女兒取婿，實際上這種婚姻形式有通過女子背後的父母的力量來牽制女婿，從而起到穩定夫婦關系、促進夫婦同居的作用。實際生活中，當男方逐漸成長起來的時候，女方往往已經年老色衰，或者家庭實力以不如前，此時男性會選擇其他更年輕、地位更高、家裏更有實力的女性，拋棄從前的糟糠之妻。這壹點源氏比同時期小說裏的男主人公要強很多，最起碼他能給那些女人壹個穩定的物質生活。
書中最嚴肅的壹個男人大概要數夕霧了，可就連夕霧，也認為壹個身分高貴的人，斜目也不看壹眼，守定壹個妻子，好象懼怕雌鷹的雄鷹壹樣，多麽惹人恥笑！被這樣頑固的丈夫死守著，在妳也不是光榮的。須得在許多婦人之中，特別受丈夫愛憐，地位與眾不同，這才可教別人艷羨，自己心裏也常愉快，於是歡樂之情、可愛之事，源源不絕而來。嚴肅到讓人望而卻步的夕霧尚且如此，更何況風流的源氏了。
第三，心理角度。源氏三歲喪母，之後的幾年他壹直在父親和母親留下的那些侍女對母親贊美的聲音中長大，在源氏幼小的心裏，逐漸將母親完美化、神聖化，當有人說藤壺女禦像自己的母親的時候，源氏會將所有曾經幻想中的那些美好都賦予到這個有形的形體之上，讓藤壺女禦成為他心目中的“永恒的女性”。藤壺畢竟是父親的女人，成人後的源氏不能隨時隨地見到她，思慕的渴望逐漸讓源氏在其他女性身上找藤壺的影子，於是源氏找到了壹堆“類藤壺”。但“類藤壺”們畢竟不是藤壺，當源氏期望能從其他女性身上找到藤壺的完美時，卻每每都令他失望，因為在他的心靈深處，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以藤壺作為參照系去比較他人的優劣，更準確地說，是拿其他女性的不足與藤壺皇後比較，這就不難想象他何以每每失望，進而繼續尋找，殊不知，他每找到壹個女人就多壹份失望與哀愁，得到的女人越多，他的精神負擔就越沈重。當源氏為情欲所煎熬，為女人的怨恨和嫉妒而不安，為那些女人們的種種缺憾而失落的時候，其實也是源氏給自己套上壹個壹個沈重枷鎖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