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工業革命成因的傳統解釋
除去理論界對於工業革命開始時間的爭論，傳統觀點認為，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英國發生並進而擴散到歐洲、美洲，是因為壹系列自然社會經濟因素使得那個時代的英國具備了得天獨厚的社會條件，進而在壹些關鍵因素的作用下，英國最終成為工業革命孕育的搖籃。
下面筆者將對壹些“決定因素”進行簡要的分析：
1、航海貿易：新航路開辟是航海貿易的開端。1501年之後，由於葡萄牙和西班牙作為先驅，使得歐洲與外界的聯系由地中海地區轉向了大西洋沿岸，而隨之16世紀中期的安特衛普、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也成為了歐洲經濟中心[1]。直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英國贏得了海上貿易和殖民霸權。當時的世界貿易分為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大貿易圈。太平洋的貿易主要集中於歐亞，歐洲明顯偏愛進口，而且進口商品的種類不斷大眾化。而與美洲殖民地的廣袤市場則更大程度上為英國工場手工業和對外貿易多元化提供了條件。大西洋貿易圈則在17世紀中期荷蘭的主導下發展成為“非洲——歐亞”貿易和世界經濟分工的壹個重要附屬部分，人口貿易和殖民地貿易不僅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必要的資本積累，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以貿易為主要內容、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市場，是工業革命能夠持久進行的原動力，“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16世紀揭開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
2、農業革命：市場的發展、14世紀黑死病導致的人口急劇下降和貨幣地租的盛行，使得14世紀末期農奴制在英國已經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小農經濟的發展，即份地由佃冊持有農持有，但是其租佃權和份地所有權在持有農和領主之間界定不清；自由持有農擁有自己的土地；還有壹部分公有地，歸屬也壹直存在爭議。因此15世紀末羊毛產業的發展直接推動宗教改革和圈地運動的過程中，公有地和份地成為最先被侵蝕的對象，大租佃制經營在英國農村中也逐漸居於統治地位。農業勞動力的釋放、農業技術的改良和應用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勞動力、消費品和原料，同時也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國內市場。
3、自由寬松的政治和經濟環境：首先是產權制度的建設。混亂的經濟狀態使得富者和貧者聯合起來爭取明晰的產權界定，於是在17、18世紀，英國政府相繼在層保護財產和合同、保護消費者的商品檢驗制度和價格控制制度、保護發明者的專利制度、保護投資者的制度、保護勞動者的評定工資制度、工廠法和濟貧法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其次是自由貿易制度的建設。這與當時的政權和盛行的經濟思想相關。1455-1485年的紅白玫瑰戰爭中，“中央及君主專制的都鐸王朝在舊封建貴族的地位強烈動搖、新貴族和資產階級還未強大到成為統治階級的時期出現了”[2]。由此，17至18世紀由於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長，政策出現了很大的波動性，議會民主制與對經濟活動的王室壟斷並存。直到1642年下議院擁有征稅權和廢除了王室壟斷之後，由於重商主義思想的影響，政府對市場仍有壹定程度的幹預。從19世紀20年代起，對輸出品的限制、東印度公司對印度貿易壟斷、谷物條例、航海條例的逐步廢除，才使得英國真正實現了自由市場制度。然而不容否認的是，與西班牙的專制統治相比，英國已經為資產階級提供了足夠寬松的政治和經濟舞臺。
4、金融證券市場的繁榮：英國保險公司操縱著對外貿易，對國際市場信息量的壟斷使得其在政治上的力量不容忽視。而隨著英國銀行業和外匯市場的發展，倫敦成為吸引歐洲人的金融市場[3]，而阿姆斯特丹多邊支付體系的中心地位在18世紀也逐漸由英格蘭銀行所替代，倫敦成為世界金融市場的中心，利率市場化、證券市場和中央銀行制度都在這個階段取得了重要的發展。金融資本也逐漸成為工業革命的壹個強有力的支柱。
5、人口：在工業化早期，人口在18世紀40年代在經過前壹段時間的停滯後開始增長，並在18世紀40年代加速，1811-1820年達到最大值，到1850年開始緩慢下降(表1)。而英國完全參與甚至代表著整個歐洲的第三次人口增長，人口的持續增長為工業化提供了可能。而且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由於在工業部門就業人員的大量增加和低廉的勞動力供給，使得圍繞工業區的城市化得以快速發展，英國接受的大量移民也極大的改變了人口的地理分布，從而產生了兩個變化：從東南到西北的人口密度轉變和加速的城市化[4]。潛在就業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和就業結構的轉變所帶來的國內消費品市場結構的調整，都成為英國工業革命的要素儲備。
6、自然資源：煤炭早在羅馬不列顛時代就已經用作燃料，但是到17世紀才成為主要能源，釀酒、漂洗、制鹽、煮皂等大量以煤炭代替木炭作為燃料。據J.U.納夫的統計，1551-1560年英國主要礦區煤產量約為21萬噸，1681-1691年已達296萬噸[5]。至18世紀20年代，英國煤的開采量大約占世界硬煤總開采量的87%，60年代占50%。毫無疑問，在家庭和工業用煤量方面，英國居歐洲國家首位[6]。而且，英國煤炭的豐富儲備，也為提高鐵的產量開拓了廣闊的前景，並進而帶動工業部門整體的大踏步地前進。另外，英國作為大西洋上的島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和眾多的優良港口，且境內任何地方離海岸線都不會超過90公裏，河流眾多，加上新開鑿的幾條運河連接內陸城市，全國的水利條件和交通運輸相當方便。而且，眾多的殖民地也為英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原料支持。
7、對外貿易促進了英國的出口：18世紀前，英國的對外貿易主要是依靠羊毛和轉口貿易，18世紀中期，英國發展成為向美洲、非洲和亞洲這些新市場出口各種制造品的工業國家。在1780年，英國出口的工業品是1770年出口的8倍。
8、技術的進步：集中表現在紡織業、冶金業，也是推動工業革命的最直接的動力，如煤和焦炭在熔煉過程中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各種金屬制成品的成本，化學的運用產生了壹大批人工合成的新材料。筆者不再贅述。
對於工業革命的決定因素，學者們莫衷壹是，往往會采用不同的歸並方式將上述因素加以分類，但總體而言多數集中在資本和勞動力的積累、技術的進步、人口的增長、寬松的政治環境這幾個方面。但是，隨著計量統計方法的改進和資料的不斷豐富，傳統觀點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挑戰。
二、傳統觀點的反駁
對於傳統觀點的反駁可以用以下問題來支撐：為什麽工業革命最先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法國等歐洲其他國家？為什麽工業革命會發生在18世紀後半期，而不是更早？有的學者認為工業革命的發生不是與國家相聯系，而是地區，我們之所以看到的是英國的崛起，無非是因為英國有更多更適合工業革命發生的地區而已；還有的認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應該是壹個隨機的事件，種種看似可以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既不是充分也不是必要的條件；當然還有的學者表示，種種爭論更多的說明了對工業革命進行系統觀察和邏輯推理的能力的匱乏。筆者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壹步總結學者們對傳統觀點的批駁。
1、資源因素：毋庸置疑，煤礦和鐵礦對英國工業革命的開展不可或缺，但是從熱力和動力能源的角度來講，當時的木材、炭和水力都是煤的替代品，而且在蒸汽機發明之前鐵就已經在各國之間普遍流通了，而在1794-1796年，英國的鐵礦主要從瑞士進口，之後又大量依賴於西班牙的赤鐵礦。至於英國的棉紡織業，其原料則是完全依賴於原材料的進口。與之相比，瑞士和法國借助其豐富的礦藏，似乎更有理由推進本國的工業化進程。
2、科學和技術因素：與傳統觀點不同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們開始認同英國在技術創造性和教育上的匱乏。首先，很多的發明源於其他國家，比如提花機、漂白法、蘇打制作法、食品罐頭、機械亞麻織布機、煤氣燈、不間斷紙張的生產等等。確切的說，英國應該是壹個技術創新的進口國和技術改進的出口國。其次，英國的公***教育體制是以僵化的學徒制度和有限的大學教育為依托的，與西班牙的精英和學院教育相比，科學知識的創新和傳播在英國變得艱難。因此，更多的技術革新不是由於自然知識的累積，而更多的是實用知識和技術嫻熟工種內部進行改進所帶來的勞動力的節約。在英國，科學與實際應用之間的聯系要緊密的多。那麽，如果說註重知識的應用和技術的開發是當時英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比較優勢，法國和德國卻與技術革新的普及失之交臂，則在壹定程度上否定了科學和技術因素的“決定”作用。
3、社會和制度因素：Perkin認為，判斷壹個社會是不是更加有利於發生工業革命，取決於財富和社會地位之間的關系。英國正是給了這個問題壹個最好的答案：在英國，財富的多少和社會地位被緊緊聯系在壹起而不是截然分離，對財富或者對社會地位的追求是相伴而生的，這就意味著每壹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勤儉改變原有的社會地位。但是，較之英國，荷蘭的尼德蘭革命發生的更早，可以說，荷蘭同樣是壹個市民的、資產階級的或者中產階級的社會，同樣給予了資產階級寬松的社會環境，卻在英國同時代逐漸衰落。而法國，貴族的頭銜可以被買賣，而且很多所謂的貴族不過是“中產階級”的出身，只不過法國的“貴族”傳統使得這些新貴族們不得不適應壹些更加奢華的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這不能不說是對傳統觀點的背離。另外，按照諾斯對產權的界定，明晰的產權有利於對經濟主體進行創新激勵和回報，從而有利於社會的技術進步。而英國的專利制度在1624年就已經建立，其他的歐洲大陸國家最早的也是在1791年之後了。但是，法國政府是通過皇家學院和由國家指派的長官來認定技術創新的，而且英國的專利制度也需要打壹個折扣，因為在專利侵權案件中發明者並沒有給予足夠的平等，而且對專利的認定更多依靠的是微不足道的技術問題，而不是對發明本身的認定[7]。而且，即使沒有專利制度的保護，如Richard Arkwright(法院宣布他的發明不屬於專利保護的範圍)，也不會對其“專利權”的使用帶來很大的困惑；有的時候，議會也會超越法院來對壹些發明進行專利的認定；由於法律界定的模糊和執行上的不徹底，使得要麽有大量的訴訟案件難以很快裁決，要麽發明更多的以商業秘密的方式加以應用，而不再求助於專利制度的保護[8]。盡管這些例舉並不能夠反映當時的全部社會現實，而且專利制度畢竟只是處於起步階段，難免不盡完善，但是卻是對英國“想當然的”“卓越”的專利保護制度的壹個有力反駁
但是，從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以下紕漏：
首先，如果工業革命是由壹個關鍵因素決定著的，那麽我們在第二部分所總結的觀點就是壹個有力的反駁，即幾乎沒有壹個原因使得英國顯示出明顯、突出、獨壹無二的優勢，而其他國家並不具備這個條件。
其次，如果工業革命是由壹系列因素***同促成的，那麽隨著討論的深入，可能的決定因素會越來越多，但是，在沒有對工業革命深層次運行機制進行更多的探究時，我們能夠找到的只能是相關因素，而不是決定因素，很難想象由這些因素就壹定會導致壹場全方位的社會大變革。況且經濟現象是不可模擬的，那麽如何判斷某壹個因素究竟是決定作用還是香港作用呢？答案尚未可知。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之壹，我們的確可以找到所謂的決定因素嗎？從第二部分的分析可知，似乎並沒有這樣壹個或者幾個因素可以使得英國遠遠優於其他國家，也就是說，也許並不存在著任何能夠對工業革命的發生起到決定作用的因素。
最後，第三部分中，隨著新的數據不斷得到修正，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工業革命似乎並不是壹個振奮人心的“起飛”階段，而是壹個平緩增長的長期過程。在這樣壹個長期過程中，如果沒有任何因素能夠起到決定的作用，或者對其他因素起到決定性的影響，那麽工業革命在什麽地方發生、在什麽時間發生就具有了壹定的隨機性。
對這個問題的解釋，N.F.R. Crafts試圖依賴另外壹個角度——混沌理論。所謂混沌，是指某種確定的隨機性，“確定”是因為它由內在的原因而不是外來的噪聲或幹擾產生；而“隨機性”是指不規則的、不能預測的行為。在經濟活動中，非均衡是更經常的現實，其中規則的周期起伏和不規則的隨機變化造成了經濟現象中的各種梯度和漲落。混沌吸引子在伸長與折叠操作中，將微觀尺度很小壹點漲落很快的就提高到宏觀的尺度上表現出來，亦即宏觀經濟不規則的漲落時經濟系統內在的機制而非外界的沖擊。
借助於混沌理論和噪聲現象，我們不妨對工業革命進行另壹個角度的審視：在長期緩慢的積累過程中，工業革命所代表的時間段無疑應當被拉長。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壹些產業或者局部的改善得以積累，並且連同其他因素壹起，最終帶來了經濟和技術的全面革新。整個過程中並不意味著英國要比其他的國家(最常用來作比較的是法國)更有優勢或者更先進，也不意味著某壹個或者某幾個因素決定了工業革命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恰好在英國。我們甚至可以假設推動工業革命進程的壹些因素並不發生在英國，而是因為有其他因素的傳導和激勵作用，才導致正效應不斷的放大，改良最終輻射到英國本土並且進壹步加強。也許較“工業革命為什麽最先發生在英國”更有意義的，應當是“為什麽工業革命是壹個緩慢的過程”或者“工業革命究竟是漸變或者突變”，因為後兩者意味著也許混沌理論所提及的自然觀更加適合對工業革命進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