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北京翠微路25號的王鵬和耿香芳是壹對恩愛夫妻。他們結婚九年了，但是從來沒有進口過。說起不生孩子的原因，耿女士說是因為“我們太愛孩子了，想要壹個身心健康，各方面都很優秀的理想結晶。但是現在生存競爭太激烈，孩子從幼兒園到學校到工作都要承受太大的壓力；我們還是要面對生老病死的人生關口。我們不忍心讓孩子受苦，就不要”。
新興財務部員工付大慶和妻子寧超“總覺得孩子是‘第三者’。有了孩子，必然會給孩子壹些感情和精力，對家庭和事業都會有影響”。而且他們計算出“按照北京壹般的消費水平，培養壹個孩子大學畢業需要20萬人民幣，我們兩個人可以用這筆錢提高生活水平”。如今，夫妻二人已經牽手13年，依然深愛著初戀。
這兩對夫婦是中國城市中不斷出現的“丁克家庭”的典型代表。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大城市，不想要孩子的家庭已經占據了壹定的比例。據北京市統計，結婚五年以上，沒有孩子的“丁克家庭”約占全市育齡夫婦的10%。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會副會長馬曉年教授認為，“丁克家庭”的不斷擴大表明當代都市人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不孝有三，無前途最大”，到生男生女壹樣，再到選擇不生孩子，突破了傳統的婚育模式。從性文明建設的角度來看，它表明都市人對性健康和性和諧的前所未有的重視。與城市不同的是，中國農村的“丁克家庭”仍不多見，但“養兒防老、多生孩子、有福同享”的傳統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29歲的陳秀芝是河北太行山區的壹個普通農婦。她媽媽壹生生了八個孩子，其中兩個不幸夭折。陳秀芝的大姐和二姐分別生了3個和2個孩子；陳秀芝夫婦只有壹個女兒，三年前領了《獨生子女證》。目前，像陳秀芝這樣自願只生壹個孩子的家庭多達3500萬。
中國人口專家認為這些觀念的轉變是中國實行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結果。陳秀芝家的生育史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後計劃生育工作的歷程。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死亡率明顯下降，出生率保持在較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949年的16提高到23，進入第壹個人口增長高峰。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越來越多的女性要求擺脫家庭的羈絆和多子的拖累，實行避孕；然而，由於缺乏相關知識和藥物，許多人呼籲政府有關部門給予幫助和指導。
1953年至1957年，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用5年時間對當時的人口狀況進行了深入調查，發表了著名的數字《新人口論》，提出了“必須控制人口”的觀點。但是他的想法不但沒有被采納，反而受到了批評。
文革期間，中國人口在無政府狀態下迅速膨脹。到1970年底，中國人口已達8億，出生率為33.43，自然增長率超過25。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於20世紀70年代全面啟動。毛澤東發出了“必須控制人口”的指示。中國的出生率開始明顯下降。到1978年，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分別下降到18.25和12，總人口為9.6億。
1978年後，中國計劃生育工作進入全面發展的新階段，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有效控制。1990年，中國總人口為11.4億，總和生育率從1979年的2.75下降到2.17。20世紀90年代，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繼續下降。去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9.53，首次降至10以下。中國總人口是12.48億。
經過有關專家的統計計算，結果令人吃驚：自上世紀70年代中國全面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已少出生約3億人。
這壹數字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註。丁克家庭後悔的幾率有多大？貝寧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席亨利哈利牧師在訪問中國後稱贊“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壹項偉大的工作”。中國有自上而下的組織體系。通過堅持不懈和大規模的宣傳教育，群眾可以接受政府的計劃生育思想，有計劃地生育，從而實現國家制定的人口目標。與中國合作了18年的聯合國人口基金前主任薩拉斯認為，“中國實行的自願選擇、避孕為主的計劃生育政策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現任主任薩迪克說，“就數量控制而言，中國的計劃生育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項目之壹。中國政府和人民做出了犧牲，全世界都應該感謝中國”。
目前，中國把重點放在農村地區的計劃生育上，把計劃生育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幫助農民勤勞致富，建設文明幸福的家庭。它明確提出把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放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首要位置。
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標是，到2000年，中國總人口將低於13億，育齡夫婦將享受初級生殖保健服務；到2010年，中國總人口控制在14億以內，到2021年，育齡夫婦普遍享有高質量的生殖健康服務。到21世紀中葉，中國人口總量達到高峰後緩慢下降，人口素質全面提高，人口結構更加合理。人民自覺實行計劃生育，自我保健意識明顯增強。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進入良性循環。
相信陳秀芝的獨生女會比媽媽有更多的選擇。也許她可以成為中國農村第壹代“丁克家庭”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