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的文人有哪些喜好？

如果說風度是個人的文化氣質和精神狀態通過言談舉止來反映，那麽每個人的精神氣質和文化氣質就迥異不同。這裏的風度應該是表現壹個人的精神風貌的有著文化內涵的詞語，而不僅僅是壹種行為符號。換句話說行為方式只是文化精神的自然反映，不是忸怩作態，矯揉造作。魏晉時代，“雅好慷慨”是建安文士的***同嗜好，呼喚與崇拜英雄是其時代特征。壹時間，人的形容外貌、言談舉止成了人們品評的對象。比如胡須、小白臉、衣飾、香囊等其他的替代物作為象征物。 這些替代物其實就是文化符號，對應的行為舉止就是壹種文化現象。從文學上看，曹操把“譬如朝露”來隱示珍惜文士生命，曹植以“塵埃”來隱喻男女關系。阮籍、劉伶以鑄“大人先生”來象征自己的理想人格形象，最為奇特的就是魏晉風流人物以“捫虱而談”，作為很高雅的舉動而絲毫無所顧忌。多虱究其原因是因為他們多數喜穿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然而所尚的“清談”，到底是誤國還是興邦多要打上問號。據我所知的，縱論天下有益民生的歷史上有“捫虱而談”而神態自若者，史書可查的只有兩個人物，壹是王猛著麻布短衣前往大營求見桓溫；壹是住在延安窯洞裏的毛澤東與斯諾的徹夜長談了。這些有如歷史長空中的耀眼煙花，已經壹去不復返了。 需要說明的是，魏晉時代，所謂“魏晉風度”，基本上是門閥士族知識分子所崇尚、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它唱的是追求個人自由、高揚精神自由意誌，行的是吃藥、喝酒、清談等精神深度的怪異，“尚通脫”正是對“尚竣”的壹種嘲諷。曹操主張“尚通脫”，求賢若渴，對於不忠不孝的人才都能豁達；司馬氏靠纂奪取天下，提倡以孝道為倫理的偽道德，而這個與他們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背道而馳。 在“竹林七賢”中，表演最有深度的當數嵇康和阮籍。表演恐有些不準確，因為這只是當今演員吃飯的技能，但他們在演自己真實的人生和現實生活。“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竣”，這是當時的社會環境。另壹方面，舊的宗法秩序業已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人們的精神狀態為之壹新，於是各種各樣驚世駭俗的“表演”就得以上場。 嵇康為人為文可以稱之為“婞直、竣切。”婞直，為人性格直拗，不為人所動。他交友的原則是“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以是曲高和寡，難得知己，平生孤獨傲行，只與阮籍、山濤為善。他自述自己是心胸狹窄的狂士，壹生愛讀老莊，性情散漫，不合禮法。他的名士風度就是喜歡睡懶覺、喜歡野外撫琴、身上多虱子不喜歡穿官服、不喜歡寫文書、不喜歡守禮、被俗事纏身，平生討厭為官，說自己“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由於不堪俗務，毅然和舉薦自己的山濤絕交。這個“非湯武薄周孔”，剛腸疾惡，遇事而發，脾氣很壞的狂士，以他的傲世獨立的人格、超脫俊逸的情趣，深刻影響了壹代士風。他這種婞直的性格、毫不掩飾的立場以及擇友的態度，是他最終被殺的原因。嵇康是不合作的，但又是進退維谷、腹背受敵。“非湯武而薄周孔”，在壹曲《廣陵散》的伴奏下，讓司馬氏砍去了大好頭顱，至此廣陵散曲成絕響。 與嵇康相比，阮籍似乎更能得到司馬氏的寬容和庇護。阮籍為人“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而著名當時，他把自己的語言表達降低到傷害自身最低的限度，用身體和行為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和人生信仰，喝酒與佯狂是他為人至慎的表達方式。他狂，可以目無劉項，“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他駕車窮途而哭，“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與嵇康相同，他對禮法和禮法之士極盡攻擊，“禮豈為我輩所設哉”，不為虛偽的道德倫理所束縛，實踐了王戎所言的“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的人生訴求。 至於他的送嫂歸寧，醉臥鄰家美婦其側以及為不認識的未嫁而死的女子哭喪，都是反映了他的豪放不羈的“外坦蕩而內淳至”的內心，阮籍對待女性，是充滿人性的，他懂得欣賞、發現女子的聰慧美麗。這點與嵇康又有大不相同之處。對待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品評，似乎阮籍比嵇康更為高明。與嵇康口無遮掩相比，阮籍嚴格遵循“口不臧否人物”原則。遇到政治敏感話題，他故意扯開或使其變調，可謂至慎；對待政治人物，他采取距離原則或虛以委蛇加以應付。和政治人物見面，“終日不開壹言”；司馬氏想與其聯姻，他醉兩個月不醒而避之不見，司馬氏只能“不得言而止”。他的消極參政的態度，通過醉酒來表演，因醉酒而不獲罪，無論佯狂還是佯醉，是其全身避害的手段。 向秀早年同呂安追隨嵇康，三人友誼最深，曾經同居洛邑、山陽。嵇康被殺，向秀被征入洛，途徑山陽，寒冰淒涼，聽鄰人吹起淒惻的笛聲，不由得感慨萬端，於是作《思舊賦》，追悼亡友。向秀是被迫出仕的，他經不起司馬氏的高壓。盡管司馬昭當眾羞辱他“聞君有箕山之誌，何能自屈？”，但他以隱士不足慕贏得“壹座皆悅”。向秀是清醒的，譖越禮法，潔身自好，還要珍惜生命。從《廣陵散》絕唱、山陽聞笛，不只是士人的悲歌，而是喚醒對生命意識的尊重。 其余竹林人物，如王戎，山濤，似乎在司馬氏的朝中官運亨通，但也是保全性命被迫接受罷了。他們想精神超俗卻不可，想必那種“托杯玄勝，遠詠莊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的生活是他們所追求的。嵇康死後，王戎路過黃公酒壚，見從前交遊之地，不盡睹物思人，慨嘆山河，可見內心的不好受。嵇康受刑，將自己的子女托付於山濤，卻沒托付給其兄嵇喜，也足見二人的友誼。 在這之後，陸機的引頸就戮，是另壹曲“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的浩嘆，華亭猶在，風嘯鶴唳，不禁讓人聯想到李斯的上蔡東門之黃犬。與陸機同時入洛為官的張翰，羨慕阮籍的縱情任性，豪放不羈，面對時事險惡，腦子格外清醒，決然不以官爵換取自己人生的快適。“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及時壹杯酒”，因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菇菜羹、鱸魚膾，頓悟“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裏以要名爵！” ，於是駕車而歸。 至於晉末的陶淵明，與嵇康的進退維谷相比他就從容得多了。他壹生追求自然的境界，不能有違背自己天然的行為，象壹位“壹生愛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任何人試圖強迫她倚門賣笑，那是決然不可的。他不懂音律，卻愛撫琴，每至酒酣耳熱，就撫玩起來，“但識琴中曲，何老弦上音”至真至性之情之人，琴對他而言只是形式而已。無論誰去拜訪他，他都會拿出最好的酒來招待，每逢自己先醉，他會說“我欲醉眠，卿可去。”幾乎孩子似的童心，是其真率的個性。他不是逃避生活的人，而是要脫離官場的羈絆。 我們還可以歷數後來者，唐朝的五大貶謫詩人韓劉柳白元，宋蘇軾 ，明李贄，袁宏道，清李漁，袁枚等，無不烙有魏晉遺風。這裏不便壹壹展開。 從根本上說，魏晉風度奠定了中國古代文人的人格基礎，那就是追求個人自由、高揚精神自由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