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令狐德棻在唐初倡舉了兩件事很有歷史意義。其中壹件是奏請購募天下書。唐初，德棻任秘書丞，職責是掌管經籍圖書之事。當時經隋末大亂，經籍圖書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議，以朝廷之力廣泛收求天下書，對獻書者“重加錢帛”，予以獎勵，對所收之書，“增置楷書，令繕寫”。在唐高祖支持下，這個計劃順利執行，“數年間，群書略備”。
武德五年（622），升任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人受詔撰《藝文類聚》。當時，戰亂之後，書籍散佚，他向高祖李淵上奏，請以重價購求天下遺書，置書吏修繕補錄，數年間，群書大備。貞觀中，又奏議修纂梁、陳、周、齊、隋五史，他主修《周書》。高宗朝，官弘文館、崇賢館學士，遷國子祭酒。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與，晚年著述尤勤。編有《五代史誌》、《大唐禮儀》、《太宗實錄》、《高宗實錄》，著有《淩煙閣功臣故事》、《皇帝封禪儀》等。 二十四史
德棻所做的另壹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學成就是極輝煌的，而“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壹月，德棻對高祖李淵說了壹番言辭懇切的話：“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 如果能通過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強調北周壹隋壹唐的壹脈相承的正統觀念，進而宣傳李唐祖先功業，那麽對於鞏固剛剛建立的唐政權，是再好不過的明智之舉了。德棻的及時建議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慮，經過壹番籌劃，於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詔修前代魏、周、隋、梁、齊、陳六史，對各史編修人員作了分工。負責周史的是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但這次修史“歷數年，竟不就而罷”。
未成的原因雖然史無明文，但據事分析，大約有以下幾點：
壹是未明確諸史撰修的總監和主編，各組撰修人員工作不會很協調。編纂方針、內容和體例的意見不壹，是避免不了的；
二是沒有很好地考慮各人特長。若要使集體修史揚長避短，就要既發揮眾人協作的長處，又要以有專長者為主，免得眾口不壹。如北齊史，隋時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陳時姚察撰述相當多篇卷，但詔令卻沒有安排李百藥和姚思廉分別主修北齊史和梁史，使他們未能繼承父業，未能發揮家學優勢。而另壹方面，詔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員近半數並不長於撰史；
三是當時地方戰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壞還未很好恢復，大規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時財政和圖書資料是難以充分保證的。
待到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詔修前代史，則計劃措施顯然更周密切實了。這次由於眾議以《魏書》已有魏收、魏淡二家，已為詳備，遂決定不再修《魏書》。對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
李百藥修齊史；魏徵、孔穎達、許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與房玄齡總監諸史。值得註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負責指導的作用。魏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可見，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參與。所謂“總知類會”，即是負主編之責。有意思的是，魏徵作為總監，為隋史寫了序論，為梁、陳、齊三史各寫了總論，但獨於周史未寫，這反映了他對德棻是相當尊重的。
此次修史，由於有長於史學的魏徵和長於運籌的房玄齡為總監，主編令狐德棻又為當時史家先進，分工考慮到修史諸人特點，加上政局穩定，經濟繁榮，人力物力財力都能保證，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貞觀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進。由於這五史只有紀、傳兩部分，沒有誌，貞觀十五年（641）詔修《五代史誌》，德棻又參加了修誌，其他參加者有於誌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誌》監修。是書於高宗顯慶元年（656）上進，***10 誌，30 卷，後附入《隋書》，稱《隋誌》。
貞觀年間修成的另壹部正史是《晉書》。貞觀二十年（646）閏三月，唐太宗詔修《晉書》，當時德棻以公事免職在家，於是房玄齡特意奏請起用德棻參與修撰。在當時同修的二十余人中，“並推德棻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可見德棻深為當時史家所推重。
李延壽在當時史家中，年紀較輕，地位不高。他繼承父親李大師遺誌，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對能否得到官方認可沒有把握，於是先請任監修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審查，德棻作為史學前輩，大力提攜後進，充分肯定了李延壽的工作，並作了壹些修改，之後這兩史才正式奏進於朝廷，獲得公開流傳的機會。
所修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八部正史，或飽含著德棻的大量勞動，或受到德棻的具體指導，總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實際的聯系。壹個人的名字能與二十四史的三分之壹發生聯系，這是史學史上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