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經濟密度比長三角城市群低的原因有哪些

在我們談論京津冀壹體化的時候，很難對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下稱長三角）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下稱珠三角）的發展情況避而不談。雖然並稱為中國三大城市群，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協同發展所取得的矚目成就卻壹直令京津冀地區略顯尷尬。而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壹極”和“第二極”，長三角和珠三角相比於京津冀地區有哪些不同之處？又有哪些可以借鑒與效仿的經驗和手段？作為同樣在中國改革開放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城市群，它們對京津冀壹體化具有特殊的啟示意義。行政與市場：協調發展誰來主導“京津冀的情況本來就壹套房子分給三家人使用”，新華社河北分社副社長王文化對半月談網記者說，京津冀當前的狀況並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而是我們根據特定需要而進行的行政劃分。“心臟的位置是北京，出海口是天津”，那麽河北呢？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沒心沒肺”。河北省社科院經濟所所長薛維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京津冀關系與珠三角、長三角不同，表面看是京津冀三方的關系，實際上是“三地四方”的關系。“第四方是指能量無限大的中央政府，北京是壹身二任，既是壹個獨立的直轄市，又是中央所在地，客觀上造成了北京是這壹區域的超級存在或超級主體。”薛維君說，地區定位和身份的這種客觀上不平等的區域關系，既模糊了京津冀關系的界限，不知道北京什麽時候代表中央，什麽時候代表北京市，又阻斷了京津冀三方解決問題的市場通道。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曾撰文指出，京津冀和珠三角、長三角最大的區別是：政治的考量要大於經濟的判斷，區域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京津是直轄市，而河北僅僅是省級區域。北京作為首都的特殊地位，無論是河北省還是天津市，在資源配置和行政協調的關系上都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政治和經濟地位的嚴重不對等，嚴重地影響了區域之間的合作和協調。保北京為前提涉及到產業的發展、資源的供應、環境的保護等，要優先考慮北京，天津和河北必須以此作為前提。顯然，河北省作為最“弱勢”的行政區域，要做出更大的犧牲。不同於京津冀，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的合作則是由市場所推動。據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郁鴻勝介紹，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長三角城市之間的合作是市場經濟自發催生的，走的是聯合發展道路。當時小平同誌提出浦東開發開放，江浙就主動融入那壹輪的經濟改革開放大潮中去。郁鴻勝說，北京具有區域規劃的主導權和決策權，無論涉及到哪壹方面，只要北京決定下來，其它城市就必須服從，這是國家利益的問題。這和上海就不同，上海只是經濟中心，在行政職能上，長三角的各個城市都是平等的。事實上，發軔於1986年的京津冀區域經濟概念已經誕生近三十年了，然而地區協同發展的腳步卻壹直蹣跚緩慢。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城市群藍皮書中國城市群發展指數報告2013》中指出，在三大城市群綜合指數名中，珠三角城市群位於第壹，長三角城市群居次席，京津冀墊底。其中，人口等資源發展不均衡成為京津冀最大軟肋。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受到行政劃分和固有利益格局的影響，將可能影響和遲滯京津冀城鎮化的進程。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力量，行政與市場在城市群協同發展中發揮作用的方式是壹個基礎性的維度。我們在討論這三大城市群發展過程中的區別時，應該明確將京津冀地區以行政力量不平衡這壹事實作為壹個起點。在這個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過程之中，行政級差這壹前提為當前的許多現狀構建了基礎性的背景。輻射與帶動：區域之內如何發生化學反應目前京津冀三方之間的要素資源配置關聯度不高，相互之間不協調、不聯合。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對半月談網記者說，“兩個大都市還在吸附周邊的要素。按道理，城市化發展到壹定階段，應該向周邊輻射，但京津不但不輻射，現在還在吸附周邊的要素技術、資本、資金與產業。”李鐵也認為，京津對河北不僅僅沒有輻射，反而卻因為其優越的資源配置，把周邊的要素吸引到京津來，人才、置業甚至包括農民工到這裏來打工。據統計，2005年至2010年，河北省來京人員逐年增加。2010年數據顯示，河北省來京人口為155.9萬人，占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22.1%。珠三角的發展壹定和香港有關，長三角的發展壹定和上海有關，但是京津冀周邊的發展至少在完成工業化進程中，與北京的關系不大。上世紀80年代，珠三角和長三角的鄉鎮企業縣域經濟最發達，而北京行政轄區內幾乎沒有多少鄉鎮企業，天津的鄉鎮企業只是局限於轄區內，也很少向河北擴散。環北京所謂的貧困帶就足以說明京津對周邊的帶動能力不強。2005年8月17日，亞洲開發銀行的壹份調查報告首次提出：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河北的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萬貧困人口。2012年3月，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主持的首部京津冀藍皮書——《京津冀區域壹體化發展報告（2012）》指出，“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