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蓮壹下子就接受了我的想法。她很容易就同意在我們倆的關系中，我們應該互相徹底誠實、直言相談、徹底地坦蕩。這果然有效，我們非常相愛。我們的感情是壹種我聞所未聞的。
在那個夏天之後，我去了在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我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去了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每逢假期我都回家去看望艾蓮（艾蓮患上了肺結核，而壹開始，醫生誤診成了當時的絕癥，何傑金氏病，只能活兩年。）當他們知道其實艾蓮得的是肺結核的時候，艾蓮說，“那我有可能活七年呢！我還有可能好轉壹些呢！”費曼問，“妳什麽意思啊，難道妳還不知道這是好還是壞嗎！”艾蓮說，“可是我們就不會很快結婚了呀……”
妳看，當得知艾蓮得何傑金氏病，只能讓她大約活兩年時，我們計劃好了壹切，當然從她的觀點出發。現在她可以活得更長，她倒好像因打亂的計劃而煩惱了似的。不過，我很快就向她說通了，這是件好事。自那以後，我們知道兩人可以壹起面對任何事情。經歷了這番，再也沒有什麽困難可以難倒我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我當時正在普林斯頓攻讀博士學位，被吸收進了制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數月之後，我剛拿到博士學位，就向家裏宣布要結婚。
父親憂心忡忡。從我呱呱墜地，他就精心培育，希望我成為壹個快樂的科學家。他覺得我那時結婚還太早，會耽誤我的前程。當父親聽到我要和患肺結核的艾蓮結婚，又多了壹層擔心，怕我會被傳染上。
整個家族，叔叔、阿姨、所有的人都擔心之極。他們請來了家庭醫生，向我解釋結核病是非常危險的，我準會被傳染上的。
我說，“告訴我這病是怎麽傳播的，總會有辦法的。”
艾蓮和我已經非常非常小心了：我們不能接吻，因為口中會有結核菌。
然後家人開始向我解釋說，當初我和艾蓮相約畢業後結婚時，還不知道現在這種情形，誰都會理解壹個不明情況的婚約並不是真正的婚約。
但是我從來沒有過他們那種發瘋的念頭，和艾蓮結婚是因為以前我向她保證過，我連想都沒那樣想過！盡管沒有壹張證書，沒有結婚登記，但是我們相愛甚篤，早已在感情上結婚了。我反問，“要是壹個丈夫知道妻子患了肺結核就棄她而去，難道妳們會覺得是個合理合情的事嗎？”
諸人中只有我的壹個阿姨覺得結婚也不見得是壞事，其他人全都竭力反對。不過到那時，我早已經嘗到過家裏給的勸告有那麽多錯，我堅持自己的觀點。我毫不費力地拒絕聽從他們的勸阻，我行我素，他們怎麽講也沒用。艾蓮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對的。
艾蓮和我把壹切安排妥當。在普林斯頓邊上的狄克斯鎮有壹家慈善醫院，是由紡織女工的工會支持的。雖然艾蓮不是紡織工，他們也照收不誤。我那時剛剛畢業，參加了政府的工作，薪金很低。但是這樣安排至少能讓我照顧她。
我們決定在去醫院的路上結婚。在普林斯頓的壹個叫比爾·吾德華德的同學借給我壹輛車，我把它改裝了壹下，把後座放倒，加了壹個床墊，像救護車壹樣。這樣，艾蓮累的時候可以躺下，雖說她當時的狀況並不太糟，可也畢竟幾次住院，身體很虛弱。
我開車去她家接上我的新娘，艾蓮壹家向我們招手告別，我們開車走了。經過皇後區、布魯克林區、斯坦頓島，上了擺渡船——那是我們浪漫的結婚遊船吧——然後到市政廳去登記。我們慢慢地走上臺階，進入辦公室。接待人員很友好，馬上辦了壹切手續。他發現我們沒有證婚人，於是立即從旁邊的辦公室裏找來了會計和書記員。按紐約法律，我們正式結婚了。那時刻我和艾蓮都幸福無比，牽著手互相沖著笑。那辦事員說，“妳們正式成為夫妻了，妳該吻新娘啦！”於是羞得面紅的新郎在新娘面頰上輕輕地吻了壹下。我給了每個人壹點點小費，謝了又謝，然後開車送艾蓮去醫院。從那時起，每個周末我都會去看艾蓮，艾蓮的醫生非常好。可每次看見我付給醫院壹張18元的國庫券的時候就很生氣，他堅持說我們收入這麽少是不用付錢的，可我還是每次都付。
壹次，我在普林斯頓收到了壹大盒鉛筆，每支上都用燙金字寫著，“親愛的理查德，我愛妳！波絲貓。”（我管艾蓮叫波絲貓。）
這倒是蠻甜蜜的，我也很愛她！不過嘛，人總是會不留心把鉛筆丟掉的，比如和維格納教授討論問題後，就蠻有可能把鉛筆扔在他桌上了。如果這樣的話，那些字讓人多不好意思。那時大家的境況都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費那些鉛筆，於是我用小刀把鉛筆上的字刮掉。
第二天，我就收到艾蓮的信，上邊寫著，“把鉛筆上的字刮掉算個什麽事兒呢？”接著說，“難道妳不為我愛妳而自豪嗎？”隨後又是，“妳幹嗎在乎別人怎麽想？”
我還有什麽選擇呢？只好乖乖地用那些燙了金字的鉛筆。
在工作日，我會常常收到她的來信。有時她會弄壹個拼字遊戲，剪散了裝成壹袋子寄來。這時，軍隊的郵檢便會給我壹個警告單“請告誡尊夫人這裏沒有時間玩遊戲！”我從來沒有告訴艾蓮，因為我很樂意與她玩遊戲，盡管有時把我陷入令人發笑而又窘迫的局面。
在五月的壹天，洛斯阿拉摩斯所有的信箱都被塞進了報紙，成百成千遍地都是。打開報紙，上邊印著巨大醒目的字樣“舉國上下歡慶理查德·費曼的生日啦！”艾蓮在和整個世界做遊戲，她有許多時間去琢磨，看雜誌，然後訂這訂那，她總是變些新花樣。（她大概從常去看她的我的同事尼克·麥特波力斯那兒得了不少幫助吧。）艾蓮身在她小小的屋子裏，心卻在世界上。寫著不著邊際的信，寄來各式各樣的東西。
壹次她寄來壹本做炊具廣告的書，裏邊的炊具全碩大無比——大概是供監獄這種人口眾多的地方使用的吧。從風扇、爐鉤，到大盆大盤，應有盡有。我暗想，“見鬼，這有什麽用？”這使我想起早先還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時候，她寄給我壹本大船的廣告，上邊是戰艦、遠洋輪之類。我去信說，“妳打什麽主意呢？”她回信說，“我在想，等我們結婚時，可以買條船。”我寫道，“妳瘋了？！也太不著邊際了吧！”
不幾天，又有壹本廣告寄到我這兒。這回是富人們用的那些十幾米長的遊艇、帆船。她的夾條上寫，“既然妳無意買上次廣告書裏的大船，或許我們可以買這樣的。”
我去信，“聽著，妳還是不切實際！”
不久，另壹本廣告又來了，是賣各種小汽艇的。
我寫道，“太貴啦！”
最後，我接到她的條子，“這可是妳最後壹次機會了，理查德，妳壹直在說不。”原來，她的壹位朋友有壹條舊的手搖木船出賣，標價15美元，艾蓮想買下來，以便夏天時我倆可以泛舟。
唉，經過這麽多折騰，誰還能說“不”呢？
正當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廣告的用意時，第二本又到了，做的廣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幾天之後，又來壹本，是家庭炊具。當我周六去看她的時候，才弄明白是怎麽回事。原來她郵購了壹個18英寸的小烤爐。她說，“我想咱們可以烤牛排呢！”“胡扯，我們怎麽可能在這屋裏烤牛排呢，煙啊火啊了的。”“啊不！”她說，“妳只要把爐子支在外邊的草地上，每周日就可以烤牛排了。”那個醫院正對著貫穿美國的66號公路。“不行，我是說那麽多的汽車、卡車，來來往往，行人走來走去，我怎麽可能大模大樣地在草地上烤牛排。”艾蓮說，“妳幹嘛在乎別人怎麽想。”她開始用這個來“折磨”我了。“好吧。”她說，壹邊拉開了桌屜，我們可以互相讓步。“妳不必戴大廚師的帽子和手套，好了吧。”她晃著那種真正職業大廚師用的帽子、手套。然後她說，“把圍裙穿上試試。”圍裙打開，上面赫然印著，“烤肉大王”之類傻乎乎的字樣。“行了行了，”我嚇慌了，“我去草地上烤肉好了。”於是那以後的周六周日，我就只好到66號公路邊去烤牛排了。
另壹件事是關於聖誕卡。在我剛到洛斯阿拉莫斯才幾個星期後的壹天，艾蓮說，“我想，應該給妳的同事們送聖誕卡，妳想不想看看我挑的卡片？”那些卡片都很精致，可裏邊寫的是聖誕快樂，署名是理查德和波斯貓。我抗議說，“這怎麽能送給費米和貝特，我都不認識他們呢！”“妳幹嘛在乎別人怎麽想。”結果自然是卡片都送出去了。第二年聖誕又來了，那個時候我和費米、貝特都熟了，還去過他們家，和他們的孩子玩，關系很友好。壹天，艾蓮用很正經的語調對我說，“理查德，妳尚未問及有關今年聖誕卡的安排。”我可著慌了，說，“哎，讓我瞧瞧。”卡片寫著，“聖誕、新年快樂，”署名是理查德和艾蓮.費曼。我說很好很好，這對每個人都合適。她說，“哦不，這對費米、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適。”果然她拿出另壹個盒子了，她取出其中壹個，上面的祝辭是壹樣的，可署名變成了費曼博士及費曼太太。我又只好把卡片送出去了。他們都大笑起來，這回怎麽正兒八經的了迪克（理查德的昵稱）他們都大笑起來，覺得很開心，因為艾蓮倒了這麽多鬼，我卻毫無辦法。
艾蓮的身體越來越弱，她父親從紐約來看她。在二戰期間，坐這樣的長途旅行是很花錢的，但他知道艾蓮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壹天，他打電話到洛斯阿拉莫斯，“妳最好馬上來。”我預先早就和我的壹個朋友克勞斯·富克斯安排好了，有緊急情況的時候可以借他的車盡快開到醫院。我開車上路，讓兩個人搭上車，以防萬壹需要幫忙。果不其然，我們開到聖塔菲的時候，壹個車胎爆了，搭車的和我壹起換了備用胎。可當我們開出聖塔菲的時候，備用胎又爆了，正巧附近有個修車鋪，我記得我在耐心地等待修車師傅先修排在我前面的車，可那兩個搭車的知道情況緊急，便跑去向修車師傅解釋，他立刻先把我們的車胎補好了。我們決定不等他補備用胎了，因為那會有更多的延誤。我們又上路了，我有些後悔方才太急於趕路，都沒對修車師傅說幾句感謝的話。在離醫院大約50公裏的地方，又壹個車胎爆了。我們只好把車仍在路邊，搭車去醫院，然後再打電話給拖車公司。
我在醫院見到艾蓮的父親，他在那有幾天了。他說，“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回家去了”他太難過了，徑直走了。
我最後見到艾蓮的時候，她已非常虛弱，神誌也有些迷糊了。她好像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似的，大多數時候直瞪瞪地註視前方，偶爾會環視周圍壹下，呼吸艱難。有時她的呼吸會突然停止，好像在咽下什麽東西似的，然後又開始呼吸。如此延續了好幾個小時。
我出去走了壹會兒。我覺得很奇怪，面對這樣的情況，自己的感覺並不像平時人們講的那樣悲痛欲絕。也許我在騙自己？當時我自然不會心情很好，可也並沒有特別地悲傷，大概是我們很久以來早已明白，這壹天終會來到。
這壹切很難解釋。假如有長生不老的火星人來地球，看見我們這些叫作人類的動物，明知死亡不可避免，卻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大概火星人會覺得這是個天大的心理問題——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況下活著。可是我們人類就是這麽活著，我們在死的預期下歡笑、玩樂、生活。
對於我和艾蓮來說，和壹般人的區別不過在於他們有五十年，而我們只有五年。這只是壹個量的不同——根本的心理問題其實是壹樣的。如果我們覺得“別人能有五十年，比我們更幸福”，那倒是會有區別。可我們並不這麽想。人實在沒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無比，去抱怨“為什麽我這麽背運？上帝為什麽要對我這樣？究竟我做了什麽會招來這報應？”——如此種種。如果壹個人能真正理解現實，理解整個現實，那麽上述的抱怨便毫無意義。所有發生的、存在的都是無法預期無法改變的，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罷了。
我和艾蓮有過多麽快樂的幾年！
我回到她病房，心裏想象著此時她身體裏發生的那些生理變化：肺功能衰竭導致氧氣不能充分進入血液，腦缺氧便會神誌迷糊，心臟微弱，反過來又讓呼吸更困難。我壹直預計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時候會有突然間的總崩潰。可事實上根本沒有這樣。她只是越來越神誌不清，呼吸愈弱，直至停止——不過在那以前，還有壹次很微弱的呼吸。
值班護士證實艾蓮確實亡故了，然後就走了，因為我想單獨和艾蓮在壹起。我在那兒坐了壹會兒，然後俯身在她額頭上吻了最後壹次。我驚奇地發現，她的頭發的氣味還是和以前壹樣！過了壹陣想想，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為頭發的氣味沒有理由會改變。可在當時，這對我是個小小的驚詫：在我想來，壹個巨大的變化剛剛發生了，可是又好像什麽都沒變。
第二天我去喪葬場。壹個工作人員遞給我幾個從艾蓮手上摘下的戒指，問我，“妳要不要再看妳妻子壹眼？”
“這是什麽……不，不用再看了！”我嚷道，“我剛才看過她！”
“是的，可現在她被化妝過了。”
喪葬場的壹切對我來說是徹底陌生的。為什麽要去給壹個已經空卻的軀殼塗脂抹粉呢？我不想再見艾蓮，那會讓我更難受。
我打電話從拖車公司那兒要回了車，把艾蓮的遺物收拾好放在後座上，讓壹個人搭上車，往洛斯阿拉莫斯開。還沒到10公裏，啪！又壹個車胎爆了！我開始破口詛咒起來。搭車的用壹種看瘋子似的眼光瞧了我壹眼。“哎，只不過是壹個車胎爆了是吧”“沒錯！可是壹只壹只又壹只......”我們換上備用胎，以很慢的速度開回了洛斯阿拉莫斯，也沒去修那只壞胎。我不知該怎麽面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們。我不想讓別人都陰沈著臉問我艾蓮的故去。有壹個人問我情況如何，我說“她死了，妳的工作進展怎樣？”他們壹下就明白過來，我不想把悲傷傳染開來。只有壹個人來表示哀悼，我後來才知道，他在我回去的時候並不在工作地。
壹天晚上，我夢見艾蓮，我馬上說，“不，不，妳不能到夢裏來！妳已經不再活著了！”
過了些天，我又夢見艾蓮。我又說，“妳不能到夢裏來！”
“呵，不，”她說，“我騙妳了。其實我是對妳厭煩了，才策劃了這壹切，以便我可以脫身。可現在我又喜歡妳了，所以就回來了。”我的意識和自己在鬧別扭。總有壹天我們能夠會解釋，為什麽在夢裏她會依然活著！
那時，我準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我壹顆眼淚也沒掉。直到壹個多月後，我在橡樹城的壹家商店裏看見了壹件漂亮的連衣裙，我想，“艾蓮壹定會喜歡的……”頓時不能自已，潸然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