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震怎麽樣

張翎的《余震》：我特別不能忍受的是…… “那些關於劫難的記憶當時擊中了我，我特別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失去父母的幸存孤兒，他們在文章的結尾被簡單概括為‘後來成為企業的技術骨幹’或者‘以優異成績考入大學’和‘後來建立了幸福的家庭’這樣的表述。”——張翎 2006年7月28日下午，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在首都機場準備乘坐回多倫多的飛機。因為大雨飛機誤點，她在機場書店閑逛時，發現壹個書架上擺滿了關於唐山地震的書。她隨手抽下壹本名為《唐山大地震親歷記》的書。 書裏是60位幸存者和歷史見證者對唐山地震的回憶。“那些關於劫難的記憶當時擊中了我，我特別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失去父母幸存的孤兒，他們在文章的結尾被簡單概括為‘後來成為企業的技術骨幹’或者‘以優異成績考入大學’和‘後來建立了幸福的家庭’這樣的表述。”張翎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 這本書是北京市地震局宣教中心為紀念唐山地震30周年特別策劃、編輯的，收錄了馮驥才、蘇叔陽、趙大年、航鷹等見證人和地震親歷者的60篇文章，以個人的角度，記錄了唐山地震對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產生的影響；也有他們在震後的心路歷程和人生經歷。 她還記得馮驥才文中的壹個細節：地震之後，幾位天南海北的旅客同居壹室，壹個劫後余生的唐山青年被東北青年好奇的追問逼出眼淚，最後眾人睡去他未眠，壹夜之間茶幾上留下幾十個煙頭。 在候機廳裏等飛機的張翎，坐在長椅上看完了書。那天剛好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紀念日。“當我意識到這壹點的時候，突然有壹種強烈的沖動，想寫壹部關於唐山地震的小說。那些孤兒的艱難成長，和收養他們的家庭的融入，那些藏在他們心靈深處的傷痕、苦痛，還沒有被充分地書寫。”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時候，張翎還是溫州壹家車床廠的工人：“唐山地震的消息通過廣播和報紙傳播到溫州時，經過壹層層過濾，我們看到、聽到的只是壹些標語、口號、數字，照片上只有倒塌的房屋，沒有壹個人。” 回到加拿大，張翎到圖書館裏收集了關於唐山地震的圖書，錢鋼的《唐山大地震》、張慶洲的《唐山警示錄》，還有壹些關於那次大災難的資料。花了不到壹周的時間，張翎寫了2萬字的《余震》。 “我在海外已經看過不少國內看不到的唐山地震內幕，但我感興趣的是人心靈的余震，那些壹夜之間遭受親人離散的孤兒，被災難剝奪了童年的快樂，心靈的重創是不是也能像地震毀壞的房子、道路、橋梁那樣很快被修復？我就是從這個角度創作了《余震》這部小說。”張翎說。 這時，恰好馮小剛去加拿大做《夜宴》的後期制作。他的助理張述曾在加拿大和張翎做鄰居。張述介紹這位老鄰居認識了馮小剛，他們壹起見面吃了頓飯。張翎給了馮小剛幾篇自己的小說，裏邊就有《余震》。在回北京的飛機上，馮小剛看完了，覺得小說的角度不錯，“但要改編成電影，內容還是單薄了點。”馮小剛對這個故事產生了興趣，但還沒決定把它拍成電影。 2007年1月，《余震》發表在《人民文學》上，不少文學選刊都做了轉載。 小說和現在的電影有很大不同：小說以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王小燈為主角，她是壹個有嚴重失眠癥的人。唐山地震時她父親不幸身亡，她和同胞弟弟壹起被壓在水泥板下，只能救起壹個人，最後媽媽選擇救身體虛弱的弟弟。後來王小燈也活了下來，被另外壹對在工廠上班的夫妻收養，卻慘遭繼父猥褻。大學畢業後她到了加拿大，但她對地震發生的壹切壹直無法釋懷。最後，她回到出生地唐山，見到了自己的母親，推開了那扇多年無法推開的窗。 小說發表後，北京的壹位年輕導演買下了電影的改編權，項目擱置了壹年多，遲遲沒有啟動。後來，唐山市政府找到電影局，提出拍壹部唐山地震的電影的想法，電影局副局長張宏森把這個任務給了馮小剛。馮小剛立即想起了張翎的《余震》。張宏森聽了馮小剛轉述的故事，也覺得不錯。 馮小剛買回了《余震》的版權，張翎最終沒有參與電影劇本的寫作。 “我沒法當編劇，那完全是按照大眾趣味來的，比如《余震》結尾我已經扔了壹片止痛片給自己，非得讓她們母女相認，其實按照故事邏輯下去，這母女這輩子都不相認的。馮小剛的電影比我更進壹步，他還要在母女相認後，雙方下跪，讓母女互相說‘我對不起妳！’”張翎說。 在電影《余震》裏，張靜初演的王登後來上了復旦大學，她的那段校園生活就是取材於張翎本人在復旦的生活。 “我看電影的時候，看到張靜初提著個包報到，尿憋急了找廁所，那就是我當年的樣子，很有意思。”張翎雖然沒有參與編劇，但在馮小剛工作室的電腦裏看《唐山大地震》初剪版本時，她哭了幾次。“我覺得電影離我的小說已經很遠了，我小說表述的是壹個‘疼’字，電影表述的是壹個‘暖’字。我覺得這是壹部能被觀眾接受的成功電影。” 轉自南方周末本文網址：/content/47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