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清光緒七年）生於湖南善化縣（今長沙市）。其父章錦曾在鄉裏為裏正，後業中醫。章士釗幼讀私塾，非常勤奮。
13歲時在長沙買到壹部《柳宗元文集》，從此攻讀柳文。 16歲在親戚家為童子師。 1901年離家赴武昌，寄讀於武昌兩湖書院，在此結識黃興。後執教於朱啟鈐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次年進上海愛國學社。5月，任上海《蘇報》主筆，由於該報連續登載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又創辦《國民日報》，建立大陸圖書譯印局。同年冬與黃興等組織華興會，從事反清活動。 1903年4月，拒俄運動發生，上海各學校學生罷課，章士釗不顧學堂總辦俞明震勸阻，率陸師同學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組織的軍事民教育會，任軍理教習。不久被聘為上海《蘇報》主筆，經常發表激烈的革命言論，並因此結識了章太炎、張繼、鄒容，意氣相投，結拜為異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張繼、鄒容均有鼓動革命的書籍。於是章士釗將日本人宮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夢》編譯成《大革命家孫逸仙》壹書，將孫之別名“中山樵”與姓氏連在壹起。於是1903年9月用黃中黃的筆名刊行，國內由此書而知重孫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蘇報》，並先後逮捕了章太炎、鄒容等七人。章士釗因得主辦此案的江蘇候補道、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僥幸得脫。於8月7日又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創辦了《國民日報》，並繼續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與黃興由上海赴長沙，醞釀華興會的籌建工作。 1904年2月，與楊守仁等在上海建立愛國協會，任副會長。楊守仁為會長。1904年8月，華興會決定當年11月6日在長沙舉行起義。章在上海余慶裏密設機關，暗中接濟。因事機不密，未經發動即遭失敗。10月，黃興赴上海，召集楊守仁、陳天華、章士釗、張繼、楊度等人開會，準備在湖北、南京等地再舉義旗。後因發華興會在余慶裏的機關遭破壞，張繼和章士釗等十余人被捕，再起義的計劃未能實現。章士釗等人經蔡鍔托人營救，被關押四十余天後，得以保釋。出獄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東渡日本。
留學時期
1905年流亡日本，入東京正則學校習英語。章回顧過去，認為自己“才短力脆”，連累了同事，感到內疚，壹改革命救國為求學救國，乃發憤力學。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但堅不入盟，後來亦未入其他政黨。 1908年赴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學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
1909年4月，他與同盟會員吳弱男在倫敦結婚，婚後入愛丁堡大學學政治經濟兼攻邏輯學。留英期間，他常為國內報刊撰稿，介紹西歐各派政治學說，於立憲政治尤多發揮，對當時中國政壇很有影響。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章士釗攜家眷從英國回國，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給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應孫中山邀由英倫回國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黃興、於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報》主筆，兼江蘇都督府顧問。7月，章在《民主報》上發表了《政黨組織案》，主張將當時國內新有政黨（包括同盟會）壹律解散，在壹段時間內各抒已見，然後根據不同政見分為兩黨，出而競選，得多數擁護者，管理國家。這就是著名的“毀黨造學說”。此論遭各方攻擊，同盟會內部大嘩，章士釗乃脫離《民主報》，於同年9月與王無生別創《獨立周報》，繼續議論時政，提出了民國政制究取法國制還是美國制等引起國人註意的問題。 1913年3月，袁世凱主使刺殺宋教仁反嫁禍於黃興。章由此看出袁之險惡，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孫中山、黃興，加入了反袁行列，並草擬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孫中山任命為討袁軍秘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章亡命日本。
任職時期
1914年5月在東京與陳獨秀等創辦《甲寅》雜誌，提倡***和，反對袁世凱。章在第壹期上發表《政本》壹文，重申兩黨制的主張，提出執政黨應借反對黨之刺激而維持其進步。後又發表《學理上之聯邦論》等壹系列關於政體的文章，宣稱聯邦制可以用輿論力量達到革命的目的，引證西文學說，結合中國政治實際，文法謹嚴，理論充足，為時人重視。7月任歐事研究會書記。 1915年冬，袁世凱公開稱帝，護國軍起。5月，肇慶軍務院成立，章士釗出任軍務院秘書長，並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秘書長。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總統。章士釗留居北京，任國會議員，並應蔡元培之邀請，受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倫理教授。 1916年5月，肇慶軍務院成立，任秘書長，並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秘書長；6月黎元洪繼任總統，赴北京與黎洽商善後。 1917年11月，陳獨秀之邀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院教授，講授邏輯學。兼圖書館主任，並被選為國會眾議員。章並薦李大釗、楊昌濟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圖書館長職薦李大釗繼任。
1918年5月，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次年在上海舉行南北和平會議，當選南方代表。 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毛澤東、蔡和森持楊昌濟手書拜見章，求予資助。章當即以二萬元巨款相贈，毛以壹部資助赴法學生，壹部用於湖南革命活動。 1921年春赴歐洲考察政治，在倫敦訪問了英國學者威爾斯、肖伯納、潘悌。章與諸人講座後，認識到農業國與工業國不同。翌年歸國，任北京國立農業專門學校校長。 1922年，周恩來等在歐洲創建***青團，托章將壹部印刷機由法國運至德國，章照辦無誤。 中國***產黨誕生後，章士釗先生在***產黨人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希望，政治傾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成為中國***產黨的朋友。 1923年6月離京赴上海。10月曹錕賄選為總統，章時任上海《新聞報》主筆，撰文痛斥受賄議員。 1924年，段祺瑞上臺。章主張毀棄約法及國會之主張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歲的章士釗投入北洋軍閥集團。段從章建議，以“臨時執政”之名兼任總統與總理之職，委章為司法總長。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釗兼教育總長。章受命後，即宣稱要整頓學風，宣布大學統壹考試，合並北京八所大學，引起教育界進步人士及青年學生的反對。4月9日，各校學生聚會請願罷免章士釗。章遂辭職赴滬，後經段祺瑞挽勸，乃復任司法總長之職。7月發行《甲寅》周刊，反對新文化運動。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總長，要他繼續“整頓”學風。章不顧人們的反對撤換了壹批反對他的大學校長。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裝警察護送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到校就職，後又下令解散“女師大”，鎮壓愛國學生運動。因章的《甲寅》雜誌作為整頓學風的言論陣地，而《甲寅》封面繪有壹虎，當時人們稱之為“老虎總長”。 1926年，“三壹八”慘案時，章任段政府秘書長。後被國民軍驅逐下臺，章出走天津，繼續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該刊強調反對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 ，反對“歐化”，引得罵聲壹片，但章我行我素。魯迅著文痛罵段祺瑞、章士釗為“落水狗”，由是惡名遠播。 1927年4月，李大釗同誌在北京被奉系軍閥逮捕，他四處奔走營救。
1928年國民革命軍光復北京後，因章系執政府之高級官員，曾被通緝，乃赴歐洲遊歷。 1930年受張學良之聘回國，任沈陽東北大學文學院教授，次年任院長，“九壹八”事變後，章士釗回到上海，為杜月笙賓客，不久正式掛牌當律師。 1932年10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他自動站出來為陳辯護，請求法庭宣布陳無罪。其“辯論狀”著力闡述政府應當容忍不同政黨之理論，文氣逼人，震動法庭，中外報紙競相登載。 1934年任上海法學院院長。1934年前，章先後擔任北京明德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上海法政學院院長。岑春煊等西南軍閥排擠孫中山，操縱南方護法軍政府，岑任總裁，章出任秘書長。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法制委員會主席。 抗日戰爭爆發後，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維新”偽政府成立，漢奸梁鴻誌誘章入夥，被章拒絕。不久杜月笙派人迎護，章由香港轉赴重慶，國民政府給以“參政員”名義。 1938年6月起，歷任第壹、二、三、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主席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戰後問題；“雙十”協定簽字後，毛因事滯留重慶，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會談，征詢章對形勢看法，章在手心寫壹“走”字，耳語“三十六計，走為上”，勸毛速離險境。 1946年回上海，續任律師；同年11月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1948年行憲後，當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 解放戰爭後期，他作為“上海和平代表團”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非正式代表，為國***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欲試探與中***和談之可能性，乃請章士釗及江庸、顏惠慶三人。章返上海後，曾專程至南京，會晤長沙綏請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向程介紹了與毛澤東晤談的情況，轉達了毛對和平寄予的期望，對程消除“懲辦戰犯”的疑慮起了壹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決定正式成立代表團，派邵力子、張治中及章士釗等五人為和談代表，於4月1日到北平，與中***舉行和平談判。4月22日和談破裂，章士釗與邵、張等乃留居北平。嗣後去香港，同年6月，程潛派程星齡赴港，會晤了章士釗。章托程星齡帶信給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程和平起義的期待和中***對陳明仁將軍的熱誠態度，勸說程、陳起義。
新中國成立時期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總統委派與邵力子、張治中、劉斐同來北平，與中國***產黨舉行和平談判。因國民黨政府拒絕簽訂雙方代表草擬的協定，乃留居北平。繼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潛，勸說程、陳（陳明仁）起義。9月，他應中國***產黨之邀參加開國大典，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從此定居北京。 新中國成立後，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委。先後當選為第壹、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與臺灣方面連絡，會商兩岸統壹問題。 1957年，中***整風，章發言中有語“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被責令檢討，經毛澤東幹預始得解脫。 1959年10月，任館長。晚年以大部分時間從事文史研究工作，並曾在中國人民大學漢語教研室講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為《柳文指要》壹書。 1961年，國窮民困之際，毛用稿費以“還錢還利”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給章以解其困，送滿十年。 1963年，毛七十壽辰，設家宴邀章士釗、程潛、葉恭綽、王季範四老到中南海，並各攜子女壹人到席。 1965年，《蘭亭集序》真偽之辯，高二適駁郭沫若文章發表受阻，章向毛推薦高文，得以通過。 “文化大革命”中，當造反派的矛頭直指“劉鄧司令部”時，他對國家前途充滿憂慮，不顧個人安危上書主席，坦誠陳言，意欲力挽狂瀾。“文革”初期，章遭批鬥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來接章到301醫院予以保護。章對劉少奇命運十分關註，致函毛、劉調解，要劉效廉頗藺相如故事向毛負荊請罪，以求團結***事，卒被殘酷現實打破。從此專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於1971年出版，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為期盼的是祖國海峽兩岸的和平統壹，為此，不顧92歲高齡只身前往香港為恢復同臺灣的聯系而奔忙，最終在香港病故，為海峽兩岸和平統壹大業作出最後的貢獻。 1973年，章士釗自請第四次赴港，欲與臺灣方面會談兩岸統壹事業，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歲。在京舉行追悼會時，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均到會行禮致哀。
求學生涯
在英國留學時期的章士釗(1881-1973)，其父章錦曾在鄉裏為裏正，後業中醫。章士釗幼讀私塾，非常勤奮。1901年，離家赴武昌，寄讀於兩湖書院，在此認識了黃興。次年3月考入南京陸師學堂。 1903年4月，拒俄運動發生，上海各學校學生罷課，章士釗不顧學堂總辦俞明震勸阻，率陸師同學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組織的軍事民教育會，任軍理教習。 1905年春，入日本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顧過去，認為自己“才短力脆”，連累了同事，感到內疚，壹改革命救國為求學救國，乃發憤力學。1907年，赴英留學。 1909年4月，他與同盟會員吳弱男在倫敦結婚，婚後入愛丁堡大學學政治經濟兼攻邏輯學。留英期間，他常為國內報刊撰稿，介紹西歐各派政治學說，於立憲政治尤多發揮，對當時中國政壇很有影響。
調和立國
調和立國論是章士釗思想成熟的標誌，也是1910—1919年間其思想言論的基本線索。這亦可說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總結。1962年，年過八旬的章士釗說：“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許。”這麽冷靜的反思，他早在民國初年就開始了。
1911年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後，章士釗即攜眷返國，因視同盟會不合西方政黨標準，主張“毀（舊）黨造（新）黨說”，以施行政黨內閣制，遭同盟會員反對，被斥為“保皇黨”。章憤而辭職，應袁世凱之邀北上。袁贈巨宅，委以北京大學校長，未就。及宋教仁被刺，章逃離北京。奉孫中山命，聯岑春煊反袁，任討袁軍秘書長。事敗亡命日本，創辦《甲寅》，倡言革新，反對專制，但反對暴力激進手段。批評革命黨有“好同惡異”之弊，力主調和精神。 因言論不見容於國民黨人，他便掛冠而去；但立即另辦壹個《獨立周報》，繼續履行輿論監督職責。國民黨重要領袖宋教仁被暗殺，他明知無望，卻堅決與黃興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凱。失敗後，逃亡日本，給了他冷靜總結和反思的極好時機。在參與國民黨重要政治派別歐事研究會活動的同時，在自己創辦和主編的《甲寅》雜誌上，他提出和系統論述了“調和立國”論。這個理論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也嚴肅地批評了以孫文為代表的激進主義錯誤，鼓吹建立以調和、寬容為基礎的多元互動的社會運行機制。 章士釗沒有停留在現象層次。他指出，中外歷史壹再證明，走向極端，拒絕調和，必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民國初年，以批判態度觀察政局發展的中國人為數不少，但能聯系世界歷史全局反復思考的卻不多見。針對這樣的現實，章氏認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應以調和立國論為指導，作出相應的轉變。他清醒地看到，空談化同迎異，不能真正確立這樣的風氣和社會運行機制。關鍵要培養對抗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
回歸傳統
進入20年代， 章士釗的思想起了巨大變化。引人註目的是他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章士釗已為文學和道德領域破舊立新深感憂慮。他說：“今人講新文學，頗采報端之見，揮斥壹切舊者，欲從文學上劃出壹新紀元，號之曰新。愚謂所見太狹，且亦決不可能。”“今之社會道德，舊者破壞，新者未立，頗呈青黃不接之觀……人心世道之憂。莫切於此。”因此，他認為：“新機不可滯，舊德亦不可忘，挹彼註此，逐漸改善，新舊相銜，斯成調和。”本來強調橫向寬容的調和，轉而註重縱向新舊融合。隨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更趨堅決。 1921年10月歸來後，章士釗態度大變。以反對直線發展觀為藉口，他斷言：“所謂文明野蠻，不過循環蟬遞”。“新舊並無壹定之界限，何者為新，何者為舊，很難於斷定……新舊是循環的，昔日以為新者，今日或視為舊，甲地以為舊者，乙地或反視為新。”“故思想之進化，亦是循環的，並無新舊之不同。”於是，新文化運動全都是無事生非，有害無益。白話文在他看來更是“文詞鄙俚，國家未滅，文字先亡”！簡直是奇災大禍。其惡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謹厚者菑然喪其所守，父無以教子，兄無以詔弟，以言教化，乃全陷於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壹大恐慌也。”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壹個“農國”論，幾乎全盤否定了自己過去的社會政治理念。這是壹個非常完整的反對現代化的理論。其要點是：中國壹貫以農立國，必須堅持這個傳統。拋棄壹切與工商立國相關聯的追求與制度。在政治領域，壹反前期的主張，不要總統、國會、政黨等等與工商國有關的壹切制度。 他壹再撰文，反復演講，說民初以來政局混亂，戰禍連綿，都是走錯了路，把不切中國國情的制度搬到中國。“吾國禍亂相尋，自辛亥迄今十二年無寧日者，徒以大選無方，奸雄竊發已耳。不去選事，亂無由已……西土現制之有裨於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國會，斷乎無復自存之值。”選舉、總統、國會、政黨……通通不要。“壹言以蔽之，吾為農國，不能妄采工業國之制度。” 1923年10月，曹錕賄選大總統事發生，章在上海《新聞報》上發表文章痛斥賄投票議員之無恥，並連續撰文抨擊代議制。1924年，段祺瑞上臺。章主張毀棄約法及國會之主張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從章建議，以“臨時執政”之名兼任總統與總理之職，委章為司法總長。次年4月，再派章士釗兼教育總長。章受命後，即宣稱要整頓學風，宣布大學統壹考試，合並北京八所大學，引起教育界進步人士及青年學生的反對。1926年4月，執政府垮臺，章出走天津，繼續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該刊強調反對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反對“歐化”，引得罵聲壹片，但章我行我素。
娶妻吳弱男
章士釗24歲時，結識了19歲的吳弱男。吳弱男，生於1887年，小章士釗6歲，是“清末四公子”之壹的吳保初的女兒，名門名媛，第壹位東渡日本後去歐洲的婦女運動先驅，當時
為孫中山英文秘書，4年後，於1909年兩人在英國倫敦結為夫妻，第二年29歲時有了大兒子章可，30歲的時候回國為同盟會工作（章士釗從婚後就時來運轉），其後到43歲前經歷辦報、赴日、反袁、任教、旅歐等諸多事宜。1973年4月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7歲。生前，被周總理禮為辛亥革命老人，尊稱其為“吳先生”。在章士釗的妻妾中，只有前妻吳弱男留下子嗣，章可、章用、章因。三個兒子中，二男章用（1919年-1939年）生於英國蘇格蘭，在香港病逝，中國近代數學家。長子章可活到1983年。
納妾奚翠貞
1919年，章士釗在上海時，經黃金榮介紹結識了壹個青樓女子奚翠貞，瞞著吳夫人暗中交往，到1924年後，43歲的章在北京當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後兼教育總長的時候，公開與奚同住。吳夫人是早期革命的新式女子，自然容不得章納妾，吵鬧之後於1929年斷然分居（時年她44歲，章48歲），攜三個兒子（二兒子是季羨林同學，二三子都在抗戰時去世，沒有成家）去往歐洲，到1937年歐戰才回來。1936年，章士釗在上海當律師時接了壹筆官司，壹個賣昂貴康克令金筆的女營業員（據說有報紙專門報道過其艷名，也算當時壹超女），和壹個追求她的大家公子生了壹個女兒，不料大家公子早有婚配，其父要兒子與其斷絕關系，女營業員為此找到了章士釗律師打官司。官司以公子（到底是誰沒有定論，有人說可能是陳調元的公子）出了5萬元了事，大人壹拍兩散，女兒倒是個麻煩。恰好章士釗的小妾奚夫人沒有生育，於就抱養了過來。這個孩子那時8個月大，後來章士釗為其取名章含之。
納妾殷德珍
1941年章士釗結識了杜月笙給推薦的壹個戲子，60歲的章士釗就又納了壹個26
歲的小妾——三夫人殷德珍，也無生育，後收養壹女章眉？1945年秋天回上海，章士釗另買了房子，與殷夫人同住。奚夫人就頗受冷落了。章含之的回憶也是見父親的時候不多，也沒什麽感情。到了1949年，68歲的章士釗老人到了北京和談，期間和殷夫人取道香港（殷從此被留在香港），後轉投毛澤東，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大典。11月的時候，把奚夫人、大兒子章可和14歲的章含之都接到了北京。